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舟唱完了，停了片刻，又唱起来。但还是那个调子。他知道这是同一首歌。这次，他听出了其中的一句，因为那一句有“黄河”这个词，他听出来了，原来是“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摇篮”这个词他也懂。这使他一霎时联想到婴儿，联想到母亲，联想到温暖的褪褓，联想到家庭，联想到传宗接代，联想到繁衍和生长……原来，中华民族就在黄河这个摇篮里长大的！真有意思！于是，这句唱词刹那间使他像受到电击一般，全身麻木而又颤抖起来，他觉得他的喉咙被阻塞了，但又有一股酸性的流质从阻塞部位向上涌，冲到两腮，冲到鼻孔，冲到眼底。并且，也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在黄河的流水中，在黄河的河岸上，在黄河的草滩上，在黄河之滨的田野上，在幼年、少年、青年，直到如今的中年所经历的一切，一切与黄河有关的回忆，全部获得了一种崭新的意义。

他说不清这种意义是什么，却被这种意义所激动。这种意义在他来说不是抽象的，而是和他的全部经历与感受融为一体的，因而他备感亲切。

“唱得多好！这家伙，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抹了抹自己的眼睛，“好”就概括了他所想、所说的一切！

太阳更升高了一些。尤小舟不唱了，又表现得嗒然若失，转过身，开始垂着脑袋往回走，他急忙爬起来，弯着腰，心里别别地跳着，带着一身露水往家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他害怕尤小舟走上土坡会发现他在跟踪。

吃早饭的时候，他三叔来了。

“这家伙在河沿干了些啥？”

他装着狼吞虎咽地扒拉着调和饭——一种米和面做的汤饭，嘴里咝咝地响，好像被辣椒辣着了一般。他无法对魏老汉说清楚。他不能光说两个字：“唱歌。”谁也不能理解他今晨的感受。简单的回答只能是对这种感受的亵渎。他要把这种感受深深地埋在心底。

“没啥。随他去吧。”

“啊？”他三叔狐疑地看了看他。

“嗯。这家伙，你给他宰只鸡吃吧。这家伙太瘦了，能干得动活？”

“嘿嘿，我给他宰了好几只哩。”魏老汉狡黠地眨眨眼睛，“要不人家怎么当县长呢，真大方，光吃点脯子肉，便宜了娃娃……”

然而，正当他准备和尤小舟亲近亲近，贺立德又让县上的小通讯员捎来了一张条子，说是要尤小舟到省上集中，把尤小舟领走了。

那是个雨天，细密的、如雾一般的秋雨好像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在割了庄稼的田野上四面八方飘洒，忽上忽下，疏一阵紧一阵。褐色的土地泡得软乎乎的，玉米茬子被洗得发白。他把尤小舟和小通讯员送到桥头。这里是魏家桥大队通向县城的路口。他把铺盖交给尤小舟的时候，尤小舟伸出一只湿漉漉的手捏着他的胳膊。雨水模糊的镜片后面的眼光很深沉。

“老魏同志，这一个月来，我看了，你是我们农村党员里的一个很好的同志，你要记住，时时刻刻不要忘了人民。‘人民’，不在书本、本子上，不在报纸上，就在你的周围，就是你的乡亲。要保护好他们……”

走了几步，尤小舟又回过头来，颠了颠背上的行李，用黯然神伤的眼睛扫了一遍雨雾苍茫的田野，说：

“老魏同志，你要做好精神准备。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过的困难，恐怕就要来了。”

他这个人从不在人面前表现软弱的感情。他沉着脸站在桥头，一句话也没有说，看着尤小舟和小通讯员小心翼翼地走过路口那片积水的泥泞，消失在蒙蒙的雨雾中……直到尤小舟又被当做靶子的时候。

尤小舟走了，但是尤小舟的话留了下来。“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句歌词，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并且，和老一辈人说的书和集上唱的大戏一样，在某个关键时刻会给予他一种不可改变的影响。这当然是不自觉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

三

夜色正悄悄地湮没田野，湮没草滩，遮住了远方深蓝色的群山，抹去了天边的地平线。不知不觉的，天上这儿那儿就出现了闪闪烁烁的星星。星星又像会下子儿，越繁衍越密，一会儿就在头顶上撤下一大片。道路已经模糊不清了，只有风带来一阵阵湿润的空气和微弱的汩汩声，说明驴车还靠着河沿。

