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上的通讯员三天两头登登登跑到魏家桥来请他起驾回衙——虽说是块“狗肉”，但县革命政权缺了这个著名的贫下中农代表，的确不成“席”。他先是托病耍赖，后来越想越憋气，突然大发脾气：

“咋的？还想把他爹我也扣个‘彭德怀分子’，送进省上的大狱呀？休想！回去！跟你们那个王一‘兔’说，他爹我就是彭德怀！看他能把我咋的！哼哼，七品芝麻官，跟我一样，没一点文化水水子，我眼睛夹都不夹他！”

小通讯员怏怏地跑回去后，县上又传出了小道消息——而那时小道消息总比大道消息准确，说王一虎和“红革造”那帮人又要把他揪到县上去批斗。

鸡也飞了，蛋也打了。那边反戈击了“革造联”，这边又得罪了“红革造”。眼看水稻要分蘖了，急需县上拨的专用化肥。而这次，该“红革造”给他小鞋穿了。

“唉，革造革造，都他妈是虼蚤！”他懊丧地在大队办公室里转圈圈。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你尊敬的人，却总没有机会或是没有勇气去亲近他，你不尊敬的人，倒像和你结下了不解之缘，处处离不了他。他跟尤小舟与贺立德的关系，就是这样。

正在他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背黑人造革背包，穿一身绿军服的青年人来到魏家桥。

“您是魏天贵同志吧？”年轻人矜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打量名人的眼光好奇地打量他。

“唔。”他刚从水稻田里回来，带着两脚泥水，阴沉地瞥了来人一眼：这年月，年轻人都像下大神似的，中了邪气，这尕娃穿一身军装，可细皮白肉的，说起话来咬文嚼字，哪有一点军人的威武气派。他打心眼里觉得别扭。“找我干啥？”

“您认识贺立德同志签名的笔迹吗？”年轻人从办公桌对面把脸凑近他，用一副电影里常见的特务接头时的诡谲神态问。

他警觉地盯着年轻人，伸出手去：

“拿来。”

年轻人赶紧从怀里掏出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条，展开递到他面前，纸条只有二指宽，看来是准备随时吞进肚子里的。

他蹙着眉，一只眼睛瞪着纸条——其实他根本认不清是否贺立德的笔迹，另一只眼睛在窥视年轻人的神色——他不得不防王一虎使计：把他骗到县上，然后一把抓起来。直到他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贺立德派来的，才抬起头：

“说吧，啥事？”

“咦，”年轻人莫名其妙地指着纸条，“这上面不是写着吗？”

“我问你有啥事你就说啥事。”年轻人敢怒而不敢言地吮了吮嘴唇：“贺立德同志请您马上进一趟城。”

“好。”他霍地推开太师椅，把胳膊塞进袖管。“现在就走。”

“嗳……贺书记说‘马上’也不是现在。”年轻人不再矜持了，慌忙站起来，抖抖沾满尘土的军装，哭笑不得，“你看，这，我刚从班车上下来，再说，现在回城的班车也没了。”

“走着去！”他手一劈，斩钉截铁地说，“现在走，到县城刚好天黑，明天早上就到省城了。实话告诉你，白天我不能在县城露面。”

一晚上，细皮白肉的小尕子带着一身黄尘，背着盥洗用具跟他跑了近一百里路，把革命意志和革命干劲消磨殆尽。清晨进了省城，到一家早点铺吃了两碗酿皮，又领着他穿大街走小巷，才在一个很僻静的胡同里找到这地方。

这就是他今天去的住宅。但那时破旧得很，门口是垃圾站，正在烧大字报的废纸，烟雾缭绕，谁也想不到这里藏着龙、卧着虎。

“啊哈，老伙计，来来来！”

刚见面的一瞬间，贺立德首先给了他这样一个印象：八个月不见，这个人变了，变得平易近人而又机敏世故了——这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进了屋，贺立德亲热地攥着他的胳膊，把他轻轻地推到两个四十多岁的干部和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面前。“这就是我说的魏天贵。老实说，魏家桥大队是他水泼不进，针扎不透的独立王国——哈，你别介意，我可不是说你们那儿是‘北京市委’。玩笑，玩笑！——他那儿风景好，交通也便利，最主要的是绝对保险！”

