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荆州市长江大学的演讲

一

我第一次来荆州，是2003年冬天。那次和我一起来的，还有我省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王先霈先生，和著名的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我在这儿和同学们见面的时候，他们去看张居正的墓园，费尽周折才找到一个满是泥泞的破败的墓地。这次来，我到荆州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张居正的墓地。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墓地终于有了一点墓园的样子。从这一点来看，说明人们已经恢复了对张居正这位先贤的记忆。这是一件很令人高兴的事情。

我觉得今天能在这儿和同学们交流写作《张居正》的体会，这个意义比在任何地方都显得特殊。因为，这里是张居正的家乡。张居正死于1582年。从1582年到2002年我把这部书写完，我和他之间的交流整整隔了420年的时空。因此，我每踏上荆州这个地方，都会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是怦然心动——因为这里是张居正的故乡，是生他养他的土地。另一方面又感到惆怅——因为这片土地在漫长的岁月中把这位先贤遗忘了。然而，也正因为他的被遗忘，使我产生了写作的动力。

因为我是湖北人，所以我经常想到，一个今天的湖北人和一个400多年前的湖北人穿越时空，进行一种心灵的交流，由于有着相同的楚文化基因，可能隔膜和误解会少很多。

二

我知道张居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下海经商，1992年，小平同志南行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在深圳见到一个商界的朋友。那天晚上我和那个朋友在一起喝咖啡，谈到“改革”这个话题。他讲，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改革，开始的时候很顺利，后来都夭折了。唯独明代的张居正，他在世的时候改革是很成功的，只是在他死后才遭到清算。

之前，我只知道张居正这个名字，并没有很认真地去研究他的万历新政。这次谈话以后，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第二天就去翻看明史。结果发现，明史中关于张居正的记载非常简单——肯定他执政的成绩，但把他列为“权臣”。什么是权臣呢？就是一个大臣使用了自己所不具备的权力。权臣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并不是一个褒义词，而是和佞臣、奸臣、庸臣一起，作为贬义词来使用。

后来，我不仅读到了朱东润先生对他称赞有加的《张居正大传》，也看到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对他的评价。这就促使我去研究更多的关于张居正的材料。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慢慢找到了一条清晰的思路：张居正当首辅、实行万历新政的时候，明代已经是吏治败坏、土崩鱼乱了。它同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第二是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第三是人心思变。张居正进行改革时候的明代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其实，在张居正35岁的时候，明代就已经很糟糕了。他32岁时在翰林院里面当一个六品的翰林院编修。当时是严嵩当政，嘉靖皇帝坐朝，信任并依靠奸臣严嵩。这个严嵩当了二十多年的首辅，卖官鬻爵，昏庸至极，明代的吏治在他手上，可以说是彻底地变坏。张居正看不惯严嵩的那一套，但人微言轻，对政局起不了任何影响。他眼见没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于是就辞官回家，在荆州呆了5年。这5年的荆州生活，实际上就像诸葛亮在隆中一样。当年诸葛亮在隆中隐居，静心分析天下局势，后来等刘备前来拜访时，他不仅条分缕析地分析了天下形势，还给刘备想好了具体的对策。张居正在荆州那几年，实际上做的是和诸葛亮同样的功课，就是在冷板凳上研究国家政治。

后来，严嵩当政后期，官场上对这位奸相的怨言渐多，而当年赏识张居正的徐阶又入阁当了次辅。这时候，张居正觉得自己有可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于是在他37岁时第二次离开了荆州，回到京城。他这一次离开荆州，一直到54岁时才回来。

张居正到了京城以后，由于徐阶的帮助和很携，很快就当了国子监的教务长。嘉靖四十四年，严嵩垮台，徐阶当了首辅。由于他的推荐和支持，张居正从此青云直上。仅三年时间，就从五品官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并入阁当上了辅臣。由于这个勋职，张居正成了炙手可热的一品大臣。这一年，是隆庆元年，张居正42岁。也就是说，他42岁就进了国家的权力中枢，主管军事，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这时，他感觉自己26岁考中进士以后（特别是在荆州隐居的5年）一直在思考的国家问题，有可能通过改革来寻找解决的答案，于是就写了一道改革的奏章《陈六事疏》，从国防、吏治、财政、公文、赋税等六个方面论述了朝局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呈递给了隆庆皇帝。

