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下午王煜的约定，高贵善在晚饭后去王煜办公室找他（平时，王煜不回家时晚上就住在办公室）。但是，不到半个小时他就从王煜那里出来了，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正是黄昏时候，西边一抹血红的晚霞映衬着军营边一排高高的白杨树。操场上传来战士们打篮球的喊叫声和

的哨子声。

高贵善没有回团部招待所，他从操场后边的角门出去，走上营房外边一条小河的河堤。河水款款而淌，清澈见底。两边河堤生着茂盛的柳丛。他沿着河堤信步走去。

自从李亦农把他留在五连听周西南的政治课，到现在二十多天了。二十多天来的收获使他感到很意外。头一次听周西南讲课就把他吸引了。听完课后，他马上拉住周西南，把他讲课的内容和方法盛赞一番，说得诚恳而激动，随即提出要在五连呆一段时间，进行学习采访。

“欢迎你高干事，没有哪个连队不希望新闻干事来采访，”周西南笑答，“随你的意愿，你想找哪一类同志采访？比如各方面表现较好的，或是有不同问题的，或者是调皮捣蛋的‘兵油子’……你想找谁我们都可以给予安排。需要住连部也可以给你腾出床位，只是你晚上写东西不方便，还不如住团招待所，食宿都方便，离连里也不远……”

“我主要是采访你，至少你要谈谈怎样当好指导员的体会，我可以帮你整理一篇稿件，你自己如果愿意动手写就更好了。”

“怎样当好指导员？不行不行，我正在努力，但经验不足，问题还不少。说起怎样做好工作，我倒可以给你讲一件事儿：我们连有个叫高满的战士，在军教导队学习过，是连里培养的干部苗子；现在提干制度改革了，他提不起来。未婚妻盼他提干，想跟着随军，后来见不行了又闹着和他吹。我和高满谈过好几次话，有没有作用呢？至少不明显。可是后来他在师里住了一回医院，回来后，变得好多了，思想包袱卸掉了。怎么回事儿呢？我找他一打听，原来是师里李政委找他谈过一次话。我有点纳闷，有一天我就找来高满，问他，政委是怎么和他谈的，他介绍了一遍：政委详细询问了他工作、生活、家庭各方面的情况……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了解的是政委怎么给他做思想工作的，我一样一样地问，关于如何对待提干问题政委是怎么讲的；关于对像要和他吹的事情政委是怎么讲的；关于战士报考军事院校的问题政委是怎么讲的……该问的都问到了，他也都一一告诉了我。听了以后，我感到奇怪了：是呀，应该承认，政委的道理讲得不错，很中肯、实际；但是，仔细一想，这些道理的意思我都对高满讲过呀！不过话是用我的语言说出罢了。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多天，后来我明白了：政委找高满谈话，使他卸下思想包袱，这件事的解决恐怕主要不在于那些道理是否正确，是否打动人，事实上这些道理我也都给他讲过；那在于什么呢？在于这场谈话的本身！你想想看，一个师的政委，要按过去授军衔可以授个少将了——少将，将军呀，把一个普通的战士请到家里，谈关于战士的切身利益问题，这意味着什么？关怀！党组织、师首长的关怀！而人们，你也许知道，最看重的就是这种关怀！你讲一千遍道理，如果他认为你只是为了做你本份的工作，而不是为了他着想，那道理的作用会被一种离心的隔阂作用所抵销。明白了这个以后，我联想到自己的工作：当然，自己的话和师政委的话对一个战士的作用，显而易见，是大不一样的；但问题不止在这里；关怀，是真诚的感情的联系和交流；我检查自己，你对战士的关心程度怎样？你对战士的感情如何？政治教育课当然可以讲，但是，不能像说书的那样讲个热闹吸引人。要和战士们有真实的思想感情的交流，不是做战士的教师，而是做朋友，忘记自己是个指导员吧，做个战士的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噢，你看，我说多了，确确实实，我只是在努力学习当好指导员，谈不上有什么经验。”

听了这话，高贵善没再说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谦虚当然是一种明智，问题是，他的经验和感受确实是新鲜的，应该留下来。

现在，二十多天过去了。他在五连开了十几个座谈会，找了各种类型的战士和所有的连队干部、班排长谈过话，记满了两个采访本。他组织团里的报道骨干来五连采写了一批稿件，发到报社；他自己还正在起草一个详细的向李亦农政委和政治部机关汇报的材料，介绍一个新的连队指导员的工作方法。这些紧张而忙碌的工作，都使他心里充满了愉快和充实的感觉。遗憾的是，竟有人对他的工作视而不见，甚至认为是小题大作。

今天晚饭后，高贵善本来想趁王煜找他之便，把自己在五连的所见所闻详细和他汇报一下，却不料他摊开本子刚讲了不到三分钟，就被王煜用淡淡一句话打断了：

“他周西南是指导员嘛，指导员不会上政治教育课还叫什么指导员呀！”

这很使高贵善不满：难道上好政治课是件比吃包子还容易的事？说得多轻巧！这一堂课后面，包含着一个指导员多少辛勤的思索和劳动。需要随时掌握战士的思想状况，一次次找战士们谈心；需要学好党中央的文件，许多重要的地段要一字一句抄录下来，认真领会；需要读大量的书报，摘录各种资料……还有许许多多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晚上躺在被窝里也得琢磨着讲这堂课该分儿层意思，需要引用哪些事例……而所有这些劳动，竟被领导报以那么漫不经心的一句话！

