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旧地故友

带着欣喜和疲劳，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三位中国共产党的谈判代表来不及休息，就从庐山来到了上海。

和蒋介石的国共合作谈判取得了进展，这是共产党的愿望，也是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一致要求。大敌当前，每一个中国人都肩负着民族复兴的责任。

舟车劳顿，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使周恩来感到十分亲切。这里，留下了他的足迹与理想。第一次到上海，是1920年的岁末。22岁的周恩来从黄浦江乘坐法国邮船去马赛求学，当外滩的华丽建筑和建筑物顶上飘扬的星条旗、米字旗和太阳旗在他的眼帘中消失时，他对同去法国的同学说，我的理想是改变中国的社会。7年后周恩来实践了他的誓言。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的军委书记，他来领导武装起义。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大楼是他的指挥部。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一条深灰色围巾围在脖子上，黑裤子黑皮鞋，一副地下工作者模样的周恩来，指挥用毛瑟枪的300名阻击手和5000名武装工人，最后占领了除租界外的所有地方。可仅仅过了20天，蒋介石的部队在上海对搜捕到的共产党人实行了血腥镇压。被悬赏8万元捉拿的周恩来刮掉眉毛、蓄长胡子，巧妙地乘上火车到了武汉。1931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中央会议。面对党内的分裂，周恩来心情忧郁。会后，他乔装打扮成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到了江西，和并肩创建根据地。

这一次来上海，周恩来负有特殊的使命。蒋介石派出他的私人飞机把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从延安接到庐山，为的是讨论中华民族共同关心的问题。与共产党对立的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面前，终于改变了他的剿共政策，他承认了共产党、红军和陕北根据地。

周恩来起草了充满民族正义的统一战线宣言，他和博古、林伯渠从庐山来上海，就是要向上海的地下组织和上海各界的代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动员民众为抗日救亡努力奋斗。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上海的行动直接影响全国乃至世界。

周恩来一行住在贵州路的中国饭店，这里是南京路与北京路之间的繁华地段，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当晚，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刘晓和潘汉年一起向周恩来等同志汇报上海的抗日形势，听取中央对上海地下组织的指示。

刘晓熟悉上海。他1926年考入上海国立政治大学，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30年在江南（江苏）省委工作，1931年任江苏省委秘书长，1932年到苏区工作，1934年参加长征。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介绍他是红军政治部的负责人，“在红军中遇到的思想一本正经、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

刘晓刚来上海。他在延安参加了白区党代表会议后，奉中央派遣，负责上海地下组织的重建工作。

他的化名叫“林庚汉”，周恩来也曾用过这个化名。

上海地下组织自1935年遭受国民党的严重破坏，加上王明“左”

倾路线的错误，党员数量很少，而且处于分散状态。但是，只要有星火，就会燃起燎原的烈焰。

和刘晓一样，从共产国际苏联回到上海的潘汉年也是十里洋场的老码头了，他19岁那年从太湖边的宜兴来上海求职，先在中华书局编译所当助理编辑，不久就参加了郭沫若、成仿吾和郁达夫等人创办的“创造社”，接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语丝》上不断发表进步的文学作品。后来他应郭沫若的邀请，投笔从戎，在国民革命军主办的《革命军日报》当总编辑兼北伐军政治部的宣传科长。直到南昌起义失败，潘汉年又秘密回到上海。精干和聪慧的潘汉年被分配到江苏省委工作。省委书记李富春赞赏潘汉年的文采和工作能力，于是把党中央批准在上海成立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任务交给潘汉年。“这事我干不了，当书记，当领导我不行，我只能当编辑。”潘汉年连连摇手。

“这是组织的决定。”李富春说。

潘汉年这才点了点头：“我服从，我一定好好干！”

西装革履的潘汉年一改长衫布鞋的老面目，他英俊潇洒的风度被人们尊称为“小开”。

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和鲁迅、冯雪峰、夏衍、蒋光慈等着名作家交上了朋友。在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上，潘汉年代表党中央讲话。接着，潘汉年又组织了社会科学家联盟，还发展了戏剧和电影工作者，使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文化战线组织了一支坚强有力的革命队伍。

后来他深入龙潭虎穴，与敌人斗智斗勇，1933年调到中央苏区瑞金，担任了苏区中央局的宣传部长。长征到遵义时，被派往莫斯科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

