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是晚上八点钟开的。到了半夜，我也不知道是几点钟的时候我的表、钱和抄的诗词都被没收了，坐在我外边的那个“维吾尔族人”上了厕所。坐在我里边的那个“迷糊”正靠着窗子打吨，而火车却突然在一个车站停下了。这时，就好像有一只手在我背后猛击了一掌似的，脑子里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计划，就立即站起来跨到甬道上，随着下车的旅客移动起脚步。走到厕所门，我略停了停，瞅了瞅厕所门上那块“有人”的铜牌。可是，身后一个旅客提的箱子猛地撞在我小腿上，我不由得就被推下了车刚一下车，车门就砰地一声关上了。那个提箱子的旅客扬长而去，我却还站在门发呆。车慢慢地开动了，我乘坐的那排座位的窗经过我身边，我还看见两个人影正在里面慌慌张张地指手划脚。但是车仍然无情地往前开，而且越开越快，离我越来越远，把我和那个黑森森的皮包系在一起的那条无形的绳索也越扯越长，最后，“崩”的一声，被扯断了。

这样，我就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

这是一个冷清的小站，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清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站牌在黯淡的灯光下，而电线杆下面正站着两个佩袖章的民兵。月台上有几簇人躺在各自的行李上，有的在默默抽烟，有的在低声聊天，听他们音像是内蒙古一带的人。我不知道那两个“哥儿们”回去怎样交的差，我只知道从离开他们身边的那一刹那开始，我不但是“反革命”，而且又成了逃犯”，如果再被他们抓住，那就罪上加罪了。于是，我转过身来悄悄地朝月台对面走去，跨过儿道铁轨，转过一个高高的水塔，隐没在一片阴影当中。我向前摸索着走了几十米，才发现这里没有人守卫的原因。原来我前面拉着一道长长的编得很密的铁丝网。铁丝网外面是黑黝黝的田野，在朦胧的月光下还能看见纵横的沟渠。即使我能钻过铁丝，也会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迷失方向。我不得不退回来，在水塔的阴影里坐在一根枕木上考虑我面临的处境。

莎士比亚说，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这话并不对。照我看，一个离开了集体，失去了队伍的人才是真正的弱者。我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几十万人一起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号时，觉得自己有翻天覆地的力量，但当作为一个逃犯躲在这堆枕木中间的时候，却深深地感到孤独与恐惧。远方响着火车悠长凄凉的汽笛，像深夜里荒村的狗吠一样，使我这个有家不能归的逃亡者产生了无穷的思乡之念和感到前途茫茫的惶惑。同时，还因为刚从颠簸的列车上下来，身体内部自然地有要求补偿消耗的欲望，我在一刹那间想到家里那张舒适的小单人床，想到食物丰盛的小厨房，就感觉到一种难熬的饥饿，肚子咕咕地响起来。当然，家写到我那时的境地，可以用很美丽的词藻把我形容为“急剧转动的车轮上甩出的一颗小小的砂砾”，或是“随风飘荡而偶然落在此处的一粒草籽”，其实都是废话，砂砾可以不吃不喝，草籽甚至还能从泥土中吸取营养，而我这样大的人，每天至少需要三千大卡的热量和八小时睡眠。这个极其简单的低能物理问题，对于我这个毫无独立生活经验的人来说是完全无法解决的。我说过，我并不是英雄，只有在集体中才有一点英雄气概，在那时，坦率地说，我甚至还像马克思引用《圣经》上传说的那些从埃及逃出来的犹太人一样，惋惜起埃及的肉锅来。

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列长长的货车噗哧噗哧地开进车站，车头慢慢地停在我身后的水塔旁边。我灵机一动，马上站起身来，弯肴腰沿着路基朝列车尾部走去。灯光是从月台方向照过来的。这边是长长的暗影，只在车厢与车厢连接的空隙中有一节节微弱的光。前面都是敞车，有的装着巨大的圆木，有的黑糊糊的不知装的是什么，在末尾才是所谓的“闷罐子车”有两节车门敞开的，我选了一节门开小些的车厢，一耸身爬了上去。