呱哒、呱哒、呱哒……驴蹄声均匀而单调，像县委墙上那面挂钟的砣砣在摇摆。真的，时光飞逝，岁月如流，这一切过去了多少年啊，但现时想起来还跟昨天一样。

这时，他又返回来想起贺立德。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跟尤小舟和贺立德有了私人情谊，都是从他们倒霉的时候开始的……

一九六六年，先是从北京来了一帮“红卫兵”、“丫停丫停”的，在县城刷了好些大标语。有一股子还跑到魏家桥的黄河边来，叽哩哇啦地挤在一张羊皮筏子上。告诉他们危险，他们不听，还手舞足蹈地叫唤“浪遏飞舟”。结果，筏子让他们弄翻了，一个小尕子没爬到岸上来，四五十个庄户人往下游寻了三四十里都没寻见尸首，其余的才水淋淋地逃了回去。以后，又说是中央下来了多少多少号文件，县城机关、学校、工厂的人刷地一下子都成了“革命造反派”。这些“造反派”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去揪已经调到地区去的贺立德。

批斗贺立德那一天，他作为魏家桥大队的代表，也应召前往参加了。批斗大会设在县委前面的大广场上，黑鸦鸦的一大片，总有几千人，正是报上常说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批斗之前，“造反派”的宣传队先演节目。一群穿绿军装的男男女女上了台，个个浓描艳抹，竖眉立目，一会儿站成一排，倏地又人踩人地叠起罗汉，舞着拳头，扯开嗓子大喊：

革命的你就站过来！

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

滚他妈的蛋！

罢他妈的官！

杀！杀！杀！

嗤！这是啥节目？还不如过去集上耍皮影子唱的好听哩！他坐在台下，无趣地伸起脖子环顾了一下四周，蓦然，往昔的情景突地在他意识中跳跃出来：这个广场，他是太熟悉了。小时候，他经常赶着毛驴来赶集。天还没有亮，怀里揣着妈妈昨晚上烙的馍馍，把杂毛织的褡裢朝驴背上一甩，颠呀颠地一阵小跑，三十多里路，到集上也就刚出太阳。那时候，广场上当然没有铺柏油和水泥，被人踏车碾成粉未的黄尘和牲口粪，厚厚地积了一层。光脚丫子在上面走，又凉爽又软和。清晨，嗅着洒上露水的尘土和牲口粪便的清凉气息，简直沁人肺腑……

批斗大会会场西面，现在县上最大的一所中学的旧址，在当时是集上最高的建筑——一座用土坯砌成的洋教堂。他听过那里面老唱“天主爱我，我爱天主……”洋教堂上有个尖尖的小塔，塔里面有口小铜钟。要是逢集那天正是礼拜，你听吧，那口钟就丁儿当儿地晃荡起来，隔七八里路都能听见，惊得家鸽子和野老鸹成群成群地扑腾扑腾乱飞。中学前面的操场，是过去洋教堂的花园。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西红柿。那藤条上垂下的又红又大的洋果果子，曾使他多少次流连忘返。啊，那是什么年月！人经的事情少，见的世面少，人也就那么单纯朴实。

批斗大会的台子下面，正是当年姜麻子开的包子铺，带卖羊杂碎汤。这是那时县上最高级的食堂。铺子前面老是飘出如雾的蒸气，香味四溢，集上几乎所有的狗都集中在这里。

“嗬，刚出笼的热包子咧！一咬一嘴油……咋的？小兄弟，来一盘吧？”那时候，卖吃食不论斤两。

他摸摸怀里的烙饼，咽下一口口水。老爹死得早，光阴就靠他这个少年人维持，他已经懂得算计了。

“来碗杂碎汤吧。”

“好——一咧！”

姜麻子真舍得放作料。热腾腾的杂碎汤上浮着厚厚的一层辣椒油，再撤一撮香菜，有红有绿，看着就叫人嘴馋。杂碎汤沾烙饼，吃得满头冒热汗。后来，姜麻子看他大小也是个顶门户的掌柜的——黄河边上，地广人稀，许多贫农也有自己的土地——干脆给他立了个折子。那种红皮折子，现在已经失传了，就和台上宣传队的手风琴一样，一拉好长，合起来像本小红书。吃一碗杂碎汤，在上面记上一笔，庄稼熟了以后再结账……