潘汉年是1936年7月再回到上海的，他是奉中央之命到南京和国民政府商谈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上海、南京、延安、西安，他往返奔波，谈判汇报。他受周恩来之托，与陈立夫等谈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宋子文、宋美龄陈述抗日主张。为了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潘汉年任劳任怨。1931年因为叛徒出卖，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暴露，调入中央特科的潘汉年乔装打扮，掩护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安全转移，那年他25岁。秘密工作的潘汉年表现极出色，施展他的外交手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与谈判中稳操胜券。在莫斯科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潘汉年与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开始了秘密会议。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先头侦察，双方都小心翼翼。每个人的背后是一个政党，两个政党都属于一个民族。

从1935年初到1937年夏，从莫斯科到香港、上海、南京、西安、杭州，为了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潘汉年东奔西走，殚精竭虑。此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带着胜利的笑容从庐山来到上海，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升温了。

周恩来对刘晓和潘汉年说：“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要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要充分利用上层的合作关系，广泛地联系群众，建立群众组织，扩大我党政策的影响。开展既是合法的，又是群众性的抗日运动。”

针对上海的复杂形势，周恩来着重指出放手搞群众工作不能离开隐蔽的原则，要注意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要注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既要反对关门主义，也要反对冒险主义。

这番指示，是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的经验之谈，它是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第二天，八仙桥黄金大戏院的一个办公室里，刘晓陪同周恩来会见了上海各界救国会和上海文化界夏衍等知名人士。剑眉飞扬的周恩来热烈地和每一个人握手，听着吴侬软语的上海口音，他感到分外亲切。

救国会的领袖和文化界的名流中有些人见过周恩来，共产党领导人团结抗日的号召，每一句都激动着心房。在风云激荡的存亡时刻，《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像一道照亮天地的闪电！

还在庐山的时候，周恩来早已心飞上海，他要去拜见一个人，一个和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的伟大女性——宋庆龄。虽然，延安和上海相隔千里万里，但她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自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陪同共产国际的使者来到上海莫利哀路29号拜会了逆境中的孙中山，宋庆龄就随同孙中山走上了联俄联共的革命道路，共产党成为她真正的朋友和理想的追求。

1924年是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的开始。这年1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携手合作。共产党人李大钊、、瞿秋白、林祖涵等人选举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为大会选举做具体工作的宋庆龄为此兴奋和辛劳。

“一·二八”抗战的枪声在上海打响了，宋庆龄和上海地下组织站在同一条战壕中支持19路军的英勇抗战。不久，她参加了共产党在八仙桥青年会召集的“国民御侮自救会”筹备大会，作为会长的宋庆龄发表了长篇演说，爱国的热情，化作了激动的声浪和掌声。

北上抗日的红军队伍一直使宋庆龄牵挂在心头。终于，1935年的一个秋夜，文静端庄的宋庆龄为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欣喜地干杯。她是从电台中得知这个消息的。

在抗日浪潮的冲击下，蒋介石也想打通与共产党的联系。于是宋子文找到了姐姐宋庆龄为牵线人，宋庆龄亲笔写信给、周恩来，派出“王牧师”千里送信。“此行关系国家利益，一路上务必小心！”宋庆龄叮嘱他。

和周恩来都读到了宋庆龄的信并写了热情洋溢的回信交“王牧师”带回，并馈赠铸有斧头镰刀图案的苏区银币三枚和布币一套。这珍贵的礼物，搭起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抗日救亡修筑的桥梁。

不久，延安来人拜见宋庆龄。冯雪峰奉中央命令回到上海恢复地下工作。中央嘱咐他到上海后先找宋庆龄等了解情况。宋庆龄会见冯雪峰。从此，一位名叫李云的21岁的姑娘作为交通员传递着上海地下组织与宋庆龄之间的文件信电。冯雪峰利用宋庆龄架设在路易·艾黎的养子黎雪做物理实验的工作间里的电台和陕北的共产党中央接通了联系。

初秋，一封带着陕北丰收的高粱和玉米香味的信件送到了宋庆龄手里，信是中央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带来的。拆开信封，龙飞凤舞的毛笔字气宇轩昂，字里行间情深意长：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未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

