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一会收入账，何科长又问了几种种菜的技术，就有个买菜的小贩挑着筐子走上石坡来。张信向何科长说：“咱们到各处走走吧！老汉要去给人家称菜了！”说着就站起来。接着大家就都站起来。王兴老汉说：“副区长！你就陪着何科长游一游，要是还有要问我的事，等我把这个客打发走了再谈！”说罢就分头走开——张信同何科长游园，王兴老汉去卖菜，老梁仍回到柳树杈上去画画。

何科长对每一种菜都要走到近处看看。他一边看，一边称赞他们的种植技术：菜苗的间隔、距离匀整，菜架子的整齐统一，好像都是量着尺寸安排的；松软平整的地面上，不止干净得没有一苗草，仿佛连一苗茄子几片叶子都是有数目规定的。他问张信说：“他们组里几个人？”张信说：“连在河边撑船摆渡的两个人一共十二个人——摆渡也是他们的副业收入，不止渡买菜的。”何科长说：“说起地面来，一个人平均种不到二亩，种的也确实不多，可是要把地种成这个样子，就是种一亩也不太容易！一家人在院子里只种几盆花，也不见得像人家这块地里的东西抚弄得整齐、茂盛。怪不得人家十八亩地就要收入三千万！人家真把工夫用到了！”

他们欣赏着各种蔬菜的种植技术，已经走到玉生经营的二亩试验地边。这二亩地没有垄道，又分成两块：靠园的一块种着颜色、高低各不相同的六种谷子，往外面一点的一块，种的是一色狼尾谷。何科长问：“园里的水走不到这里吗？怎么连垄道也不打？”张信说：“他们的谷子都种在旱地里。他们怕水地的经验到了旱地不能用，所以故意不浇水。”接着他又把这二亩谷子试验的目的向何科长介绍说：“靠园的这块是试验谷种的。这地方的谷子的种类很多，这六种都是产量最大的，可是六种自己比起来究竟哪一种更合适些，大家的说法不统一。玉生说就把这六种谷子种成六小片，每片都只种一分地，上一样粪，留一样稠的苗，犁锄的遍数、时期都弄得一样了，看看哪一块收得多。靠边的这一块是一亩四分，是试验留苗稀密的。

去年省里推广密垄密植的经验，叫每亩地留一万二千苗，我们社里照那数目留下了，果然增了产。玉生说在咱们这地方留一万二千苗是不是最合适的还不知道。他说也可以试验一下，也可以分成好多小块，种同一种谷子、上一样粪、犁锄的遍数、时候也都弄一样了，只是把每一小块种成八寸垄、九寸垄、十寸垄，每分九百苗，一千苗、一千一、一千二、一千三、一千四都有，看哪块收得多。大家同意他试验二亩，所以就种了这二亩试验地。”何科长问谁给他出的主意，张信说是他自己想的。何科长说：“这个青年的脑筋真管用，好多地方暗合科学道理！以后可以派县农场的同志们帮他每年都作一点这种试验，慢慢就可以把哪一个谷种，最适宜种在什么土壤上、用什么肥料、留多少苗、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施哪一种追肥……都摸一下底。农业专家作试验也常要用这种办法，不过他们的知识和仪器都更精密一点罢了。”

他们看罢了试验地，便要往“政治组”去，临去向老王兴招手说：“王老人！你忙着吧！我们去了！”王兴老汉身边正围着三四担菜筐子等他称菜，顾不上来送他两个，只高举着秤杆子招呼他们说：“再见，再见！我顾不上送你们了！明天有工夫再来玩吧！”

十三老五园

张信领着何科长离了船头起菜园，通过了几块棉花地，就钻进了一丈多高高秆的玉蜀黍地中间的小路上。张信介绍说：“这也是‘政治组’种的地。”伸起手还探不着的玉蜀黍穗儿长得像一排一排的棒槌，有些过重的离开秆儿，好像横插在秆上，偶然有一两个早熟的已经倒垂下来。这些棒槌虽说和秆儿连接得很保险，可是在你不继续考虑这个关系的时候，总怕它会掉下来砸破你的头。他两个在走这一段路的时候，谁也不想多说话，只想早一点通过这个闷人的地方。

