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见到凤杰，便获得快乐。甚至在与朋友的闲聊中提及凤杰，顿然都会在心里潮起愉悦。未必完全是结识的久远或友情的深浅，尽管有30多年交往的时间了；未必完全是因为记忆里几乎搜寻不出稍微别扭的一件事，因为这种淡如清茶的友情也不只凤杰一人；我便归结为凤杰的性格，一个快乐的人，他带给我的是快乐，他留给我的全部记忆都泛着愉悦。

凤杰约我为谭旭东写他的儿童文学研究专著作序。我在《当代儿童文学的重镇——李凤杰创作论》书稿的过程中，在那些令人眼睛发亮心里也随之波动的字行里，时不时浮出凤杰睿智清明的眼睛和快乐的脸色，泛起30余年来没有剪辑梳理的原生形态的生活片断：在太白县城郊田坎上的漫天闲谈，记不清多少回听他讲述民间笑话笑倒一片的场面，宝鸡街头小餐馆享受羊肉泡馍的纯香，以浓重的西岐口语在各种主题的集会上做坦白率真的讲演，等等。然而，记忆里最深刻最清晰的还是第一次，在他的故乡岐山县文化馆我对他的夜访。

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随西安郊区卫生局组织的一个参观团体，到岐山县参观学习“改灶洁水”工作的先进经验，住在县政府招待所里。岐山是历史名地。周人入主关中前，在这里完成了重要过渡。诸葛亮在这里演绎了半个《三国》。凤鸣岐山让一代一代的子孙享受着诗性神话的美好向往。然而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不说乡村如何凋敝农民如何贫穷，单是吃水也是靠天。乡民在自家庭院里挖出一个极像漏斗的地窖，把天上降到地下的雨水收集到窖中，再吊上来食用。我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传说中的水窖时，才感觉到生在灞河边上的我的幸运。那天晚上，回到招待所，停着电，百无聊赖，我便贸然找到文化馆里去，拜访已经有点名气的李凤杰。因为天太黑，看不出文化馆的格局，却较为顺利地找到凤杰的房子。进门旁的窗户下安一张带抽屉的办公桌，另一边靠墙有一个简易脸盆架子，后墙下安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的床单是农家织布机织出来的产品，隐隐可以看见细密的花格儿。这种摆设毫无新奇或陌生，我在公社的办公室也是这种格局，北方地区的县和公社（乡镇）干部的房子，大都如此。那时候的干部，只有周六下午才放假回家，周日晚上必须回到机关，宿舍和办公室就兼容并蓄了。房子里点着灯，同样是电力严重不足，吊着灯泡却总是派不上用场，他点的是蜡烛还是煤油灯已经无记，尽管昏暗却不妨碍两位做着文学梦的青年奢谈文学，也不妨碍我如此近距离地欣赏那张英俊的脸。

这确实是一张可以用英俊来概括的未来作家的脸。浓重的眉毛，恰到好处的双眼皮，大而发亮的眼睛，充溢着聪慧敏锐的光波；鼻子直而不勾，也是恰到好处配置和谐；整个脸形和器官组合，几乎看不到任何缺点，有棱有角，疏朗协调，突显出英气却不见粗俗，洋溢着秀气却决非生活或舞台小生的奶油味儿。我很难想象，一个既无泉水也打不出井水只能窖藏雨水的旱原乡村里，竟有如此英俊的青年从农家土炕柴门里走出来，而且正在敲击文学圣殿的大门。他那时候调到文化馆不久，那是因为他在“文革”前就已经发表作品，在一个县造成空前的影响的结果，与人情后门无任何干系。那个时候能在省级报刊发几篇文学作品的人，在一个县是了不得的惊动四方的荣耀事。我们谈着文学创作，他又介绍了另一位作者徐岳。徐岳后来成为《延河》主编和省作协专业作家。凤杰矢口不提他曾经经历的政治造成的灾难。我在多年以后才知道，因为发表过几篇习作，“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右派”。他到文化馆来是平反以后的事。在后来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才了解到他苦难的童年和政治运动中的几经挫折，更多的却是从他的作品里感知。一个能够连续承受生活灾难，尤其是能承受极“左”的政治灾难而站立不倒的人，精神是强大的，既不会轻易改换自己的事业追求，也很难在变换着色彩的生活流里随波逐流，更难改易自己的精神旗帜和道德旗帜。凤杰向我如镜般鉴示着这个人生坐标。现在，偶尔小聚，望着那张英俊的脸依然不失棱角，也依然透着俊气，然而，业已花白的头发毕竟显示着岁月的无情。从发轫之作《铁道小卫士》到《针眼里逃出的生命》，再到《还你一片蓝天》，这些标志着凤杰艺术探索历程中具有阶段性重大突破意义的作品，不仅刚一问世便在文学界产生广泛热烈的反响，而且在无以数计的少年乃至成人读者群里引发真诚的呼应和共鸣。客观的事实是，这些作品以独特的体验所展示的生命内涵和艺术风貌，卓尔不群地独立于儿童文学领域，作家李凤杰也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大家。作为一个从古老周原干旱贫瘠的乡村走出来的作家，起码可以告慰在文化馆夜访时那颗高涨着创造欲望的心灵了。我曾经在感动王蓬的创作环境时说过，天才诞生在任何地方都是合理的，凤杰同样让我发生这样的感慨和认知，喝着蜂蜜水嚼着面包可能成就天才，喝着窖水熬煮着玉米糁子稀饭的乡村孩子李凤杰，同样可以进行天才的创造性劳动，而且十分出色十分卓越。