车厢里弥漫着马粪尿的臭气，地板上有些干草，这显然是用来装运牲的车厢。我趴在草上谙听了一会儿，只是在车厢的一角有点可疑的窸窣声。我断定前面没有人发现我，就大胆地向草厚的一边爬去，倒在一堆乱草上。不久，车开动了。由于一个月囚禁生活的折磨和紧张后的松驰，我还没把那两个“哥儿们”可能采取的措施估计出来，就很快地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像一片羽毛一样在天安站广场上飘来辑去。后来，我越升越高，升到半空中，看见远方的旷野上有一列火车像兔子一样跳着。同时，我又觉得在天外有一对眼睛在固执地盯着我，打量着我，使我脸上的皮肤也微微发痒。我下意识地感到这是一个便衣的眼睛，于是惊醒了。

车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门外透进灰色的晨光，空气潮湿而阴冷。我略微抬起头，从干草的缝隙中审视四周。在没有干草的地方集着一堆马粪，而车厢里并没有马。我的目光从对面顺着铁壁扫到我的侧面，忽然，发现了一个女人的面孔！

“你好！睡醒了？”这个女人带着和善的笑容对我打招呼。她就坐在离我不远的一堆草上。

“睡醒了，你好！”我故作镇定地回答。这种带书卷气的客套话，我还没有从年轻人嘴里听到过。这种客套话，也使我和这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有礼貌的、友好的气氛中。这个女人年龄不会比我大，可以说还是个姑娘。她面色白净，五官端正，也许是脸庞瘦削的原因，显得鼻子略大一些；她一对眼睛黑白分明，睫毛很长，在睫毛下闪着不知是机敏还是嘲讽的眼光。她披着一件显然不属于她的男式黑呢大衣，头上围着墨绿色的头巾，头巾下露出一绺黑亮的头发，有点俏皮地搭在饱满的前额上。

“车到哪里了？”

“不知道。这是条岔道，看不见站牌。你要到哪里去？”

“我吗？我准备到……”我不知怎么回答，只好洗脸那样用手搓着脸。

“你是干什么的？”

“我吗？我是个工人。”我仍然像猫儿一样地洗着脸，但从手指缝中看到她嘲讽的微笑和一白而整齐的牙齿。

“要嗽嗽吗？我这里有水。”

“不用了，谢谢你……”

正在这时，车厢外突然有说话的声音，我停止了猫儿似的动作，像警犬似的一跃而起，侧身靠在门边。几个人越来越近，但经过车门并没有朝里张望就径直过去了。我松了气，等人走远了，就用力拉起那扇门来。

“关不上，不用白费劲，我昨晚上就试过了。我要关上了，你还进不来呢！”她在我身后冷冷地说，并且从草堆里掏出一个装得满满的人造提包和一个白塑料壶。

“来吧，吃点吧！白天你放心，一般是不查车的，当心的是晚上。”

“我不饿，谢谢你。”我心神不安地回到原来坐的铺草上。我想，这个年轻女人一定从我刚才的紧张劲儿上看出点什么了。

“美国有黑人，日本有贱民，印度有首陀罗，中国有黑八类，哦！现在又加上了臭老九。你是属于哪一类”她吟诗般地说着。随着句子的节奏，从提包里一个一个地拿出几个馒头和一塑料袋咸菜。

“我吗我叹了气，“也许哪一类都沾点边，也许一类都不是。”

“吃吧？”她扔给我一个馒头广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馒头是白面的，可是干得难以下咽。

“哈……啧啧，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她像小伙子一样抱着塑料壶喝了一大水，用手背擦着嘴。“你喝吗？给！”她把壶递给我。她的动作老练而潇洒，音调低沉而婉转。

吃了她的馒头，喝了她的水，我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

“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盘起两腿，两手抱着脑后靠在车厢上，问道。

“我是个吉普赛人，你就叫我卡门好了。”她嘻嘻地笑道。

“卡门，奇怪的名字！”