可是，现在，姜麻子也低着脑袋站在一大帮等着上台给贺立德陪绑的牛鬼蛇神中间。原先老剃得光光的青皮头顶上，枯焦的乱发像经了霜的三棱草。挂在脖子上代替那肮脏的羊皮围裙的，是一块写着“反动资本家”的大牌子，他知道姜麻子的包子铺里，伙计自来就是姜麻子的老婆儿女。咋成了资本家呢？

他再扭过脖子看看县委大院，更是感慨万端。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领悟到什么是荣誉感。他曾胸脯上别着红布条条，展直腰板在这过去是镇公所的大门进进出出。正因为它是过去的镇公所，他才真正体会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在地方军阀统治时代，黄灌区的农民吃穿倒能勉强凑合，就是征兵、派粮、闹匪受不了，从他能赶毛驴来赶集的年岁起，每年都得被拽来受一次“国民兵训练”。后来，干脆把他征了兵，穿上了二尺半。来镇公所集中的那一天，小脚的寡妇妈骑在毛驴上，由弟弟陪着，哭哭啼啼地一定要跟着来送他。到了集上，还在如今盖了县医院的小照相馆照了张相。妈说，照个相，人的霉影影子就脱在纸上了，人就能转运，忍痛花了五升米的价钱。现在那张发黄的相片还挂在一长溜形形色色的奖状中间。相片前面，是一盆白不滋拉的叫不上名字的花，人背后挂着黑不溜秋的布单子；母子三人都耷拉着八字眉，哭丧着脸，呆若木鸡，真是一副倒霉相。

但是，霉影影子虽然脱在纸片片上了，人却没转运。他披了两年黄皮，因为木马、单杠、石锁耍得好，各项操练一学就会，眼看要补上个班长时，弟弟却得了绞肠痧，请神婆子下了一晚上大神，没救过来，一命呜呼了。

他跑去请假，又叫刚从“中央步校”受训回来的连长半文半白地勉了一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勘乱未果，何以顾家？”他一气之下，半夜趁站岗的机会闯进连部，一把把连长从床上拽下来，先用袜子堵上嘴，一边揍一边骂：“驴日的，我叫你养兵！驴日的，我叫你养兵！……”直到小白脸连长断了气，才知道闯了祸，扔下枪跑回老家。

当然，家里是待不住的。第二天凌晨，魏德富划着羊皮筏子送他过了黄河，逃到了蒙古地的大草原，投到山西人开的羊柜上当了个羊把式。和游牧的蒙古人打了两年交道，家乡解放了，他终于回了家。这时，才知道老妈已经死了，全靠乡亲们照顾给埋在庄子西边的高岗上，家里的房子物什也靠乡亲们保存下来。人出过远门，遭过难，才知乡土亲。从此他就一心一意给乡亲们办起了公事，走到“官面”上来了。

也就在这时，也就在这个集上，他第一次见到贺立德。那时县委大院还没修起来，贺立德笑眯眯地站在镇公所门口的高台阶上，迎接他们这些贫农代表。他激动地握着贺立德软绵绵的手，曾把对共产党的感情全部倾注在这个政委身上。

贺立德那时可精神啦。国字脸放着红光，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高颧骨，大腮帮，还留着城里人那种偏分头。贺立德给他们作报告，讲党课，三句话离不开个“老实说”，还有一句话他永远也没有搞懂，叫“铁的逻辑”……可是，现在……

贺立德在浪翻雷鸣的口号声中被押上台来，他瞪起细长的鹰眼，惊得闭住了气。要不是这个人胸前的大牌子上有“贺立德”三个字，他根本认不出来了：偏分头剃成了阴阳头，两颊深陷，面色灰白，上面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淤血斑。“造反派”把他的胳膊向后一扭，往上一抬，他龇牙咧嘴的，整个面孔可怕地拧成一团。

接着，事先准备好的“造反派”拿着稿子上台来揭发贺立德的“三反罪行”。首先提到的是六○年的“双打”。

“糟了！”他不由自主地偷偷看了看两边的人，低下了脑袋。“要提‘双打’，我也跑不了。”