这时的隆庆皇帝30岁，刚刚登基。他在登基前一直没有正式的太子名份，因为他的父皇嘉靖皇帝一辈子迷信，自从太子死后，就相信一个道士的话，认为自己在世时不能再立太子，如果立太子就是二龙见面，必有一剋，这样一来，本来顺理成章成为太子的朱载垕，一直熬到父皇死后才正式接班。十几年的压抑扭曲了他的性格，使他变得非常懦弱，只想着怎么把皇帝的位置坐稳，根本就不想改革。

隆庆皇帝是个典型的和稀泥的老好人，既不愿改革，也不会随意地去处罚大臣。他看了《陈六事疏》后，简单地批了几个字，大意是说“我看到你的奏章了，知道你对我很忠诚”，然后就把奏章交给了内阁。而这个时候的内阁正狼烟四起，徐阶和另一个有能力的大臣高拱为了争夺首辅的位置，斗得你死我活，根本没有精力去做实事。

通过这件事，42岁的张居正意识到自己的机会还没有来到。这个时候，他既没有一点怨言，也没有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恃才傲物。按照清流知识分子的一贯作风，如果自己建议没有被采用，就会把乌纱帽往墙上一挂，辞官走人。这种态度使很多知识分子失去了为国家服务的机遇。张居正不是这样。他继续忍受寂寞，在次辅的位子上稳坐冷板凳，不出头，耐心等待机会。

张居正这种善于忍耐的品格，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三

稳坐冷板凳期间，张居正并不是一味等待，而是从自己能管辖的事情入手，一点一点为自己设计的改革铺路。比如说，军事问题，在他手上出现了一个极大的事件，就是蒙古问题。蒙古一直和明朝政权在打仗。蒙古和汉人的战争从朱元璋建立明代开始，两百多年一直没有停止过。张居正主管军事，首先要关注的就是蒙古问题。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蒙古王俺答的一个孙子巴汉那吉因为对婚事不满，跑到了大同向朝廷归顺。大同当时的总督（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叫王崇古，他把巴汉那吉留下，并把这件事立即上报给朝廷。张居正知道以后，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是蒙古王的孙子，一定要待若上宾，并及时送回去。他让王崇古负责把巴汉那吉送回蒙古。

蒙古王俺答听说孙子被汉人扣住，准备用武力讨回孙子。就在他打算发动战争之际，王崇古作为明廷代表亲自把巴汉那吉送了回来，并对俺答说，希望他们家族和睦，不要起内讧。俺答很感动，心里头已有了和明廷和好的意思。蒙古人每年之所以要和汉人打仗，是因为蒙古人没有汉人的茶活不下去，他们吃了牛羊肉以后，要靠茶来消化。茶对他们来讲是最紧俏的资源。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马，而最好的马在蒙古。那时用蒙古的马来换汉人的茶叶这一生意是被中央控制的，民间不能私自进行贸易，影响了茶叶与马的流通。

由于不准民间与蒙古做边贸生意，因此经常因为抢夺资源而发生战争。双方旷日持久的打仗，越打仇恨越深，因此一直无法和解。嘉靖朝期间，有一个兵部侍郎杨继慎看到这个问题，于是向皇上建议开放边关，与蒙古人做生意，经果被嘉请皇帝处死，理由是勾结仇寇，连支持他的首辅夏言也被腰斩。严嵩就是因为反对这件事而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当上了首辅。这一次张居正摸清俺答确实有和好之意，于是不畏风险再次向皇上建言，力主把边关打开，让蒙汉之间做生意，官方做官方，民间做民间，就是计划内计划外经济一起搞。皇上同意了张居正的建议，在口外开发了一个板升城做贸易地，这个板升城，就是今天内蒙古的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这个地方算是明代的第一个济特区，就像小平同志搞的深圳特区。

