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我的创作和陕西文学界开始发生关系时，就认识了陈孝英，还有“笔耕组”的一茬评论家。在他们极大的关注和关爱下，我的创作得以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到现在，陈孝英一直关心着陕西文学，多年来陕西一些重要作品、重要作家的研讨会，陈孝英都参加过，他很关注陕西文学创作。

大概从80年代下半期，陈孝英开始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喜剧美学研究上来。据我所知，陕西评论家中，涉及喜剧美学研究的不仅陈孝英一人，但他是专注于这方面研究而且很有建树的一位。在文艺评论这个大的领域里，喜剧美学是一个分支。陈孝英在这个领域里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卓有建树。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国最富于创造活力的一位作家——王蒙。我看过孝英的很多评论文章，十分佩服。一个人一生能在一个领域内做成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大事，我觉得生命的价值就可以完全体现了。我希望他有更大的建树，取得更大的成就。他在喜剧美学这个领域中的建树，应该说至少在陕西是独树一帜，这就很了不起。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常常容易对生活触发一些感慨，每个人由年龄的变化引起的生理、心理上的变化多有不同。陈孝英和我属于同龄人，对我们这茬人来说，过去的生活经历中都有灾难，更多的是极“左”的政治造成的灾难。我曾经当过农村基层干部、农村中小学教师，灾难也依然难以躲避。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在那种极“左”的政治气氛里，很难从灾难里头逃脱出来，要么装个庸人，啥都不说，或者要他怎么做就怎么做，一切顺从；要么就跟着极“左”的势力去制造灾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不要说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就是保持一个正常人的良心，你都会很难生存，所以造成大量知识分子的灾难，比如老舍的自杀，柳青也自杀过，只是“未遂”而已。这个灾难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一个民族的灾难。连农民也受祸害，吃不饱、逃荒、饿死人。令我十分欣慰和庆幸的是，在这个极“左”造成的政治黑洞里，我们终于完成了一次社会变革。包括能召开今天这样的讨论会，大家能这样说话，陈孝英能出自传，这样的事只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才可能发生。过去谁敢写自传哪？只有个别伟人才有这种权力，普通人怎么能写自传？那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以为，陈孝英自传出版的意义就在于，他以个人的生活体验、生命历程、事业追求、人生追求，比较深刻地展示了这段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展示了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生存形态、感受、经历等等，很有教育意义。不仅他本人可以拿这个来做自己的人生总结，他的儿女可以拿这个来感受父辈经历了什么，社会上很多人看过一个知识分子陈孝英的人生经历，他们也会对社会、人生产生心理上的影响和启发。这部自传出版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孝英刚才发言讲到有些东西不能写，对此我也有同感。90年代初到现在，有多家出版社安排人给我写传记，还有一些出版社要我自己写自传，或让我选择某个作家或记者来给我写，我都谢绝了。原因就是刚才孝英说的：“很难完全写出生活的真实来。”且不说今天的理论审视对你的那个“真实”能容忍到什么程度，仅仅是孝英刚才所讲的，和你同代活着的人跟你有很多纠葛就不好处理。包括青年时代经历的这事那事，发生过纠葛的人现在还活着，不要说你讲那个人有多么不好，不要说谁长了谁短了。就是一个词儿分寸不恰当，都会引发一场官司。所以我从来都不想写自传或者让别人来写陈忠实传记。与其不能真实地、全面地写出生存状态、精神经历、生活经历，那我就把它封存着，我本人抱的是这样一个态度。

而陈孝英能够把社会和生活容忍的那一部分东西表述出来，是了不起的一种途径的选择。这里还有一个民族心理习惯在起作用。从艺术真实的层面上讲，本来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把细节生动地描写出来是真实，点到为止也是一定程度的真实。现在的舆论标准能容忍你到什么程度？心里没数就不敢写。比如，你写了几个隐而不宣的事，哪天他哥们儿来揍你一顿，问你：“咱俩的事你怎么给全社会宣传？”所以这里还有一个民族心理承受习惯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关于真实，陈孝英能写到这个程度就很好了，真实是没有绝对标准的，这也是一种真实。社会在发展，民族心理在健康的意义上再向前发展一点，孝英还可以继续把真实向深处延伸。

关于陈孝英这个人，多年接触下来，我感到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平和地研究喜剧美学。在我接触的评论家和作家中，孝英是一个让人感到灿烂的评论家、作家，思维活跃、知识面广，对于文化活动、文化策划点子很多，而且获得了很多成功。那一年我到北京去，孝英告诉我一个关于“幽默城”的文化活动，带我去北戴河转悠了一番，给人家做了一回广告。孝英和朋友相处很平和、很善良，生活接触面很宽，使用面很广，创作空间也很大，别人想学也学不来。寄望孝英把这个优长充分发挥，多创造一些美好的东西。

2005年4月2日11月13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