“那团长找我有什么事呢？”高贵善见王煜对周西南的事迹不感兴趣，只好不谈。

“没什么要紧事儿，随便聊聊嘛……”王煜抽着烟，和他东拉西扯开了。他谈到团里的文化活动中心，建议他写篇报道宣扬宣扬；谈到即将开始的造田工程，将一劳永逸解决连队吃菜问题；谈到军长和师里领导对他的工作的表扬……后来还谈到他们团的宣传报道搞得还不够好，原因是缺少像高贵善这样的硬笔杆子，建议高贵善下他们团来，来后可以先当两年宣传股长。并保证如果他愿意来，他可以亲自找李亦农政委去点名要他。

高贵善听着王煜的话，觉得有些奇怪：怎么王团长忽然对我这个干事格外垂青起来？

答案很快找到了，王煜把谈话引入正题：

“小高呵，听说你还没结婚是吧？该有啦！这样吧，我想给你介绍一个……”

“这个，我还不想谈……”高贵善想了想这样回答。

“哎，不要这样嘛！你也岁数不小了。我听说你以前在家里找了一个又吹了，吹了好，我给你介绍个好的，保你满意，年纪二十三四，长得漂亮，又是干部……实说吧，就是咱们师政委李亦农的女儿，怎么样？”王煜一气说了一大串，想一鼓作气征服对方。

果然，高贵善听后感到十分意外。他愣了好半天，才开了口：

“谢谢你的好意，王团长，不过我，已经有了对象……真的有了。”

“什么？你不愿意？那就算了吧，你将来可别后悔。这事儿你可别说出去，就当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就算了。李政委也不知道，只不过是我一人热心。”王煜碰了个钉子，直后悔开始太乐观了，所以已经和季芳打了招呼，现在季芳那边还等着信儿见人呢，怎么办？只好先将此事放下，以后遇到合适的再说吧。

事情既然没谈成，也就再没什么闲聊的必要了，王煜很快将高贵善送出了他的办公室。

晚风挟带着泥土的湿气顺着河面吹过。河堤上的柳丛拂拂摇摇。高贵善独自沿河堤上的小路茫然踯躅。他走过一个村庄，就在河堤北二百多米处，被一片树木掩映着露出屋宇，炊烟和薄雾笼在它的四周和上方。从村口伸出一条压着两道车辙的土路，延伸到河堤旁，顺着河堤向东拐去。他看见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车后座上坐着一位姑娘，正在骑向村口……路太颠，姑娘下来了。大概他们是进城买货刚回村吧？看那姑娘脖子里系的一条粉红色的纱巾，在流动的晚风中飘飘曳曳的十分惹眼。

……他走着，又经过一座乡村小学——在河堤左边，挨着一座大些的庄。几排红砖校舍，一圈土坯围墙。那围墙显然是被淘气的学生跳墙抄近路而扒出了豁口。校门外是一小块平场，竖着两只简易篮球架……看到这样的小学校，他心中油然升起一种亲切的感觉，这不只是因为眼前的情景唤起了他对自己乡村母校的留恋，也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这样的乡村小学是和她的形像联在一起的。

那是前年他探家回到村里的时候，一个毛毛雨的下午，他心事重重从家里走出，信步来到村后小学校，想看看这留下他童年生活足迹的地方。他在校园内转了好一会儿，听着教室里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后来下课铃声响了，他正要离去，忽然一愣，一位姑娘站在了他的面前。这美丽清秀的姑娘，在细雨里亭亭玉立，两只含笑的眼睛善意地望着他，而她的脖颈上，就系着一条粉红色的纱巾！从她胳膊弯里挟着的课本上，他看出这是一位教师。她用柔和动听的声调对他说话，问他是不是来找什么人？他说只是来看看母校。她热情地请他到办公室里坐——他们在办公室里谈了一会儿，只一会儿，就像早已熟识了的朋友。他走时，她说雨下大了，拿给他一把伞。他也没有推辞。于是，随着他去还伞，他和她就来往起来……生活就是这样使人们相识、相爱，不论是多么偶然的机遇，以后，他和她开始了通信……然而，随着这种崭新的情感的发芽、生长，另一种烦恼也越来越多地搅扰着他的心。就是在那一次探家时，他的父亲——一个倔强的老铁匠，给他托人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是公社供销社的会计。他对此事并不愿意，但禁不住父母好说歹说，强令他去和姑娘见了一次面，还做主请姑娘来家里吃了一次饭，事情就算定下来了。而他却闷闷不乐，所以才在那个毛毛雨的下午，跑去看自己的母校……在他回部队后，那位被他父母称为未过门的媳妇的姑娘常给他来信，而他则很少回信，后来他干脆写信告诉他，他不同意这门亲事；当然他信里的措词还是尽可能委婉的。可是不久他就收到父亲请人代写的一封严厉的来信，骂他是不孝之子，并且把那姑娘的好处写了满满两页纸——肯定是那个有心计的姑娘用庄稼人喜欢和看重的孝顺举动，赢得了老两口的欢心。但是他怎么办呢？爱情在哪里？他想拖延下去，让那会计自己罢休算了，不料他偏偏遇到个不肯善罢甘休的人，那姑娘连续来信声讨，措词严厉，骂他喜新厌旧，瞧不起农村人……唉唉，闹得他一想起这件事就头痛。可偏偏王煜又来给他介绍对像，这让他怎么能不心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