于此同时，蒙古王俺答也被明廷赐封为顺义王，并与汉朝定下长久和好的盟约。自那以后，蒙古人与汉人融为一家，在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蒙古始终和明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军事战争。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只要历史能提供一个给机会，张居正就会立刻抓住。

这件事发生在隆庆四年，张居正还是次辅。我在和明史专家讨论张居正时，他们给我提建议，让我从隆庆四年写起，就是从1569年写起，从俺答归顺写起。我也觉得这段历史可写，但我考虑到自己的结构和主旨，其重点不在民族问题上，就没有写这段历史，只在后面有所回顾。

我讲这件事，是为了说明，张居正很有忍耐力，也有很强的执政能力。而且他不像一般的读书人，意气用事。他非常理性。到了1572年，他成功地登上首辅的位置之后，立刻按照《陈六事疏》的设想，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也就是说，他42岁时的思想，一直到了48岁才付诸现实。从一个设计师变成一个工程师，按照他的图纸来改造中国，张居正等了整整六年。

四

张居正的精神品质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忧患意识：他在26岁考中进士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很明确地讲自己的理想就是当首辅、当宰相。他的目的很明确，而且一辈子在官场上都没有左顾右盼，也没有丧失信心。这种忧患意识伴随他一直到死。

第二是担当精神，就是“担当天下事”：这个人敢作敢为，敢承担责任，更敢承担风险。他当上首辅时，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他已知道天下的强势人物会反对他进行改革，但他绝不会退缩。他说了一句话：“虽万箭攒体，不足畏也”。就是后来我们共产党人说的提着脑袋干革命的精神。

我去年碰到一个福建的朋友，他说你把张居正写得这么好，我老家还有一个姓李的人，他的遗言要让他的后人世世代代记着张居正是个奸臣。你看看，和你写得不一样。我说我知道这个人，张居正上任首辅的时候，他是工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张居正改革三个月，要裁汰官员六千人。当时总共有两万九千名官员，他要裁掉六千。裁官的标准是贪官、坏官、庸官和冗官。前三种官员的裁汰，史有定评。但第四种官员，即冗官，是张居正加上去的。冗官，就是在位子上不干事的人。这位侍郎先生就是一个冗官。张居正给他下了离职通知书，让他一个月内回到老家。这个侍郎回到老家以后，郁闷而死，才留下这个遗言。

这也是我们的同乡张居正，在死后几百年，还遭人反感、被人忽略的原因。他不但得罪皇帝，还得罪天下读书人。举个例子来说，他坚决不用海瑞。海瑞第一次坐牢，是张居正帮恩师徐阶出主意，把他从诏狱中放出来。因此海瑞很感激张居正。一听说他当了首辅，海瑞非常高兴，还给他写了贺信。可张居正就是不用他。

当时的吏部尚书为海瑞的事亲自跑去跟张居正谈，说天下书生人言可畏，用海瑞不过是多一个官员，何苦要得罪天下士人呢？张居正对吏部尚书说，海瑞做人是个典范，当官却有问题。当年隆庆皇帝给他平反以后，给了他天下最富的一个府，苏州府，让他去当知府。历史上官员的待遇，历来是有规定的，知府要乘八抬大轿。结果海瑞去了以后，骑了一头驴子，前面弄个人举个牌子：肃静。八人大轿没有了，仪仗队也没有了。这样以来，他的几个副手没法坐轿了，事情也没办法做了，集体要求调走。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但凡穷人和富人告状，他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判穷人赢。这样一来富人没办法了。惹不起躲得起，有本事的富人都把自己的户名挂到毗邻的松江府去了，就是今天的上海。他当了三年的知府，苏州的赋税降低了差不多一半。

