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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打瞌睡。跑长途，我最怕旁边的人睡觉。瞌睡，是会传染的。

你抽根烟吧。不会？拿笔杆子的怎么不会抽烟？我可是抽烟的。在大城市，司机开车的时候不许抽烟，在咱们这儿可以随便。不然，一个人坐在驾驶室里就太憋闷了。这儿不像咱们“口里”，一出车，千把里不见村庄，不见人烟，跑着跑着，眼皮子就不由自主地要耷拉下来。

你看，两边尽是卵石滩。这就叫戈壁。你大概原来想像戈壁是一片黄沙吧，其实不一定，这儿一望无际的尽是这种脑袋大、拳头大的鹅卵石。过了戈壁，前面就进山了。这儿的天山，也不是你在电影里看见的那样。这一段，全是光秃秃的石头，像铁打的一般。我们要顺着干沟进山。干沟，你听听这名字！这条沟不但没有水，连你的眼泪很还没流出眼眶都会一下子蒸发了；那儿没有草、没有树，连小鸟跟蚂蚁也没有，和月球上一模一样。一会儿你就看见了。在那里面开半天车，怎么能叫人不瞌睡？

你在全国跑了不少地方吧？可是你不到新疆，就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大。维吾尔族人常说，在新疆、要饭的都得骑头毛驴，不然他在这个村要了吃的，还没走到那个村就饿死了。这当然说的是旧社会，可这话真形象。

我开车，爱带个人。有时候，我遇到路边靠两条腿赶路的人，总要把车速放慢一点，看看他想不想搭车。你着，在这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上，前面是气象森严的大山，两边是云层很低的天，要是看见一个孤孤单单的人在这种路上吭哧吭哧地走，心里不知怎么就会又怜惜他，又敬佩他。我们坐在车上不觉得，在地上，你就会知道，这么长的路，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拽过来是什么滋味。

带个人在我身边，他不孤单了，我也不孤单了、我们开长途货车的，跟机器打交道的时候多，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少。在路上，跟熟人错车的时候，也是还没等笑一笑、车就唰地一下子过去了。机器呢，还不如牲口。我小时候在老家赶过驴车，毛驴尽管犟，可是个牲灵，闷起来你还可以跟它聊一会儿。它吧搭吧搭耳朵，好像还挺懂人话似的。汽车不是个活物——它要活了，你可麻烦了——跟它待的时间一久，人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寂寞无聊。所以咱们开车的到了站，下了车、都爱说说笑笑，骂骂咧咧。他哪是要骂人呢，他是要练习着说话哩。人是应该跟人待在一起的。

前几年，咱们车队来了个队长，严厉禁止咱们司机带人。说什么在朝鲜战场上，美帝国主义派来好些南朝鲜的女特务，尽装成“阿妈妮”来搭志愿军的车，上了车，就把司机捅了。这是啥时候的事！我一听腻味：咱们有些官，总爱把战争年代的事拿到和平环境里来吓唬人。这样的官还不一定上过战场，打过仗，吃过苦的人都知道疼借人。果不其然，后来他老收人家的烟酒给人拉私货，上面把他撤掉了。

你别看让人搭车是件小事。他招呼，你停下，他上来，就这一眨眼的功夫，他的心里就会想：咱们国家还是好人多哇！你呢，一看见他那副笑脸，心里也会暖乎乎的，开车也有劲了，人也不困了。我倒不是个爱聊天的人，只要旁边有个人我就觉得不孤单了。今天是遇着你，我的话才多了点。我爱跟知识分子打交道。

我是怎么到新疆来的？那说来话长了。其实呢，我也应该算是回乡知识青年。听我口音，你可以知道我是河南人。我在老家的县上念到了初中毕业。那时候，我的理想可多啦。在电影上看到解放军想当解放军，看到了医生想当医生，看了一本，就想当作家。反正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想到将来要开一辈子车。初三那一年，我在墙报上写了一首诗，有这么两句：

