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本人的眼皮下，一批又一批化了装的中国军队营长团长到北四川路、江湾路和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旁边侦察敌情。88师参谋长张柏亭带着炮兵营长王洁和团副谢晋元等几人从苏州留园的野营办事处来到上海江湾侦察敌情。张柏亭曾在江湾的法科大学读书，他住在横滨路上余庆坊的亭子间里，这一带他熟悉。一行人转悠来转悠去，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悄悄地跟踪。

参谋长回头一看，有两个营长光着个脑袋穿着西装，东张西望，土里土气的模样，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一些流氓指手画脚地跟到靶子场。张柏亭一看不好，连忙东拐西拐，转到北四川路上的一个朋友家躲避，才甩掉了尾巴。

日本人也在侦察中国军队的动静。他们发现，上海的保安部队人越来越多，而且日夜忙碌，于是也派出日军化装侦察。两个人来到中兴路锡金公所抄门牌号码，一边抄一边探头探脑。

“你们是哪里来的？”保安团的中队长杨俊出来问。

两个人不回答。

“检查！”中队长一挥手，两个卫兵一人一个，把抄门牌的人拖进房子，脱鞋搜查。

“日本佬！”卫兵一看叉开的大脚趾头，“啪啪”地抽了他们几个耳光。

抄门牌人低头承认了，一个是海军陆战队的小队长，另一个是步兵曹长。

杨俊从日本人的身上搜出了笔记本，里面记录着“锡金公所”内有中国兵200多人，重机枪10多挺。

“锡金公所”驻的是保安2团第2大队的重机枪中队。“七七”事变后，总团长吉章简召集大家开会，传达了四条规定：第一，军官家属立即回原籍；第二，所有官兵不得擅离驻地；第三，加紧训练，多打实弹；第四，官佐每人写好遗嘱，准备牺牲。传达完规定，南京运来了几万条麻袋，每天装运沙土，灌好沙袋藏在屋里，准备战事发生后垒起当掩体工事。

重机枪中队的门卫是个便衣，但日本人还是发现了秘密。机枪手们面对两个日本侦探，你一拳我一脚地痛打了一顿，但不敢打得太重，打死人怕要引起外交纠纷。

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6调兵遣将

从庐山回到南京，蒋介石斗志昂扬。暑期谈话会与各省各界的众多人士交换了看法，包括和共产党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各党各派，同仇敌忾。民众的呼声既壮了蒋介石的杀敌之胆也逼使他孤注一掷，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我政府对日之限度始终一贯，毫不变更，即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是也。我国民处此祖国之存亡关头，其必能一致奋斗到底，余已决定对于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国民众，沉着谨慎，各尽其职，共存为国牺牲之决心，则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也。”

美国记者斯诺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坚强的人。平时，他的情绪被压抑着，一旦爆发，很有力量。

8月初，他向华北的冯玉祥、西北的阎锡山、西南的白崇禧和四川的刘湘发出电报，还有李济深、龙云、何健、余汉谋、顾祝同、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等，邀请他们来南京研讨国防大计。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要员也齐集首都，共商国是。

白崇禧接到电报有些犹豫。他找李宗仁、李品仙、夏威、廖磊和黄旭初等桂系中的实力人物商量去留。这些人一致反对白崇禧去南京，他们担心这一去可能会对西南实力派不利。

出身贫寒的白崇禧尊重他的结发妻子马佩璋。回到家，他将何去何从的为难事说与太太听，请太太帮他出个主意。

白太太平时虽不过问政治，但也关心国家大事，对于丈夫的提问，她要白崇禧自己决定。当时身边的人，基本上都反对白崇禧到南京去。有的人说得更难听：“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

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他认为，抗日是桂系历来的主张，也是国民的一致要求。如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军人报效国家的时候。如果不去南京，不但辜负了中央的一片厚意，连自己以前喊过的抗日口号也变成自欺欺人的话了。言而无信，将被民众和历史讥笑。

他感激深明大义的夫人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理解他而不阻拦他，白崇禧决定动身去南京。

由德国驾驶员驾驶的水陆两用飞机已经在桂林机场等候，这是蒋介石专门派来接白崇禧的。

飞机穿云破雾，直飞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张群、何应钦、程潜、朱绍良、张治中、谷正纲等在机场迎接。晚上，蒋介石召见白崇禧等一行人后，共进晚餐。接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这是桂系中最显要的地位。1929年，白崇禧因反对蒋介石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事隔多年，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双方都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听说北伐名将白崇禧到达南京，消息灵通的日本记者立即发出电讯：“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不可避免！”