海瑞把这么富有的一个府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张居正坚决不再起用他。针对这件事，张居正说了一番话，意思是说做人和做官不一样。做人可以讲品德、讲情操。做官除了讲品德之外，还要做到两点：第一要让皇上放心，皇上把这个地方交给你，你别乱来；第二你要让当地的老百姓得到好处，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张居正说：“我若给他个闲官当，天下读书人还会骂我，说你看看，他把人家当花瓶用。我若重用他，又坏事了。干脆我给后代留下一个楷模：你是一个好人的典型。但不能做官。”

所以张居正是真的有这种担当精神，他完全不计后果，坚决推行改革。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这种人。

张居正死后之所以受到严酷清算，就是因为他做事不计后果得罪人太多太多。他一切以改革为目的，绝不徇私情。他的管家游七背着他收了一点银子，他把游七的腿打断了。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铁面铁到了极致。

我之所以写这么一个人，就是因为他把国家的前途放在自己一个人的肩上来承担，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把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是从屈原一脉相传下来的楚狂人的精神。

五

在我写作《张居正》这本书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障碍和挫折。我是一个诗人，后来改写。我知道如果把刚才讲的这些写下来，是非常枯燥的。要把它变成，就要把思想隐藏起来，通过很多曲折生动的故事来让人物丰满起来。这个过程就是文学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困难。

我写第一卷之前，跟所有的朋友讲我要告别商海，回到书斋写历史。他们问我写什么，我说写张居正。他们又问我：“张居正是什么人？”我说张居正是明代的一个首辅。他们说：“你要写这个人，肯定失败无疑。你看唐浩明写《曾国藩》，这多有名气？老百姓谁不知道曾国藩？都知道。二月河写《雍正皇帝》，老百姓也都知道。你这个张居正是谁？老百姓都不知道。他的名气还没有武大郎大。”

这倒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这也是因为张居正得罪了知识分子，得罪了强势集团。历史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强势集团极力诋毁的人物，清流集团一定会极力吹捧他，李贽、海瑞。屈原，都是。唯独一个张居正，双方联合起来扼杀他、压制他。

我自认为在知识分子中不是清流，不会单纯从道德的角度去评判一位古人的功过是非。在我之前也有不少学者是这样做的。朱东润先生，在国家危难的关头，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张居正立传，他认为在当时那样一种情况之下，只有张居正才能挽救国家的危急，所以他在炮火纷飞的时候写《张居正大传》。熊十力先生，著名的大儒家，在解放初写《与友人论张江陵书》，也是因为感觉到百废待兴的时候离不开张居正。黄仁宇在整个世界和中国格局发生转折的时候，写下“世间已无张居正”的字句，同样是觉得历史转型的时候离不开张居正。

这样一种力量，这样一种声音，虽然一直很微弱，但是它一直存在着。现在，又到了一个改革的时代，我感觉到我一定要用我这枝笔，恢复我们民族对张居正的记忆。我知道我的能力可能达不到，但我不能放弃。就这样我用了十年的时间。一直到这个月10号那天，我接到第一个电话，说：“熊召政先生，我向你表示祝贺，你写的《张居正》，这次满票获得茅盾文学奖。”我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华商报记者某某某。”我说：“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他说：“我这是可靠消息，5分钟前评委在现场给我打来了电话”。我说：“今天不是愚人节吧？我不接收你的祝贺。因为我没有得到正式的消息。”等到11号中午，电话不停打来。最后打来电话的是一个女记者，她在电话中说：“我刚和茅盾奖评委会主任通过电话，他亲口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下午2点钟就要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我说：“那现在还有10分钟，我等着”。

后来，大概是下午2点过5分，新浪网上的新闻出来了。这个时候文艺报的一个记者打来电话，向我表示祝贺，他说：“我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获得这个大奖，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脱口而出：“你尊重了文学，文学就会尊重你！”因为，我花十年的时间来写张居正这个人，我的理想是用我的笔来复活张居正，恢复我们这个民族对他的记忆。为了这个简单的愿望，我渡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最后，文学界承认了我的努力。并不是这个奖本身让我欣慰，而是这个奖背后的深刻含义让我激动不已。

2005年4月28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