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还得从楼的形状说起。若不是因为它的奇特形状，穗子不会看见许多她不该看见的事物，比如女人打男人，男人搂保姆，狗吃油画颜料，等等。然而下面这个故事和上面介绍的三种景观并不搭界，只不过也是穗子和她的同龄伙伴借楼的形状看来的。楼是“凹”字形，四层，南面十二个窗子和北面的十二个窗子对称，东边，也就是凹字的底座，每层楼都是装有镂花铁栏杆的长廊，沿着长廊的十二间屋，门扉也全朝着凹字中间的天井。像是一座监狱的建筑设计，便于所有人交叉监视，天井留给警卫巡逻。楼建于1958年。到1999年拆的时候，还能看见楼檐下一圈剥蚀了的“三面红旗”浮雕，当时全省（也包括外省）的作家、画家、音乐家陆续迁入弥漫着新漆和鲜石膏味的楼内，都觉得这楼的设计有点不妙，但没人说穿，其实它多像一座艺术家的集中营。新政权在那时已发现这些人太不省事，以这方式可以圈起他们来统一管理。当然，这都是穗子在1999年看看那个凹字形废墟悟到的。四层楼顶上，有个凹字形状的大平台，艺术家们在这里做煤饼，晾被单，晒红薯干或高粱米或蛀虫的挂面。孩子们在这里“跳房”，“攻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们最享受的娱乐是在天黑之后爬上平台的水泥护栏，观看每个窗子里上映的戏剧。平台护栏高一米六，只有两个巴掌的宽度，爬上去再悬着两腿坐在四层楼高的天井边沿上，必得足够野蛮，足够亡命。当然，上映的戏剧都是极短的片段，有时只是惊鸿一瞥。将它们连缀成连续剧，还得靠想象、推理。最主要的，要靠幕后的跟踪考察。也就是说，穗子和伙伴们冒着坠楼危险看到的，仅仅是端倪，不管画面有多触目惊心。故事开始了艺术家协会大院里的人都记得小顾嫁进来那天。那是1961年的秋天，穿一身粉红的小顾从杨麦的自行车货架上跳下来，手里抱一只面口袋。人们已经在这场后来被称做“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中磨尖了目光，一看就知道小顾面口袋里装的是花生仁，并且颗粒肥壮，珠圆玉润，绝不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按定量付高价买的走油的或干瘪的。小顾脸蛋也是粉红的，这在一群饿得发绿的艺术家看来，她简直就是从鲁本斯画里走下来的。当晚小顾和杨麦举行婚礼，三十多斤炒得黑糊糊的花生米摊在会议室长条桌上。所有的大人孩子都吃成一张花脸两只黑手。公共厕所一连几天都是花生油气味。大家都说杨麦走运，几幅年画就换来一个百货大楼的小顾。所有人都看出其实是小顾玩了命换来了杨麦。杨麦三十岁，画的年画已经家喻户晓。除了画画，杨麦还会写打油诗，写独幕剧，小提琴也会拉几下。假如不是营养不良，杨麦也有杨麦的俊气，眉是眉，眼是眼，就是胡子长得不好，该毛的地方一律秃，喉结周围却是一丛曲卷的黑须。婚礼上小顾照实介绍了两人的恋爱过程。小顾老实，说是她先爱上杨麦的。她在柜台上跟人争吵，杨麦向着她，那人威胁要告小顾的状，杨麦愿意作证，留了姓名、地址。小顾一见杨麦的名字，就开始用工夫了。小顾说一句，脸转向杨麦，一大朵牡丹花笑容朝杨麦盛开，杨麦眉心微微一蹿，喉结上的黑须一抖，但眼睛还是甜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