穿过了这段玉蜀黍地，便看见老五园。三里湾自古就向东西两边的山庄上卖菜，不过菜园子是汉奸刘老五家开的，就在这块地方。那时候，刘家用自己的威风，压着大家给他让一条卖菜的路，从船头起通到这里，贩菜的人和牲口每天踩踏着路旁的庄稼，大家也只好忍气吞声，直到刘老五犯了罪，这园被没收了分配给群众以后，才把这条路改小了。得地的人，都是些缺粮的小户，所以大家都不种菜而改种粮食，虽说后来在水井的两旁成立了两个互助组，又把辘轳换成水车，可是仍然不再种菜。在头一年（一九五一年）建社时候，井北边的一个组入了社，井南边的仍旧还是互助组。

何科长和张信快要走近这老五园的时候，正赶上这里的小休息。社里的“政治组”和井南边的互助组共同休息在井台附近。社里的组长就是前边提过的副村长张永清，互助组的组长是和王宝全打铁那个王申的孩子王接喜。两个组长好像正谈论着什么事，张永清拿着两柄镰刀不知道表演什么，引得大家大笑了一阵。有个老社员看见了何科长和张信，喊着说：“张信同志！你和何科长正赶上给我们修理机器。”张永清回头一看，见是何科长和张信来了，就弯腰拾起了两个谷穗子然后迎上去。

大家把何科长和张信让到井台的一角上坐下了。何科长问：“修理什么机器？”问得大家又笑起来，比刚才笑得更响亮，更长久。原来当他们两个人还没有走近这里的时候，张永清正介绍他在省里国营农场参观过的一架“康拜因”收割机割麦子。这事情他本来已经做过报告，可是大家想知道得更详细一点，所以要让他一个部分一个部分谈。这个机器一共有多少部分，哪一部分管做什么，连他自己也没有记住，所以只好表演。他说那家伙好像个小楼房，开过去一趟就能割四五耙宽，割下来就带到一层层的小屋子里去，把麦子打下来、扬簸得干干净净，装到接麦子的大汽车上……他正用两只手指指划划叙述着，接喜问他：“机器怎么会把四五耙宽的麦子捉住呢？”他说：“是用很长的一个轮子，跟咱们风车里的风轮一样，那轮上的板把上半截麦子打在个槽里……”说着便旋着两根镰柄在谷地做样子，可是一用力就把两个谷穗子打掉了。有人说“这部机器还得修理修理”，说得大家“轰隆”一声都笑起来。那个老社员请何科长和张信修理机器，就指的是这个机器。何科长和张信问明了原因，也随着他们笑了一阵。

张永清看着何科长便想起了糊涂涂老婆常有理。他想何科长既然住在他们家，常有理一定要告自己的状——因为自从他顶撞了常有理的几个月以来，每逢新到村里来一个干部，常有理就要告一次状，连看牲口的兽医来了她都向人家告。他试探着问何科长说：“你住的那一家的老太太向你告过状了没有？”还没等何科长回答，大家几乎是一齐说：“那还用问？”何科长说：“要不是她告状的话，我还不能一直睡到快吃饭才起来呢！”王接喜替张永清问：“告得一定很恶吧？”何科长说：“那老太太固然糊涂一点，可是张永清同志说话的态度恐怕也不太对头。”又向张永清说：“人家说你说过：‘在刀把地上开渠是一定得开的，不论你的思想通不通——通也得开，不通也得开！告状也没有用！我们一边开渠一边和你打官司！告到毛主席那里也挡不住！’这话如果是真的，那就难怪人家告你的状了！”何科长说到这里，别的人都看着张永清笑了。

张永清说：“这几句话我说过，可是她就没有说我们是不是也向她说过好的？”何科长说：“只要说过这几句话，任你再说多少好的也没有作用了。”王接喜组里一个组员说：“何科长还不了解前边的事，依我看不能怨永清的态度不好。在永清没有说那几句话以前，大家把什么好话都给她说尽了——她要地给她换地、要租给她出租、要产量包她产量——可是她什么都不要，就是不让开渠，你说气人不？都要像她那样，国家的铁路、公路就都开不成了。依我说她那种像茅厕里的石头一样的又臭又硬的脑子，只有拿永清那个大炮才崩得开！”何科长说：“问题是崩了一阵除没有崩开，反把人家崩得越硬了！要是已经崩开了的话，人家还告他的状吗？为了公共事业征购私人的土地是可以的，但是在一个村子里过日子，如果不把思想打通，以后的麻烦就更多了。她是干属，是军属——是县级干部和志愿军的妈妈，难道不能和我们一道走向社会主义吗？大家要和他对立起来，将来准备把她怎么样？渠可以开，但是说服工作一定还得做！再不要用大炮崩！”张永清说：“对对对！我以后再不崩了！”一开头请何科长修理机器的那个老社员说：“以前崩的那几炮算是走了火了！”大炮能走火的事以前还没有听说过，所以又都笑了。