“看过梅里美的《卡门》么？我就是！”她有点油腔滑调，但是并不轻佻老实告诉你吧，我是个不坏的坏人，或者说是个不好的好人;过去我很好，现在有点坏。你呢？你好像不是个坏人。”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个坏人”

“我会看相。”

“哪里学的？”我噗哧笑了出来。

“哼！火车站，汽车站。干我这一行就得经常观察人。这个人是好说话还是不好说话，是有出门经验的老油条还是没有经验的雏儿……总之，不但要会看相，还得会点心理学哩！”

“那么你是干哪一行的？”

“你看，“她从提包里拿出一包用牛皮纸包着的刻刀，“我有时候给人刻字，同志，请把钢笔给我用一下，我马上就在上面刻上一句毛主席诗词什么的：同志，请给两毛钱。出门人谁也不在乎两毛钱。尽管直朝我瞪眼，可我把钱挣了。有时候……你看，“她又拿出一个讲义夹，里面是用复写纸描的花样，有凤凰、有鸳鸯、牡丹，画得还不俗气，“这是哄农村来的老太太的，可是她们真喜欢。她们喜欢，我要钱，这有什么？当然，有时候我也干点坏事，顺手牵羊……”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表现着天真的坦率。

“为什么要顺手牵羊呢”我用责备的气问。

“不干这个没办法呀”她满不在乎地撇撇嘴。她嘴唇丰满，轮廓分明，和她的眼睛一样，是善于表达感情的。“那么你干么要怕别人，躲躲闪闪的呢？”她反问道。

这时，汽笛猛地吼叫起来，同时，前方传来一节节车厢挂钩的碰撞声。很快地，我们这节车厢也摇晃了一下。车缓缓地开动了。

“谢天谢地，总算走了。停了大概有两个多钟头。”她倒像一个急于赶路的旅客似的，急急忙忙把东西收拾进提包。车开快了以后，她抱了些草铺在门，脱下大衣铺在草上。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卡几学生服，衣服很合身。显出了她健美的身材。

“来这里坐吧，“她叫我，“透些新鲜空气。”

天大亮了，但是并没有阳光。广阔的草原在我们面前像一个巨大的圆盘缓缓地转动。草原的尽头，是在灰白的云雾中断断续续地露出的群山。草原上不时有土百灵飞来飞去。我们还看见几只奔跑的野兔，有一只还回过头来望着火车，并且站立起来，像一个小老头儿一样用前爪梳理自己的胡须。

“多美呀！”她忽然咯咯地笑道。这是我听见她的第一句没有嘲讽意味和油腔滑调的话。我侧过头，看见她正带着欣喜的微笑望着无边的原野。她的眼角、她的睫毛、她的发鬓、她微微张开的轮廓分明的嘴和嘴角上稚气的笑意，都使我难以把她与“顺手牵羊”联系起来。

云越聚越浓，连绵的群山全都隐去了。草原先是闪耀出一片亮光，接着就阴沉下去。景色单调而无生氕。车厢摇晃，车轮隆隆，我感到烦闷而忧郁这奔驰的列车究竟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她大概是看累了，缩回身子顺势躺在大衣上，用手撑着头，仍恋恋不舍地望着门外，赞叹地说：“看到这样的大自然，人也就不想死了“为什么想死呢”因为无聊，我随便拾起她的话。

“我并不想死。我要死早死了，像我姐姐那样。”她翻过身，趴在草上，两手托着下颌凝视着我，“你大概没有受过什么苦吧？”“不错，我没受过什么苦，最苦就算这次了。”我又不无自豪地说不过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做了好事，可他们偏偏说我做的是坏事，把我抓了起来。我逃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

“这个我懂。”她那被手托着的颌骨一张一合，点了点头他们总是这样，原来我好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我，说我坏；现在我坏了，他们倒又放了我，随便我到处跑。你说怪不怪？”停了一会儿，她又问：“你是什么成分”

“我成分很好，世世代代都是工人。我也是工人。”

“成分就是成分，有什么好跟不好。”她不以为然地皱了皱鼻子，“说到世世代代，那么咱们的祖先都是猿猴！”接着，她又摆了摆腰肢，故作骄傲地说我家可是地主成分。”