我的理想像天上的一片繁星，

在我的头顶上闪耀。

还不错？你别笑话我。不过那时我才十七岁，老师也说，一个农村娃娃能有这样的才情，将来一定有出息。

谁知道，到了六〇年，家里困难了，爹妈连饭也吃不饱，我这个“有出息的农村娃娃”也不愿念书了，干脆回家养老人吧。可是，回到家，三个人捆在一起挨饿，爹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老两口哭在一块堆，跟我说：“娃，你走吧，到外面寻个活路吧。念了九年书，哪儿找不到一碗饭吃？”咱们河南人生活能力最强，自古以来，走州串县、闯荡江湖的，数咱们河南人多。但凡老家有个天灾人祸，脚一跺，就往外省跑了。这时候，有个乡亲从新疆给我家邮信来说：新疆好，新疆不但能找上工作，还能吃上饱饭。新疆，我还有印象，“我们新疆好地方呀”这个歌我在学校就学过。这样，我就决定到新疆来了。

当时，户口控制得很严，村头路口，到处刷着抓流窜犯的标语，要离开老家，就跟去做贼娃子一样。我们等了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摸出门。我爹把我送了十里路，走出公社的地界，再也走不动了，趷蹴在路旁边光喘气。我从包袱里掏出我妈悄悄地包上的两块玉米面饼子，又悄悄地塞到他怀里。“爹，你回吧。”我说，“我认识路，我带着地图来着。到了那儿，找到了工作，就给您邮钱回来。”

年轻人不恋家，尽管饿着肚子，翅膀还挺硬，总想扑腾扑腾往外飞。那时候，我连一滴眼泪也没有，一心以为有个远大的前程在等着我，一点也体会不到爹妈那时是什么心情。这种心情，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体会才越来越深。可是，现在要我回想我爹、我妈最后跟我说的是句什么话，他们最后的模样是啥，全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爹趷蹴在路边的那团黑影。过去，在夜里开车，孤孤单单地一个人，我跟前老出现这团黑影，就在车灯前面的公路旁边趷蹴着。那团黑影像通行证一样粘在挡风玻璃上，车开到哪儿跟到哪儿，你别想抹掉它。

有时候，我也自己原谅自己，想到那天晚上要是我妈送我，娘儿俩兴许会在路边说些亲热话。我爹是个不吭声的庄稼人，我又是个不爱说话的小伙子，儿子跟爹总没跟妈亲……唉，就这样，爹妈养了我十八年，最后分手的时候，我竟连一句亲热的话都投给爹妈撂下……

好了，往下说吧！

我就这么到新疆来的。那年，火车刚通到尾亚。尾亚哪有现在这么气派，当时只有十来间破旧的土坯房房，盖在一片黄沙滩上。土坯房房周围搭着帐篷，跟豪古人开‘那达慕”大会一样，一座连着一座，里三层外三层。尾亚是终点站，来新疆的人全涌在这里，汽车虽然不停地往西送，可火车又不停地从“口里”往这儿拉，走了穿红的，来了穿绿的，男男女女，挤来挤去，这片帐篷中间经常有几千人。把白皑皑的雪踩得乌七八糟的。

来的是些什么人呢？有正式调干来的，有毕业分配来的，有随厂内迁来的，而多数却是那时候要抓的所谓“流窜犯”，就是后来所说的“盲流”。眼下呢，咱们这些人都有好听的称呼了，叫“自愿支边人员”。这也算是平反吧。老实告诉你，新疆现在建设得这样好，这些“盲流”或说是“自愿支边人员”可起了大作用啦。现在，我就知道好些这样跑来的人当了模范，立了功，受了奖；有的搞了发明创造，成了专家、工程师，还有在生产建设兵团当到团一级领导的。