两个神情疲惫的干部坐在条凳上，带着勉强的微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好像在估计他的保险系数。那个坐在床上的妇女却很活跃，手软软地一挥，又拃开中指，指着贺立德用外省口音笑道：

“听你前几天跟我说，我还以为他是个木头木脑的老农民哩，这不明明是个《打虎上山》的杨子荣嘛！”

“你看你，卫青，我什么时候说他是老农民啦？”贺立德穿一身整齐的蓝制服，脸刮得光光的，显得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和八个月前在厕所里时判若两人，笑盈盈地说，“我再老实跟你们说，他早就看出了‘革造联’那批人是纯粹的反革命。老实说，他比我们认识得都早。真是毛主席说得对：‘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那时候，这房子里的陈设也很简陋，好像是属于这位叫“卫青”的女人的。她端来茶，又从隔壁房里拿来一把脱了榫的椅子。在寒暄之间，他敏感地觉察到，这四个人一大早聚集在这屋里要办的头等大事就是等待他到来。他们等待他，他们欢迎他，这就说明他们需要他。他把大脑计算机开动一下，计算出他们相互需要的程度，大约还是一比一平。于是不卑不亢地对几个人笑笑，坐在说他是打虎英雄的妇女旁边。

“这样吧，”贺立德仍然站着，看了看表，“时间不多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别的事。我这就给你交代一下任务。你呢，今后不要公开参加任何活动，要隐蔽起来。你在魏家桥大队收拾出几间比较好的房子，专门接待我这儿给你送去的人。你要让他们吃好、住好——钱由省上‘红革造’出。最最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安全，必要的时候可以往河东转移，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到那帮牛鬼蛇神手里。懂不懂？”

四个人一齐紧张地望着他。他也挨个儿地看看他们的面孔，寻思了一下，微微点点头。

“好！”贺立德高兴地说，“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老实说，我这里给你送去的全是省地机关的领导，你可千万不要露出一点口风。当然，我知道，你是个谨慎人，才把这么重大的事情交给你。你要做好精神准备，这场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我呢，也给你派去一个联络员，帮助你接待这些被揪斗的领导同志……”

“谁？”他讨厌那个拖了他一晚上，现在在隔壁打鼾的鼻涕虫，不由得打断贺立德滔滔不绝的部署。

“喏，”贺立德笑着指指那个妇女，“刘卫青同志，原来叫刘玉青，商业局的干部，我们勇敢的女闯将。”

“刘卫青同志”仿佛要扑打贺立德似的，手抬起来朝空中一挥，又掉过头对他嫣然一笑。

“唔。”他也向刘卫青点点头，表示满意。“可……县上‘红革造’那边……”

“哦，哦，”贺立德以不屑一提的表情晃晃脑袋，“那方面你不必担心。我知道，你和老王之间有点误会，老实说，他跟你一样，也是个大老粗，可还是个好同志。你别在意。我们谈完以后，我给老王挂个长途。从此你不要在乎县上那帮人，以前怎么样今后还怎么样。不过，”说到这里，贺立德好像有点难于启齿，“你……舍不舍得那顶乌纱帽呢？老实说，你在县上挂个名，我总觉得还是太显眼。”

烂羊皮也能换麻糖！他立刻佯装出一副恋栈的表情，“啧、啧”地咂着嘴。

“啧，这，贺书记，你看……”

“别叫我‘贺书记’。”贺立德感情真挚地拍拍他的肩膀，“以后，就像那天那样，叫我‘老贺’，老实说，那天，我永远也忘不了——真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呀！”接着，又安慰他说，“我看，那个虚名就算了吧，好不好？以后，在别的方面多照顾照顾你们魏家桥，不是一样的么？”

为了加重他那张“烂羊皮”的砝码，他低下头半天不吱声，急得旁边四个人面面相觑。直到他觉着火候到了，才好像很委屈似地点点头。

当天下午，他赶回魏家桥，回来，可是堂堂正正坐的班车。刘卫青亲自送他到车站，给他买了票，又从窗口里递进来两个苹果，说是怕他路上渴。

在县城下了班车，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县委大院，找到挂着“生产指挥部”牌子的办公室。主管人员一看他进来了，还没等他张嘴，就从抽屉里拿出已经签好的提货单。他一看，拨的化肥要叫他愁仓库都装不下。王一虎大概反而觉得不好意思，没有跟他照面。