我很感动谭旭东在《李凤杰创作论》这部专著的《后记》里所述说的写作缘由，在于他泛读中对于李凤杰的发现，不是一般地发现，而是“惊奇地发现”：

他（李凤杰）的儿童看似传统，其实充满着苦难意识、忧患意识、人文主义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不但是西北的佳作，而且是当代儿童中难得的好作品。

这段话里有三层意蕴十分明了，论家与写家非亲非故，本不相识，由中的惊奇发现到产生要做专题研究，再到专论出版，是一种纯粹的关于创作和评论的文学活动，与人情评论乃至金钱交易式评论的非文学活动毫不相干，我就完全可以放心地来这部专著。另一层意思使我更加确信，好的作品还是不会被冷漠被埋没的，尽管非文学式的评论把泡沫乱抛乱撒，而富于生命的“难得的好作品”，还是会被如谭旭东这样神圣着文学的学者“惊奇地发现”。我因此而为凤杰感到骄傲和自信。他在《后记》里直言不讳地点击了儿童文学创作和评论现状的病相，用“文化泡沫”一言蔽之。这种病相不单发生在儿童文学创作和评论领域，整个文坛都呈现着这种“泡沫”式的非文学因素。谭旭东在广泛的中对李凤杰儿童文学作品的“惊奇”发现，直观地向我彰显着对于非文学因素的凛然姿态，应该是时下难得的文学的道德和良知，是促进当代文学发展最可信赖的声音。他看到了被“文化泡沫”“遮蔽”着的李凤杰和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专心致志写出关于李凤杰儿童文学创作的研究专论，我首先对这种文学圣徒的纯洁和坚定由衷地钦敬。道理很简单，以作品“进入”评论家的“视野”的这个最基本最正常最健康的文学运行规律，之所以令人珍视和感动，恰恰就在于非文学因素的“泡沫”造成了整个文学活动的病相。

谭旭东把李凤杰的儿童文学创作，纳入到中国新文学史的大背景上来比照，来滤析，来定位，其中许多作品是儿童文学的经典，几位作家也是已有定论的儿童文学创作的大师，有的堪称新文学史上儿童文学的开创者奠基者。这样我就理解了谭旭东“惊奇地发现”李凤杰的深层意义。一个对儿童文学进行了独特的卓尔不群的创造劳动的作家李凤杰，终于被一位深刻地理解自己也深情地神圣着文学精神的评论家“惊奇地发现”，并被定位于新文学史中儿童文学的大家行列，应该看成是真正的文学精神的坚实存在。

谭旭东对李凤杰作品里的苦难意识和忧患意识的解析和论述，是准确而又深刻的。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的和自然（地理和气象）的、善意的失误和故意的作孽，造成了中国乡村持久的贫穷和接连不断的灾难，较之城市更甚更烈。苦难不是局部的，因而注定了经受苦难的人带有普遍性，也注定李凤杰是无法逃躲的。李凤杰一来到这个世界便经受苦难，同时也看到整个乡村社会如同他的父兄一样遭遇苦难的人群。可以说，苦难像础石一样奠基在他的灵魂世界和心理感受之中。然而这毕竟不是李凤杰独有的东西，任何一个乡村人都背负着这种苦难的沉重阴影。李凤杰的杰出之处在于不仅把这种苦难感受升华为一种意识，自然就不会沉浸其中仅仅展示苦难，而是再升华为忧患意识，进入人道和人性这种精神和心理情怀的高品位的境界了。李凤杰的创作谈里袒露过这些，作品里的底蕴和精神指向也体现着这种人道和人性情怀。谭旭东的论述给我的启示，在于一个经历着苦难的作家要跳出苦难，要完成精神和心理的升华和羽化，其创作就不会局限在狭窄的个人苦难的层面上，而是以人性和人道的光亮温暖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的心灵。

这种包含着人道人性底蕴的忧患意识，不单体现在凤杰对于过去生活苦难的写作的作品里，也体现在对当下现实生活热切关注的作品之中。谭旭东对《还你一片蓝天》和《魔鬼的诱惑》的高度评价，显示着论者敏锐的思想和独具的文学眼光。我们通常把这叫做作家的“责任心”，也无可非议。那么李凤杰的这种责任心发自何端？显然不是受谁指派受谁偶尔启发，更不是要找一个别人不大关注的冷门而爆彩，而是源自于那个忧患意识。谭旭东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这两部书的创作成就，也在评价着作家李凤杰发端于忧患意识的那个责任心。在我理解，此责任心有别于通常所说的责任心一词。这个责任心更见着凤杰的自觉。几乎是一种心理和精神驱使下的本能的写作行为，作家对社会的道义和良知，成为驱使写作行为的最重要的选择指向。

忧患意识也在深层上影响作家内在诗意的表达方式。诗意从来不会在空壳一类文字上闪光。诗意来自文字出处的精神底蕴。谭旭东在李凤杰朴实、准确且流荡着关中方言韵味的文字里发现了诗意，又可以见出他审美眼光的老到。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关于谭旭东先生研究李凤杰儿童文学创作的专著，其实只要看重这个行为本身，就足以令我也有“发现的惊奇”了，无论从儿童文学在当代文学被关注的状况说，无论从儿童文学本身流行和发展的现状看，谭旭东潜心研究一位被他称为“被遮蔽”的作家的作品，应该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复归文学精神的垂范。

2004221二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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