“你爸爸还在吗”

“不在，我们老家闹地震的前一年就死了。我原来跟着我姐姐生活。我姐姐是民校的教师，原先还是个模范教师哩，可文化大革命闹得厉害的那一年，他们把我姐姐撤了，……”

“为什么撤了呢”

她对我翻了一眼，好像嫌我无知似的：“为什么撤了？道理很简单，他们说共产党要给他们一台缝纫机，他们就会感恩不尽，像我们这号人就永远不会感激共产党。他们要夺文教大权。”她用鼻子冷笑了一声，翻起身来，把头巾解开，拆散辫子，从衣兜里拿出一把缺齿的木梳梳起头发。“他们心里想，在我们这号人眼里，什么国家呀，理想呀，都不抵一台缝纫机值钱。可是反过来问他们，要是共产党没有给你缝纫机，你感谢不感谢共产党、毛主席？”

“你问了吗？”我感兴趣地问。

“问了！我不像我姐姐！”她嘴上衔着发卡，说起话来像是咬牙切齿地结果我被游了街。十五岁的初中学生挂着坚持反动立场的牌子游街，全县都轰动了哩”

她灵巧的手指很快就编好两根整齐的辫子，掸了掸衣裳。她脸色虽然有点苍白，倒也容光焕发，在她眼睛里甚至有着妩媚的神采。

“你姐姐呢？”

“死了。她原先的对像要人党，跟她提出退婚，她就跳了井。照给她定的罪来说是自绝于革命。”她低下头，捋去木梳上的残发，叹了气真傻”

“结果你就出来了？”

“不，还有一大段过程哩。”她抬起头，勉强地一笑，用平板的音调，好像是在谈别人的事那样说道，“后来我到石家庄姑妈那里去。姑爹是出版社的编辑，就是你说的，出身很好。我一辈子就在那里过了段好生活，看了好多封、资、修的书。可是好景不长，七〇年他们给下放到湖北去了，当然还是受我姑妈出身的牵连。我只好回到队上劳动。半饥半饱地过了一年，我也就成人了。有一天夜里，他们那个头头叫我去大队部，说要给我个别教育，原来他是没安好心，我打了他一个嘴巴就跑了出来。我给他在村子里到处宣传。原先那个大队书记倒是个好人，那时正靠边站着哩，他给我烙了几张饼，叫我到县上告状。可谁料想县里把我的检举材料正转到那个头头手里，叫他处理。这闹得我连村子也回不去了。大队说我是搞阶级报复，要把我关起来。我没法，只好去北京上访，但是没人管我这档事，我就这么流落下来了。”

“那你怎么干上……你这一行的呢？”我好奇地问。

“唉”她又像叹气又像笑地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像我们这样的人多着哩，都有个互相照应。人要吃饭，有什么办法你以后也会学会的。”

我听了一怔，不由得低下头考虑起自己的未来。我“以后也会学会的我将学会些什么呢？我叹息一声，躺在她半边大衣上，嘴里嚼着一根干草，品着干草与生活的苦味。

车开得很慢，但过去两个小站都没有停。又湿又冷的风从门外斜吹进来，在车厢里旋转着。她把车厢的一角收拾好，招呼我：“外面下雨了，过来吧。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病。”

这个简陋得近于凄惨的车厢的一角和一堆脏肮杂乱的干草，经她整理，居然变成了一个可以容身的窝。我开始觉得她是一个很不错的旅伴，爬到她旁边问：“你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以后又怎么办？”

“哪有什么目的地，走到哪儿算哪儿！以后吗？还不和过去一样。”她把黑呢大衣盖在我们两人的腿上，一边整理提包里的东西，一边说广我刚从筒子里放出来的。筒子要关天安门的反革命，就把我们这号人放了。我说我不出去，你们给我解决问题，找个工作吧。他们说，玩蛋去！谁顾得上你们！现在他们尽顾抓天安门的嘖革命了。”

她那种既听天由命又人定胜天，既百无聊赖又自得其乐的随遇而安的神态，倒很能镇定人心。我说你真有意思！那么，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