他按贺立德的要求，指挥社员收拾出三间像样的房子。两天以后，刘卫青就领着第一批领导干部来避难了。为了更严格地保密，来客的姓名职务都没有告诉他。不过，尽管这些人气色晦暗，惊悸不安，还是可以从他们的举止步态上看出都是些坐小卧卧车的人物，有的还很面熟，可能是过去在主席台上见过的。

刘卫青——刘玉青虽然已经不年轻了，但一对大眼睛还很活泼伶俐，老是露出明亮的牙齿吃吃地笑。栗黑色的头发学红卫兵的模样扎成两个小羊角辫；穿的绿军装显然经过自己精心剪裁，绷在丰满的身体上。

“你别看现在造反闹得欢，能反得了共产党的天下？”她一面从提包里往外掏东西，把象棋、扑克牌、水果糖摊了一桌子，一面跟他说，“我是造反派，可我比别人看得透：反不了共产党的天下，以后还得这些老干部掌权。老魏，我一看你就是个聪明人。咱们俩一样，都是小老百姓，我过去在西街站过柜台，可咱们并不比他们笨。你别看老贺这样的干部，那都是看文件看傻了，所以他老念叨你对他的开导。对着哩！现在你对这些老干部好，将来一定有你的好处。”

“哦，”他冷冷地笑道，“你还真会做买卖。”

“可不呗，”刘卫青又说，“说透了，这文化大革命就是场大买卖！”

九

下面，到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留恋而又是最伤心的时刻了。

头顶上，夜空浩渺无际，但只有一轮孤零零的月亮，星星都在它远处胆怯地闪烁着寂寞的微光，并且小心翼翼地向更远、更深的太空隐去。

崖底下有个漩涡，“嗬嗬”地唱着深不可知的咏叹调。有时候，河水又像老太婆悲恸时拍巴掌那样，一边抽泣一边叙述：“啪啪”、“啪啪”……这声音白天被别的嘈杂声所淹没，夜间却显得纯净而清晰。这声音使他飘然进入了如梦的境界。

月亮已偏向西山。驴车继续走在高坡上。驴背上，驮着一片忧郁而清冷的月光。他孤独的身影长长地拖在光秃秃的坡顶上，无精打采地颠簸着……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农村很快恢复了生机，老贺说的也对，搞了多少年集体化没有白搞。要不是集体，“黄毛鬼”的五个娃娃能养活大么？要不是集体，韩玉梅能直起腰板又正正经经做人么？那些年，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庄户人生活的改善首先反映在添丁进口上。庄子上，几乎家家门口都晾着五颜六色的尿布；“哇，哇——”差不多每铺炕头上都有落地不久的娃娃在嚎叫。每天上下午，在稻田里薅草薅到半截，你看吧，挺着衣襟上已经湿了一片的胸脯，或是甩打着像面口袋一样的大***的妇女，就纷纷爬上田埂，成群结队地往回跑，光脚丫子啪叽啪叽打着渠堤。

“大嫂，还不喂奶去呀？”

“走呀，我奶头子早胀得疼啦！”

“可不呗，娃娃也不知哭成啥样子啦！”

看她们那副骄傲的样子，如同一群平了番、抗了金回来的女将，从蹲在渠堤上的大队书记魏天贵面前昂首而过——虽说“读书人怕赶考，庄户上怕薅草”，可给娃娃喂奶，谁也管不着！

“妈的，你们这些懒婆娘，可得快去快回呀！”

“那咋的？也得让娃娃吃饱呀！”

更有那轻佻的说：

“要不，你书记也帮着咂两口呀！”

田野上、大路上、庄子上，到处洋溢着妇女的笑声。啊！那简直是黄金岁月。魏家桥大队合庄并点，家家翻盖了新房。一座座农舍列成排，庄子按几何图形规划了起来，集体化化到了庄户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现在你走进庄子，就可以看到崭新的黄泥墙在太阳下粲然发光，宅旁的林木高矮不等，却都郁郁葱葱。笔直的渠道排沟，呈井字形地围着庄子，从暮春到深秋，像颤动的琴弦一样始终淙淙地唱着欢快的歌。