咱们这些“盲流”是见面熟，刚凑到一块儿，就像认识了半辈子似的，三句话两句话就把各人知道的情况交流了。那些帐篷，原来都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各师团和各单位、工厂派驻尾亚的招工处。招工的对象当然就是我这样没有职业的“盲流”。那时候，尾亚像个大自由市场，那个热闹劲儿，跟上海的南京路差不多。这儿喊：“喂，喂！到我们这儿来呀！我们这儿工资高、口粮多，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啦！”那儿叫：“喂，喂！来咱们这儿吧！咱们这儿的牛奶当水喝，一个苹果有你脑袋大，错过这机会可没后悔药给你吃呀！”还有嚷嚷的更绝：“喂，喂！不吃肉的土鳖别到咱们这儿来呀！住上大楼头晕的土包子别到咱们这儿来呀！嫌钞票扎手的冤大头别到咱们这儿来呀！”好像一到他们那儿，就能吃上大肉，住上高楼，成把成把的人民币往口袋里揣似的。

在火车上，我还担心没有证明不好找工作。到了尾亚，老“盲流”告诉我，没有公社的迁移证，有选民证也行；没有选民证，拿封新疆哪个亲戚朋友给你的信也可以。最不济的单位，就是那些喊得最响、说得天花乱坠的招工处，那都是招到最苦的地方去干最重的体力活的。那些招工处，只要看人不缺胳膊断腿，眼睛鼻子也全，“海麦斯”（海发斯，维吾尔语，统统、全部的意思。）收下，什么证明不证明的！

这老“盲流”有四十多岁，身上披一件像挂着猪板油一样的烂棉袄。他自己说他精通医道，想找个对口的专业，才没有轻易跑到那叫唤的招工处登记。我看他有点文化，就掏出我的初中毕业证书给他看。他眼睛一亮，说“你这可是个宝贝。就凭你这个，起码也得让你当个科员。你别到那喊叫的招工处去。”他指给我一个帐篷，叫我到那儿去找工作。

那个帐篷前面果然清静，门口的篷布上贴着一张白纸，写着“新疆文教厅尾亚办事处”几个墨笔字。办事员也斯斯文文的，跟那些大喊大叫、满嘴唾沫横飞的人不一样。帐篷里升着一个大汽油桶改装成的炉子，放着一张没上漆的白木条凳，坐着一排前来找工作的人。负责登记的干部是个胖子，坐在也是没上漆的办公桌后面。那时候，长得胖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所以他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实，到这儿找工作的人也不全有证明。要是没有证明，胖子就进行口试。提的问题是根据来人自己的文化程度临时定的，什么“世界上有几大洲、几大洋”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啦，“元素周期表是谁发明的”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什么意思”啦，等等。我听听，我都能答得上来。这胖子是陕西人，挺有学问，人也和气。挨着我的时候，我把毕业证书递了上去。胖子一看很高兴，光问了我老家有什么人，什么时候来的，有谁跟我一起来的，马上就在登记薄上写了我的名字，叫我明天一早到这儿来集合，坐汽车上乌鲁木齐去。

从帐篷里出来，我那个兴奋就别提了。我张开翅膀，在尾亚这一大片帐篷中间自由地飞呀飞的。科员当然更好，教员也不错，苏联有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我在中学里看了两遍，还挺受感动的。那时候，因为电影里的这个教师是女的，所以和自己的理想没挂上号，现在，生活一下子给我揭示了这样的前途，我才想起来，原来我的理想一直是当教师。我想像到我老了，也和那个女教师一样，白发苍苍，戴着眼镜，周围围了一群科学家、作家、军官，这些全是我教过的学生……

正在我一边飞翔，一边胡思乱想的时候，碰上了两个姑娘。这两个姑娘岁数跟我差不多，穿着打扮也带着那么点学生味儿，两个人扎了四条小辫子。他们在我跟老“盲流”聊天的时候就注意上我了，这时候就过来搭讪。原来她们也是河南人老家跟我们公社相距不到一百公里，这一听口音就听出来。姑娘问我找到工作了吗，我说找到了，还挺好，喜不自禁地把经过都告诉了她们，还吹牛说，那胖子很看得起我，连考都没有考。她们却发愁说她们找不到好工作，干体力活又干不动，怕还没干两下子就倒在工地上。这是实话，我看她们黄皮寡瘦的哪有现在十八、九岁的姑娘这样光采，我就随口说了句：那你们也到那个帐篷去试试看，当个小教员吧。

