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在中国作协港澳台文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海峡两岸历史研讨会上，唐浩明兄曾对我戏言：“如果你有钱，你就设立一个奖项，在世界范围内征求研究文章，如果有谁能把历史的真实性问题研究明白，且让大家都接受他的观点，就给他一百万奖金。”浩明兄说这句话，实乃事出有因。近些年，历史的创作非常兴旺。如果用读者决定市场的观点来衡量，无疑历史在中国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大凡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民都有嗜史的习惯。小时候读过的《今古贤文》上的一句话“观今宜鉴古，无古不知今”，可作为嗜史的注脚。嗜史并不是怀旧，而是一种观照当今鉴别世事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不仅中国人如此，印度、埃及，俄罗斯等有着悠久历史国度的人民亦复如是。前年，我曾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往印度访问。在新德里，主人招待我们观看了一部印度电影《阿育王》，这是一部历史大片。爱情加暴力，故事紧凑曲折，颇有美国好莱坞影片的特点。阿育王所处年代，比中国秦始皇稍早一些。他统一了印度，几乎成了印度历史的代名字。他在征伐期间，嗜杀成性，一俟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他便昄依佛教。在全国大建梵刹。在阿占陀石窟，我看到了那一时期佛教的辉煌。虽然两千多年时间过去，在今日之印度，阿育王依然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印度以他为体裁的文学作品不少。《阿育王》的热映证明了阿育王这个历史人物持久不衰的生命力。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这部电影非常喜欢。但问及印度同行，他们中不少的人表示了相反的态度。回国后，我查阅有关阿育王的资料，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影片中的第二号人物，为阿育王深爱着的那一位另一部落的公主，完全是作者杜撰的人物。如果去掉这个人物，可以说整部电影将不复存在。奇怪的是，我的印度同行责难的并不是因为作者杜撰了一个风情万种的女子，令阿育王神魂颠倒。而是认为这部电影过于美国化。印度人支持传统，有着我们中国人无法比拟和难以想像的固执。由此我想到，如果《阿育王》换成是一部中国电影，那么肯定会有一些专家在赞赏它具有创造性（因为像美国片）的艺术追求的同时，一定还会严厉的指责，它为什么不着重历史，要让阿育王这样一个伟大的开国皇帝爱一个并不存在的女人？同样都是东方文化，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和评价作品的尺度为什么如此的不同？也许有人会说，印度人注重艺术的真实，而中国人更注重历史的真实。

近些年，在中国的历史创作领域，的确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某些评论家总是用他认为的“历史真实”，来衡量别人的作品。将作品中本属艺术处理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上升到侫史或诬史的高度来进行抨击和批判。将文学创作变成历史的考据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学的悲哀。

什么是历史的真实，这是一个争论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问题。文学非物理，它没有客观真理，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无不充满歧义，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个历史作家，我实在不愿意在“历史的真实”这一命题下过多的绕舌。但是，既然有人老是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说几句。

前年，应於可训先生主编的《文艺新观察》之约，我写了一篇名为《让历史复活》的文章，算是拙著《张居正》的创作谈。文章里，我论及历史的真实主要存在三个方面：一、典章制度的真实，二、风俗民情的真实，三、文化的真实。我还说到，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后一个真实，是形而上的，很难做到。大凡历史的创作，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点，即三分虚构，七分真实。这种三七开的说法，源于对《三国演义》的评价。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是最正宗的历史，现在，民间关于三国的许多传说，譬如桃园三结义，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关羽亡命走涿洲，张飞喝断霸王桥，赵子龙血战救阿斗等等，都来自于《三国演义》。但是，说到底，《三国演义》只是而不是历史。关于这一段历史，最权威的史书是陈寿著的《三国志》。若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对照来看，则罗贯中先生的虚构恐怕就不止三分了。上述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不是子虚乌有，就是张冠李戴夸大其辞。如此说来，用历史的真实来衡量《三国演义》就大有问题，用文化的真实来衡量，还勉强说得过去。若用事件的真实来对号入座，则必定是理不直气不壮。说到人物，《三国演义》似乎也有多处值得商榷。譬如关羽，因为罗贯中先生的精心塑造，他成了忠义的化身，完全不近女色。投降曹操时，曹操送给他十个美女，但他坐怀不乱不肯享用。事实并非如此。第一，他降曹时并未得到十个美女的赏赐；第二，据《华阳国志》、《蜀记》等几部史书记载，关羽在对吕布的战争中，曾一再乞求曹操，希望仗打赢后，能够把吕布手下大将秦宜禄的妻子赐给他。由于他希望迫切，恳求再三，于是引起了曹操的疑心。攻破吕布固守的下邳城后，曹操命人把秦宜禄的妻子带上一看，顿时大惊，原来这少妇是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的美人。于是坚决不肯赐给关羽而留下自家消受。从这个记载来看，关羽是一个好色之徒，罗贯中先生替伟人讳了，也就是说，他粉饰了关羽。

这么说，似乎我要批判《三国演义》违背历史的真实，再刻薄一点，说罗贯中先生厚诬历史了。后辈岂敢如此，举出这么多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历史的魅力，正在于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虚构。要说明的是，我认为历史中的历史真实，就是前面讲过的三点。

如此给历史下真实的定义，我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时下有一种风气，在讨论历史真实时，往往对作品中描画的某一特定时代的历史氛围。文化心理以及风俗民情忽略不计，而刻意强调人物以及事件的真实性。这种对历史真实的理解，应该适用于历史教科书，而非历史。

勿庸讳言。一个作家的历史观决定了其作品的历史真实。而作家描写历史真实性凭籍的史料，往往会受制于史学家的历史观。例如《明史》，举凡研究明史的人，都必定首先要接触到它，但若一味地相信它或依赖它，则错莫大焉。须知《明史》是清朝人编纂的，对一些具体人物和事件的取舍与评价，则不得不听命于清代统治者的好恶与需要。如对明代皇帝，不管好坏，一律加以美化。就像隆庆皇帝，其沉湎酒色，迷恋道术滥用春药等等劣迹，明人著作中多有记载，正因为他荒淫无度。以至三十六岁就一命呜乎。这样一位庸君，《明史》中却称赞他“端拱寡、躬行俭约。”对他的私德，只“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一笔带过。《明史》作者的历史观于此可见，凡帝王，一定要正面歌颂。对皇权有制约的大臣，则被斥为权臣。如果我们依赖《明史》来写作，岂不落入编纂者的皇权至上的圈套？编纂者有此历史观，便会按图索骥，寻找相应的历史事实来加以图解与阐释。而对其不利的史料，则弃之毁之。既然史书编纂者有权按自己的历史观来遴选与征集史料，我们作家为何就不能按自己的历史观来“粉饰”与“厚诬”古人呢？历史是一座巨大的迷宫，史学家与作家都有权选择自己进入其中一窥堂奥的方式。这里面不存在优劣，只存在历史观的差别。

写到这里，若有人问我“你的历史观”是什么？我回答十四个字：“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以苍生谋福祉”。我的拙著长篇历史《张居正》，正是按这样的历史观来征选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地虚构。如果有哪位方家觉得鄙人此种做法不妥，敬请批评。

20031213夜草于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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