的信感动了宋庆龄。她为共产党的信任和自己肩负重任而自豪，她热忱地帮助潘汉年开展统战工作。

沿着两侧满满梧桐树绿荫的马路朝前走，两旁是一幢又一幢花园式的别墅住宅。与公园相接的竹篱笆上，开满着艳丽的花朵。这清静幽雅的处所，是宋庆龄的住宅。

周恩来一行人在这座西式小巧的花园别墅前停了下来，深灰色的二层楼房仿佛它的主人，朴素而雅致。院中长满冬青、香樟和玉兰花树，爬山虎和紫藤顺墙攀援，生机勃勃。

宋庆龄微笑着迎出来，她紧紧握着每一个人的手，她向每一个人问好。

神采飞扬的周恩来向宋庆龄致以亲切的问候。博古和林伯渠同志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宋庆龄致意。

身穿黑色丝绸服的宋庆龄端庄而温柔。她的气质仿佛她的品质，朴实而高贵。见过她的外国记者把温文尔雅的宋庆龄比作“中国的圣女贞德”。

周恩来向宋庆龄通报了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听到国共两党对于合作抗日已有了进展和共识，宋庆龄很高兴，她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

众望所归，《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经蒋介石同意，中央通讯社向全国发表。中国共产党郑重声明发布这个宣言是“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宋庆龄欢欣鼓舞。她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握手感到由衷的高兴，她说：“这几天我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她用诗一样的语言欢呼：“充满了希望的白昼正在代替令人失望的漫长黑夜……我们重新高举孙中山的理想，我们翘望自由，我们的心随着鼓舞起来。今天在我们领土上的每个角落里，我们听到了炮火的怒吼，这是庆祝我们全国统一的礼炮。”

炮声在上海的土地上隆隆地响着。

2推波助澜

虽然已经过了樱花如雪的春天，盛夏的富士山草木繁茂，浓荫蔽日。

日本国的“圣岳”别有一番世外桃源的景致。

作为1935年的退役大将，松井石根在湖光山色中休养，安度着他孤寂的晚年时光。他已经59岁了。自从投入名古屋的陆军幼年学校开始，他为日本国的侵略和扩张出生入死。他参加过日俄战争，当过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又任过日本驻欧洲、美洲和中国上海、广州领事馆的武官以及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武官。在田中义一召开决定侵略中国的具体方针的“东方会议”上，松井石根滔滔不绝地介绍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为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献计出谋。

如今，他老了，他身边没有子女。回顾戎马一生，他深感欣慰和满足。他仍然坚持每天记日记的习惯。他关注着“中国事变”。

1937年8月14日是个闷热的夏日，从东京来的电话使他激动和振奋，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要他速去东京，有军机大事相商。

富士山距东京只有80公里的路程，他立即动身。他和杉山元都是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都在参谋本部服务。杉山元比他小两岁，但59岁的松井石根对57岁的杉山元极为尊重，因为陆军大臣的军令代表天皇的意旨。

第二天，松井石根在宫中拜受裕仁天皇任命的上海派遣军司令的诏令。对于这道钦令，松井诚惶诚恐，他从内心深处感谢天皇对他的器重和信任。自从8月13日传来上海事变的消息，松井的心就不平静了。他发表演说认为，应大胆溯长江挺进，攻克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他说：“迅速拿下南京，随之实行人道的占领政策和公正的市政管理，这将说服中国公众摒弃蒋介石，把他们的命运托付给日本领导人。”

8月16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大将颁布《关于派遣军之奉敕命令》。

松井石根聆听参谋总长的指示：关于派遣军的任务，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军，占领其西方要地，保护上海侨民之生命”。

载仁大将派给松井的部队，只有第3师团和欠一个天谷联队的第11师团，还有榴弹炮、高射炮、迫击炮、装甲车、侦察机、重机枪，和架桥渡河的工兵，野战毒气排以及军用信鸽小队等保障部队。但是，松井石根认为派遣军的兵力太薄弱，他认为投入不足的两个师团的兵力，不仅难以作战，反而招致众多的牺牲，连保护侨民的任务都不易完成，他认为应该派遣5个师团。可是统帅部坚持认为两个师团足够了，他们举了一个实例，12万名关东军征服了20万的张学良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