从8月4日起，蒋介石每天分批与各地应召来京的军事将领商谈抗战的军事部署。如果说庐山谈话曾是抗日战争的文臣动员大会的话，那么，从8月9日至12日在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就是武将的统一大会。这是我国抗日战争的最高决策和军事部署会议。战前，蒋介石首先召开了一个全国军事会议，晋军首领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他唱了一番救亡图存的高调，信誓旦旦地表示坚决抗日。四川省主席刘湘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三天就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战，他是8月7日乘飞机到南京的。在国防会议上他说：“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日本人的国力虽然与我国相比较占优势，但其必须利用交通线，始能展其所长。离开了交通线，不但军队调动困难，给养补充更不容易。我们只要采取正规、游击两种战术，在交通线两侧及其前方后方与敌周旋，即可作持久战。”他表示：“抗战，四川可以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一向从严治军的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他写好了遗嘱，随时准备为抗战牺牲生命。参加完军事会议后，他应邀到中央广播电台发表题为《我们应如何抗敌救国》的讲演，他对千千万万民众说：“侵略中国的是凶狠残暴的日本军阀。至于日本人民，我相信大多数是爱好和平，拥护公理和正义的。但是，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军阀决不应该再存有丝毫的幻想。我们只有以抗战手段，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取得国家的自由与平等。”

冯玉祥认为，我们要争取抗战胜利，就应当发扬民族精神，如申包胥、岳武穆的忠心报国精神。首先应当把自私、不诚、怕死，为家不为国、明哲保身等观念铲除净尽。他说：“比如土耳其和苏联的反抗战争，都是以民族抗战的精神，而获得胜利的最好榜样。”

参加军事会议的各方将领一起参与制订了抗日战争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决定成立抗战大本营，蒋介石任陆海空军大元帅，确定了抗战的指导方针，国家动员方案和成立战区，从大本营到各战区的长官重新任命。在《战争指导方案》中，明确第三战区当前任务是：“迅将目下侵入淞沪之敌陆海军及其空军陆上根据地扫荡、扑灭，以准备敌军再来时之应战，同时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防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

这时候，已经隐蔽了一年多的“京沪抗日秘密指挥部”也开始调兵遣将了。自从1936年2月张治中由中央军校的教育长调任为这个重要机关的负责长官，他立即选派干部，并以“中央军校高级教官室”的名义移驻苏州。因为需要侦察和测量，以及组织工事构筑和训练，为了掩护起见，“高级教官处”又改名为“野营办事处”。“野营办事处”在上海到南京的铁路线上，包有一节专用车厢，随时可以挂在任何一次列车上。

张治中是在青岛养病时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就是命令，第二天他就拒绝医生的再三劝告，赶回南京。大战在即，南京政府任命他为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要职，可他手上能掌握的部队不多，除了77师、78师和江苏及上海的几个保安团外，协同的炮兵和空军都调到华北去了，36师还在西安设有回防。幸亏钟松的第2师的补充旅及时赶到，张治中命令其中一个团更换保安团的服装，化装为上海保安队进驻虹桥、龙华西机场担任警戒，另一团化装成宪兵开驻松江。

化装成保安队的士兵刚刚进驻虹桥机场，就发生了一起外交事件。

7月9日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一辆日本军用汽车发疯似的朝虹桥机场开来，担任警戒的中国士兵示意停车检查，可是两个武装的日本兵不听劝阻，反而开足马力冲过了警戒线。早就仇恨满腔的中国士兵便开枪射击，汽车东倒西歪地扭了几下就翻掉了。

被打死的两个日本兵是海军陆战队驻沪西第一中队的军曹大山勇夫与一等兵斋藤与藏。

情况立即报告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朱侠驱车来到现场。科长钟桓同时向日本领事馆联系询问有否私自乘车外出的军人。

为了争取主动，防止日方滋事，警备司令部一面指责日方违约预先没有通知便进入华界挑衅，一面将一名死囚犯穿上保安队的服装打死在虹桥机场的大门口，嫁祸大山勇夫强行闯入机场打死我方卫兵。第二天一早，中日双方在机场门口察看和查验现场，各执理由。死在虹桥机场门口的“保安队士兵时景哲”被拉到真如法医检验所解剖，中日双方和中立的工部局都派人参加，验伤填单，煞有介事，但最后不了了之。