幸好，发言的“造反派”掀过一页稿纸，“双打”也就算揭过去了。随后就是数落贺立德的历史。说贺立德年轻的时候在西安参加过三青团，说他是胡宗南派到延安来的特务，要不，为啥家里开着中药铺，放着少东家不当，要跑到山沟沟里去住窑洞？这些，他却听得津津有味。

折腾到中午，批斗告一段落。散了会，全县“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司令吴尚荣——一个修造厂的工人，特地在人群里找着他，拉他到“司令部”去吃中饭。

“走吧，老魏，我还要跟你谈谈哩。”吴尚荣也穿一身绿军装，胳膊上的红袖箍有半尺宽，胸前戴着一个有碗口大的像章，喉咙沙哑地说，“你是全县农民里头有影响的人物，咱们工人干部正要得到贫下中农的支持哩。”

“嗐！咱们农民有啥力量，一个个都是榆木脑袋。”他听着不是找自己算“双打”的账，于是装作傻乎乎的样子。

“你看你，农民也要关心国家大事嘛。”吴尚荣却很严肃认真，“现时党里出现了修正主义，咱们工人农民不关心，谁关心？走、走，咱们边吃边谈。”

“人家是官，势力好大哩，咱们小百姓关心顶啥用？别闹得草人人儿放火——自身难保！”他果真变成颗榆木脑袋，站在原地不动。

“哎呀！……唉，也难怪，住在乡下，又受了好多年蒙蔽。”吴尚荣并不责怪他无知，仿佛挺可怜他似地开导说，“他们搞修正主义，咱们就起来造反呀。毛主席早说过了，‘造反有理’，谁不知道你在旧社会里都敢造反，是个天生下来的造反派？走、走、走……”

这话不假。他把小白脸连长捶死以后，国民党省政府和师管区四处张榜通缉他，反而使他在这一带成了传奇式的英雄。

“还反啥哩，过去的事，马尾穿豆腐，不能提啦……”他心不在焉地嘟哝着，眼睛却瞄着吴尚荣的身后：这时，两个造反派正押着贺立德站在县中学厕所门口。厕所里显然在赶人，人们一个个提着裤子往外跑。他脑子一转，赶紧捂着肚子。“好吧。我这两天肚子闹病，先去一下，等会儿我到司令部——不是工办大楼吗？找你去。”

说完，他甩下“革造联”的大司令吴尚荣，弯着腰向厕所急急忙忙地跑去。在门口站岗的“造反派”看他是刚才跟他们的司令谈得很亲热的老乡，把他放进去了。

唉，十七年前，在镇公所的高台阶上和贺立德握手的时候，他想炸脑袋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到这种肮脏的地方来找贺立德。

“老贺……”

他在贺立德旁边的坑上蹲了一会儿，听外面没有动静，轻轻地招呼了一声。过去，他喊贺立德“贺政委”、“贺县长”、“贺书记”、“贺主任”，而这一声“老贺”，就把全部过程轻轻抹掉了，他一下子和“县长”、“政委”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来了。

“啊、啊……你还敢……”

贺立德根本没想到他在现在会用这种亲热的口吻招呼自己，他进来时连看也不敢看他一眼。听到他一声“老贺”，贺立德的眼泪不由得扑扑地往下滴答。

“老贺，唉！啧……”

他不善于表达细腻的感情，这一“唉”、一“啧”，已经显示了他的全部心情了。

“老贺，这个，你先拿去花着。”他从棉裤口袋里掏出准备来县上顺便给娃娃买布的十块钱。“你让人押着，一定很不方便，需要啥，我以后想办法给你送来。”他知道贺立德的爱人早几年死在县医院，没人给贺立德送东西。

“哎呀！这，太，太……他们把我从宿舍里拖出来，什么也没带，连烟……这，太……”贺立德赶紧用手背抹去眼泪，接过钱慌忙揣进棉袄里边的口袋。

这又是想炸脑袋也想不到的事；贺立德为了十块钱竟会对他如此感激涕零。一股怒火从他这个剽悍的汉子胸中蹿上来，他咬牙切齿地说：

“他妈的！我看这帮家伙，纯粹是反革命！”

“嘘——”贺立德却吓得一哆嗦，探出脖子向厕所门外惊惶地望了望。“哎呀！这话是错误的呀，千万不敢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