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小时后，女孩们仍坐在原地，看着小顾一步一登楼地回来了，手上的大小纸包都被网兜勒出一些破损，毛料衣、高跟鞋也旧了一成。没一个人说话，一律瞪大眼睛从上到下地端详她，端详得小顾也伸手去摸头发，掸衣服。小顾把那盒“大白兔”往她们面前一放，面孔的肌肤出现了下垂线条。她们一下子看见了二十年后的小顾。第二天她们给省军管会打电话。和小顾相处多年，她们学小顾的口音简直可以骗过小顾自己。接通黄代表后，最年长的女孩用小顾那土气十足的京腔说：“我在家歇病假，你有空来一趟吧。”黄代表急着打听她得了什么病。“不舒坦得很。”年长的女孩把“舒坦”两个字咬得好极了，活脱一个无病呻吟的本地酱园店千金。半小时后，黄代表也大包小包地来了。小顾正在给红枣去核，见了黄代表脱口就说：“你作死啊，跑这儿来干什么？”黄代表看着白里透红的小顾：“你没病啊？”小顾向门口使劲摆手：“你先走，你先走！我跟上就来！”两人又是前后隔着半里路来到包河公园。黄代表把小顾一搂，小顾说：“作死了，军衣还穿着。”黄代表没作野外约会的准备，因此军衣里面只穿件衬衫，眼下也顾不得冷了，三把两把脱下来。小顾前两天憋的火这时可以好好地烧了。她又是跺脚又是擂腿，说黄代表不要她和杨麦过了，起坏心要毁她名声。黄代表当了几十年兵，特别欠女色，因此一个漂亮的小顾给他多少苦头吃，他也只有吞咽。他低声下气问小顾，假如他有半点坏心，能把一个现行反革命的杨麦变成报社的秘密红人吗？小顾一想，对呀，没有他哪有她和杨麦的今天，哪有一个温柔体贴，对小顾感恩戴德的杨麦？她不做声了，任他把手伸上来。小顾心里说：你摸吧，你从杨麦那里偷走一点，我也让你赔回来。小顾把两个孩子从娘家接了回来。这也是她和凹字形楼里的女人学来的习惯，在孩子们可以上街打酱油的年龄把他们领回来，归自己使唤。小顾和杨麦的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六岁，正是打酱油、做煤饼、排队买豆腐、退酒瓶卖破烂的好年纪。这个时候他们尚未学油，因此特别认真负责，也不会在账上做手脚。星期天废品收购站的三轮车蹬进天井。所有孩子抱着破烂排成长队。那帮女孩见小顾两个孩子矮一头地挤在队伍里，便相互咬咬耳朵，把他们俩的破烂接过来，塞了几个硬币给他们。小哥儿俩知道他们的破烂不值那么多硬币，飞快回到家里，一面大声嚷着：“妈，妈！我们家还有破鞋吗？”小顾和杨麦正在午睡，听两个孩子喊了一楼梯一走廊的“破鞋”，光脚跳下地，冲到门口，拎住大儿子的耳朵拖进屋，一耳掴子打出去。杨麦对孩子一向无所谓，但见不得他们哭。从床上坐起来就骂：“小顾你不是他们妈，是吧？怎么这样打？”两个儿子仗了父亲的势，哭得宰小猪一样。小顾上去又是一通乱拳乱脚。杨麦精瘦地插在孩子和小顾之间，肝虚肾虚地直喘气，手逮住小顾的腕子。他问她两个孩子犯了什么过错。大儿子指着窗外，半天才从哭声中摒出一句话：“姐姐把我家破鞋子都买去了！”小儿子补充道：“姐姐问我们还有没有军用破鞋！”“啪！”小儿子脸上也挨一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