可是日本人不依不饶，日本海军武官本田少将向记者发表了威胁性的谈话：“决不让死者作无意义的牺牲。”驻上海总部领事冈本季正对上海市长俞鸿钧说：“着日本海军军服的军人被中国军队所杀，这是对皇军的极大侮辱，此事已引起全日本的愤怒！”他提出在本案交涉之前，中国方面必须立即撤除保安队和撤除保安队所设置的防御工事。

风度翩翩的俞市长侃侃而谈，据理力争，他说：“此次不幸事件的发生，中国方面极为重视。我们认为双方应以诚挚公正的态度，彻底调查事件真相，然后再循外交途径解决。”

他希望日本方面“勿过于冲动感情，亦勿仅凭理想与臆测推断事实”。“至于避免发生同样事件一点，市政府早已注意。事件发生之夕，已自动将距离日侨居住区域较近之保安队步哨稍稍后退，以免冲突。至于沙袋及铁丝网，因恐引起市民惊惶，亦早已撤除。”

日本总领事说：“保安队现在驻扎的地点，形成包围日本陆战队之形势，非撤退不足以避免冲突。再如掘战壕堆沙袋等工事，亦应撤除”。

极有外交才华的俞鸿钧市长柔中有刚：“保安队所有措施，无非为防范起见。总之，我方维护之心志，日方应能谅解。如认保安队的工事含有危险，则不免神经过敏。”

冈本又回到虹桥机场事件上来了，他说：“据日方调查，日本海军官兵并未开枪。”

俞市长的口气强硬起来了，因为中国军队正在向上海开进，抗战就要爆发。他的答复有理、有节而有力：“领事今天并非为交涉此案而来，故我不愿意详谈。等正式交涉时，我们再进行讨论。需要提请领事注意的是，日方军舰今天有16艘到沪，一部分停泊在吴淞口外，一部分开进了黄浦江，且有军队登岸，不知冈本先生知道否？”

冈本面对俞市长有力的驳斥和反问，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贵方一面在外交交涉，一面又增加军舰，这是威胁。但我方抱有固定的方针，不是威胁可以改变的！”俞市长斩钉截铁。

也在这一天，在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到中国外交部施加压力，要求中央政府督促上海公平地了结虹桥事件一案。

这天傍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部向上海既定围攻线开进。

苏浙边区司令张发奎率第57师向浦东推进。

第55师及独立20旅调往上海南郊。

第56师和61师进入上海北郊。

炮兵第2旅山炮第3团由嘉兴向苏州开进。

榴弹炮第10团由南京向苏州开进。

98师由汉口向南京开进。

56师及江苏省两个保安团，担任长江南岸江阴和浏河地区的江防。

接着，罗卓英的第18军、周磊的第6师、胡宗南的第1军两个师，俞济时的58师及王耀武的51师，向上海集中。

接到进军的命令，铁路停止客运，旅客全部下车改运军队。汽车亦集中军队驻地运兵。这天天气炎热，许多部队露营。

8月12日一早，中央军的先头主力部队已到达上海。上海的民众梦中醒来，见街头路边都是抗日部队，一个个惊喜万分。

张治中已率领87师和88师连夜赶到上海。他一身戎装，佩着上将军衔斗志昂扬地和参谋们讨论着。

一位黄埔学校的学员见张治中军容严整的大将风度，赞叹地说：“教育长今天真威风！”

“将军若在战场上阵亡，敌军官兵见到后都要敬礼保护，并准许将尸体领回，所以我要穿戴整齐。”张治中风趣地说。

从市区赶来真如的警备司令部刘参谋接着说：“今天是‘八一二’，当年‘一·二八’沪战，我们挨打吃亏，今天我们要先发制人，狠狠回敬一下！”

张治中认真地说：“委员长指示，要等敌人先动手打我们，我们才能回击，否则国际舆论对我不利。”

果真，8月12日下午3时，应日方要求，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在工部局会议厅开会。除上海市长俞鸿钧和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外，还有英、法、美、意四国代表。冈本指责中国保安队及正规军队已在近郊设置防御工事，提请共同委员会加以注意。

俞鸿钧市长严正驳斥冈本的言论，他说：“我国军队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准备，如日方撤退，则可避免冲突。中国军队恪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一贯政策。如日方不向我挑衅，我方绝不首先开枪！”

3个小时的唇枪舌剑，最终不欢而散。

当晚，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川下令部队进入阵地，4000多名日军做好了战斗准备。

震惊世界的淞沪抗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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