这天，我在土坯房的客店里落了脚。这客店也不知是公家开的还是维吾尔私人开的：两溜大炕，中间一堵直冒凉气的火墙，被子枕头全没有，还要三块钱一晚上。就这，还得靠你的力气像瓶塞儿一样死命往里挤。我好不容易往下蹭到炕面上，才摸到炕面上还铺着毡子。开店的总算有点良心。

在客店里，我才知道，有人换了好几次工作了，到处碰运气，哪儿待遇好就往哪儿跑。那些老“盲流”蹲在炕头上，背靠着火墙一面抽莫合烟，一面绘声绘色地聊他们的经历。听他们的口气，全新疆没有他们没去过的地方。记者同志，我告诉你，那时候的新疆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和我们“口里”那种走一步也得开三张路条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跟你说的这些，别说你在电影里没见过，恐怕你想像都想像不到。你们是从家门到学校门，从学校门到机关门，习惯了循规蹈矩的一套的。我再跟你说，新疆原来是中国落后的地方，而这三十年变化这么大，是跟这种开放的劳动政策分不开的。要是新疆那时候也和“口里”一样，把寻活路的人都当成“流窜犯”，光认纸条条不认人才，那么，现在好些地方还是戈璧滩哩！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想，头天去得给人个好印象，从今天起我就是教师啦，于是花了三毛钱，买了一小蓝边碗凉水擦了擦脸。待我跑到那帐篷，被招去的人已经一个个扳着车帮子往车上爬了。胖子在车旁边拿着本本子点数，可是，一见我，竟沉下脸发开了脾气。“去去去！”他说，“看你样子挺老实，原来也搞邪门歪道。这儿不要你，你上别处去吧！”

“咋啦？”我吃了一惊，“我咋啦……”

“咋啦？”他学着我的口音。“一个年轻人，带着两个姑娘四处乱跑，像啥样子？你们是啥关系？昨天问你，你还说你是一个人来的哩。一点不老实！”

我分辩说：“那两个姑娘不是我带来的。不信，你考考我好了。”

“还考什么？”他生气地一甩手，“都说是初中毕业生，可问个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知道，还把高尔基当成中国人。简直是瞎胡闹！”

知识分子都有个拗劲儿，那胖子脾气更拗。兴许是那两个姑娘拿我的牌子骗了他，把他惹火了，这会儿非一头撞在南墙上，怎么说都拉不回来。

车开动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沙上地上。胖子还从驾驶室里钻出半拉身子，巴掌拍着车门朝我喊“小伙子，当教师，老实正派是头一条。不正派，你有多大的学问都不行！”

白高兴了一场，当老师的美梦破灭了，那些科学家、作家、军官都从我身边跑掉了，胖子也跑掉了，车轮打起烂泥溅到我身上。我垂头丧气地转过身，却看见那两个姑娘正在一座帐篷旁边怯生生地望着我哩。

“你们是咋搞的！你看，都是你们……”我把一肚子怨气发在她们身上。

两个姑娘挤在一块堆，低着脑袋说：“咱们没办法，……咱们小学还没毕业，胖子要考我们，我们说不用考了，我们眼你是同学，一块儿初中毕了业，是你带着咱们上这儿来的。后来，没想到……”

我看她们眼泪汪汪的样子，知道她们也知错了。人掉在水里的时候，连根稻草也要抓一下，她们决不是有意坑害我。我再没说啥，拔起腿就朝那大喊大叫的帐篷走。

“喂，喂，”姑娘叫住我。“干脆，你带上咱们俩吧。咱们都是老乡，你又是个好人，你到哪儿咱俩也到哪儿。”

我说，“不行。再是个好人，人家看我年纪轻轻的带着两个姑娘也犯疑心，你们没瞧见刚刚那个胖子朝我喊，这不就是个例子？”

“那咋办呢？”姑娘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咱们钱也花完了，这儿没一个熟人，回又回不去”

我一看她们掉下眼泪，心里又不落忍了，好歹是老乡哩。我说：“好了，你们别哭了。在没找到工作的时候，咱们仨就在一块儿吧，我还有几件衣服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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