再过两天就是除夕，妈妈到医院来捉拿我。我不回去。“你爸从牛棚放出来过年了！”妈不敢大声，又使着劲，所以挤眉弄眼的。我说我要守着朱阿姨。有这么多的人要来掀朱阿姨的被子，守还守不住，怎么可以走开呢？妈说：“已经五天了，她不会好转来了！”我说我不能把朱阿姨留给那些眼睛，那些眼睛原先是不配看朱阿姨的脸的。妈看着我又脏又倔犟的脸，过了好一阵说：“朱阿姨好转来，回到戏台上照样出名，才不会记得你呢！”等朱阿姨醒来，头一句话我要跟她讲的，就是：“千万别回戏台了。”妈决定不跟我啰唆，上来扯起我就走。她那冷冷的、软和的雪花膏气味让我感到好亲、好亲。我回头看一眼朱阿姨，她还在脏棉被下很惨很惨地躺着。我突然双手抱紧我妈的手，全世界只有这只带雪花膏气味的手是干净的。被这只手拉着是安全的、幸运的。我牵着妈的手回到了家。爸成了个老农民，直眉愣眼地把下巴颏放在桌沿上，喝稀饭。他和妈问我什么我都不响。看守了朱阿姨五天五夜，我已变成个更不响的人了。我一口一口往嘴里吸滚烫的稀饭，刚出芽的门牙给稀饭烫得发痛。我只想去跟一个人讲话。韦志远。他不在那个板凳上坐着了，不知去了哪里。一个磨剪子镪菜刀的河南人东唱一声西唱一声地走进大门。大年夜一过我就回到医院。朱阿姨的床空了，氧气瓶还斜躺在那里。曾经在她身体里有进有出的一堆管子乱七八糟地扔在床上，输液架上吊着的大小瓶子中都剩些药水，一个气泡也不冒了，成了死水。我撞开护士值班室的门。这回是个年轻护士，也在打毛线，两根眉毛向额头上挑着，揪着眼皮，不然眼皮无论如何是要合到一块了。我问她朱阿姨去了哪里。她眼一大，又小回去。手上针脚一点不错地告诉我：除夕医院人手少，病员也都准许回家过年了，不晓得谁乘机跑来，把朱依锦的氧气管拔了，把所有的管子、针头全拔了。“那朱阿姨呢？”我脑子轰隆隆响，自己讲话自己也听不清。“死了呗。”我瞪着眼看着护士。“那还不死？”护士伸个懒腰。“谁拔的？”我半天才问。“我怎么会晓得？哎，你把门关上！这点暖气还不够你往外放！……看着我做什么？告诉你她死了嘛！”朱阿姨死了。我沿着空荡荡的走廊往楼梯走。一个人也没有，一个观众也没有了。真的是散了戏。我觉得我很瞌睡。清早我去找韦志远。那个板凳还是空着。我踩着死竹叶穿过死竹林，去敲他那猪圈宿舍的门。韦志远把门从里面拴住，敲得我手指骨头都快碎了，门才开条缝。门缝里是韦志远和平鸽一样的脸，斗鸡眼不看我，看我的背后。我跟他说有人把朱阿姨害死了。他说他知道了。他不像一清早刚爬起床的人带一股臭烘烘的暖气。他冰冷地清醒。我说外面好冷，我要进去。他说你不能进去。我说我一定要进去，他说你走开。我说我非进去不可，他说你给我滚蛋。门关上了。我突然感觉韦志远的屋里不只他一人。我跑到后面窗户，窗户糊了报纸。一看，报纸是昨天的！拾废纸的小老头把废纸垛子堆在墙边，我把它们摞起来，爬上去。我现在是站在窗台上了。伸手可以够到瓦缝里吊着的一束灰尘结的黑絮。窗子顶上有一条缝是报纸没能遮住的。我踮起脚把眼睛够到那条缝上。屋顶四周堆满了书，全是赤膊书，没有封皮。韦志远蹲在屋中央，把一本书一页一页撕下，填进小火炉里。我眼睛向屋的各个角落搜索，屋里的确只有他一个人。我还感觉什么地方肯定有另一个人。这时我看到了他的床。床也是冰冷地清醒，床中央有块皱巴巴的绿色。我认出来了：那是朱阿姨的手帕。朱阿姨一身给剥得净光，只有头发上系着这块手绢，一直系着，一定是她在吞安眠药前能想到的唯一的打扮。韦志远始终没抬头来发现我。他就那样安安静静，一页页地把书塞进炉子。我跳下废纸的垛子，沿着黄白黄白的死去的竹林往回走。死竹叶在我脚下响得好急。快出竹林子，我回头，看见韦志远屋顶的铁皮烟囱里飞出灰白的纸灰，有些片儿大，有些片儿小，在灰白的天空里不断翻身。年过后，韦志远辞职回乡下去了。我有时会坐到他那个板凳上，学他的样光看人的脚。我成了个更不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