一个和王接喜年纪差不多的青年组员说：“接喜！你爹那脑子，依我看也得拿永清老叔的大炮崩一崩！”另一个组员纠正他说：“连‘常有理’都不准崩了，怎么还可以去崩‘使不得’？”

何科长见他们这一组热闹得很，数了数人也没有数清，好像大小有二十来个，便问他们说：“你们这一组不觉着太大吗？”张信向他解释说：“这是两个组。一个是社里的，另一个是互助组。”互助组一个组员说：“我们明年就一同入社！”何科长说：“全组都愿意吗？”“都愿意，就是剩组长他爹不愿意了。”何科长又问到组长他爹是个什么想法，张信便把王申那股“使不得”的劲儿向他介绍了一番。以前说要拿大炮崩的那青年说：“依我看那是糊涂涂第二！”张永清说：“可不一样：糊涂涂是财迷，申老汉不财迷。到了扩社时候，我保险说得服他！”

又谈了一阵，张永清看了看水车的阴影说：“该干活了！”那个青年也看了看阴影说：“人家‘武装组’和‘技术组’都有个表，咱们连个表也没有。”张永清说：“不要平均主义吧！咱们也不浸种、也不换岗，暂且可以不要，等咱们把生产发展得更高了，一人买一个都可以！”

两个组又都干起活来了，何科长和张信看他们割了一阵谷子，就又向黄沙沟口柳树林那里走去。

十四黄沙沟口

何科长看见黄沙沟口柳树林那里那伙捆谷的青年不在地里了，另外有个人驾着一犋牛在里边耙地，就问张信说：“怎么谷捆子还在地里就耙起地来了？”张信说：“远地都是等担完了谷子才耙，近地只要先担了一溜就可以耙——耙的耙、担的担也赶得上。”何科长说：“收秋这一段不是包工吗？”张信说：“包工。谷子地连犁耙、种麦子都包在内；晚秋地不种麦子，不过秋杀地也包在内。犁耙地的，每组都有专人——一收开秋，他们不管别的事，只管耙地、犁地。”他们正说着，武装组的十个小伙子又扛着尖头扁担从场里返回地里来了。这十个人顺着地畛散开，一个个好像练把式，先穿起一捆谷子来，一手握着扁担紧挨那一捆谷子的地方，另一只手握着那个空扁担尖，跟打旗一样把它举到另一捆谷子的地方，把那一个空扁担尖往里一插，然后扛在肩膀上往前用力一顶，就挑起来了。不到五分钟工夫，他们便又连成一行挑往场里去。

何科长和张信又走了不多远，便听见在这柳树林边另一块地里割谷子的青年妇女们，用不高不低的嗓门，非正式地唱着本地的“小落子”戏，另有个十五六岁的小男青年，用嘴念着锣鼓点儿给她们帮忙。何科长他们走近了，那个小男青年一发现，便向妇女们打了个招呼，妇女们也都站起来了。小男青年布置了一下，大家齐喊：“欢、迎、何、科、长！”接着便鼓了一阵掌。何科长向大家打过招呼，大家又恢复了工作。

那十个担谷的又扛着空担子来了。他们向何科长打过招呼，又要散开，组长魏占奎说：“你们且走着，我同何科长看一下，马上就去！”一个爱向他开玩笑的青年说：“来不来由你！反正三趟一分工！”何科长说：“你们忙你们的吧！我和张信同志随便蹓蹓！”魏占奎说：“我应该给你介绍一下情况！”张信也和他开玩笑说：“误三担就是一分工，算你的呀算社的？”魏占奎说：“一担也误不了！到不了晌午我就能赶出来！”说着他便和何科长他们走向柳树林边的大沙岗旁边。

魏占奎指着几十步长、一人多高的一段沙岗说：“这沙是从这五六亩地里起出来的。在去年建社的时候，这五亩地还压在沙底，每亩地只算了三斗产量，只能种大麻也长不好，现在五亩地割了四十多担谷子。”何科长说：“这样土地产量该按多少分红？”张信说：“土地分红不增加，因为起沙是社的工。所有的地增了产，土地分红都不增加，因为增产不是土地增的。”何科长点了点头，又问：“土地多的户也同意吗？”魏占奎说：“他们为什么不同意？让他们自己种他们又增不了多少产，社里增了产每一个劳动日都分得多，自然也有他们的份儿。就像这块地，要不是用社里的工起沙，他一家哪有这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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