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编选这三本自选集时，抽掉了五六篇旧作，添进去新世纪这两三年来新写的六篇。最早的短篇写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最晚的一篇写于今年年初。我之所以强调写作时间，是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亦即是标识为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25年间，单是从内容上看，我自己似乎也才猛然发现，这些几乎是亦步亦趋留下了生活演变的屐痕，大致可以揣摸二十余年来在冲决一层一层精神和心理樊篱的历程中，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心理秩序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我对自己的写作也更清楚地确信一点，二十余年来我一直正面面对现实，面对乡村里发生的剧烈的或微妙的人心悸颤。我说不清是为了什么或因为什么，也滤析不准是出于个人气性或思维方式，而作品摆列下来的既成事实，显示着二十余年来我始终没有从现实生活的层面移开眼睛。我的中、短篇几乎全部是生活演进过程的即时即兴之作，只有长篇《白鹿原》是一个例外，是以1949年以前远逝了的那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生活为背景的作品。即使在《白》书创作的准备和实际写作的六年时间里，我仍然抑止不住生活急骤变化的冲撞，抽空寻隙写下了几个短篇，没有使这一段时月留下空缺，甚以为幸，也甚以为欣慰。新世纪伊始，我重新开始短篇的写作操练，像以往一样，且不论在艺术上做过何样儿谋算，而内容依然是把着现实生活运动的脉搏。这样，这些中、短篇就大致勾勒或者说记录着新时期二十余年来，我从中国乡村一隅所把握到的社会生活变幻起伏的脉象。

我也因此而有了一个重新把握自己的契机，运动着的现实生活对我最具诱惑力和冲击力。换一个角度说，我对现实生活的波动最容易发生呼应，最为敏感，无法移开眼睛，也无法改易。

这三本自选集，差不多收入了新时期以来我的绝大部分作品，同样也摆列出我在创作一路上的印迹。关注和喜欢我的创作的朋友，也会清楚地看出一个作家二十余年艺术探索的大略脉象，捡取一点一滴有用的东西，即使是鉴戒式的教训，都足以让我感到安慰。

长江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套自选集，使其重新进入图书市场，走向更多的读者。作为作者，当是最为鼓舞的事。谨向周百义和他的长江文艺出版社致以谢意，正是他们提供了作家作品和读者完成交流的桥。

2003124于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