庄户人从三年困难时期中的禁欲状态苏醒过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于是一下子掀起了一个婚配嫁娶的热潮。罗寡妇门前拥挤得不下于八十年代的婚姻介绍所，大田的活她也不干了，忙得脚跟打后脑勺子。当然，河滩上的这位凤凰——韩玉梅家里也少不了她的足迹。

一九六二年，魏家桥大队就拉上了电，当年，又买来了碾米磨面的机器。石头碾子石头磨的碾房，已经成了娃娃们乐不知返的游乐场。新的米面加工房建起来的那天，他就派韩玉梅专门负责。那是个又轻省又得利的活，一天光拉合个电闸，坏了有工人修理；机器旁边随便一扫，麸子、糠屑就够喂鸡养鸭的了。

魏家桥大队一共是十个生产队，沿着黄河边自南到北一字儿排开。他所在的生产队，也就是大队部所在的庄子排行第五，正在魏家桥大队领地的中央，是黄河沿通往县城的乡间土路的起点，当然也是这条乡间土路的终点。韩玉梅的加工房在庄子头上，现在也里外翻盖一新。房顶上，拉着好几条动力线，确有一股“现代化的气派”。黄泥墙上特别粉刷了一层白灰，在一片绿阴黄墙的掩映中更为耀眼夺目。好耍的学生娃娃，还用大排笔在上面浓涂重抹地刷上了一行儿童体的大字：

魏家桥粮食工厂　厂长韩玉梅同志！！！

在“同志”后面的三个大惊叹号，足以使任何刚到魏家桥来的客人肃然起敬。

他和韩玉梅没有再单独来往，但是，只要他听见那“粮食工厂”隆隆的机器声，心中总感到温暖和安慰，而且也和那马达的运转一样，全身洋溢着一种欢快的活力。要是哪一天加工房里悄无声息，他就会担心起来：莫不是病了吧？

韩玉梅在那连守了十年寡的寡妇都跃跃欲嫁的婚配热潮中，却使罗寡妇非常失望，任罗寡妇磨破了嘴皮子也矢志不嫁。那时候，指名要韩玉梅的人在罗寡妇手头能编成一个班：有精简回乡，手头有两个钱而又能自谋工作的工人，有靠倒腾胡萝卜土豆、发了“三年自然灾害”财的庄户人，有退了职、存着一笔退职费的干部，甚至还有一个戴着“右派”帽子、被打到公社卫生院来当医生的大学生。可韩玉梅不知怎么，老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样一直拖到六四年。

那一年，庄子上来了个河南木匠，是串村串户给人打家具的手艺人，一副流里流气的模样，可韩玉梅却看上他了，也没谈几天，就仓促草率地嫁给了这个叫宋天贵的小尕子……

啊，想到这里，他的心都揪了起来，尽管这一切过去多少年了，尽管这一切像那一丝游云一样，不知飘散到了何方……

头一年，他还没有听说他们夫妻俩的感情如何好或如何坏。庄户人，成了家就是过日子，生儿育女呗，只要没有三灾两病，就不算有什么波澜。第二年，渐渐有人向他反映——他是不缺耳报神的，说那个河南尕子有了钱就喝酒，在外面挣的钱不给韩玉梅，偷偷地从县上的邮局往老家寄，反过来又伸手向韩玉梅要钱。小尕子虽然不打老婆——一个外乡人，敢吗？可经常给韩玉梅气受，隔壁邻居有时在晚上听见她一个人痛哭流涕。

“呸！”对这些机密，他又想听又不想听。而庄子上那些长舌老婆子却好像故意要在他面前唠叨。他自己呢，只要一听“韩玉梅”三个字，又没出息地马上支起耳朵。后来，他去井台上挑水，有意识地观察了她一下，看到她肚子虽然鼓了出来，脸面却比过去苍白憔悴了……

终于，河南木匠和韩玉梅的家庭裂痕暴露了，并且一发即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