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出身于因拉省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一方面沉迷于上流社会的生活，一方面对哲学、文学发生极其浓厚的兴趣。1851年起在军队服役，并开始了文学创作。从1859年末，托尔斯泰转向积极从事家乡农民子女的教育工作，并创办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教育杂志。1862年，他结婚后又继续了紧张的文学创作。1881年，他完成了《忏悔录》后，便在自己的庄园中实行土地改革，放弃了贵族生活方式，进行道德自我完善，像普通农民一样犁地、挑水、种菜，但遭到家人的坚决反对。1910年10月28日，长期苦闷、抑郁的托尔斯泰悄悄离家出走，不料途中得了肺炎，病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托尔斯泰一生勤奋，在他六十年的笔耕生涯中留下了大批优秀作品，尤其是他的三部巨着《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属于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名着、人类文化艺术宫殿中珍贵的宝藏。这三部巨着也使托尔斯泰登上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高峰。

1883年年底，托尔斯泰策划组织出版民间读物协会，他制订了“为了俄国人的教育”书籍的出版计划，多次邀请出版家、作家、艺术家和莫斯科大学教授等人在家中讨论这个问题。

这篇演讲就是在1884年的一次讨论会上发表的。

讲词精要

情况是这样：很久以来，我记得总有三十来年了吧，就有这么一些人专门为识字的普通老百姓写作、翻译和出版书籍，也就是说，专门为那些由于识字不多，由于所生活的环境，由于家境贫困而不能对书籍有所选择，只能有什么读什么的人出书。这样的出版家从前就相当多，在农奴解放之后更是大量涌现出来。这些着作者、翻译者、出版者的人数随着识字者人数的增加而逐年增多，其数量如今已十分可观。民间读物的着者、编者、出版者如今多如牛毛，可是和从前一样，至今在贫苦百姓的读者群和编者、出版者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关系。

和以前一样，总使人觉得有点不对头，尽管为老百姓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可还是感觉到这些书，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着者、编者、出版者都还没有达到他们所想达到的目标，老百姓中间的读者也还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书。

这件事难道就不能改进了吗？

我想，在谈这件事可以怎样努力改进之前，自己应该先好好地弄清楚这件事情本身和它所包含的内容。

毫无疑问，事情在于一些有知识、有钱、满肚子学问的人想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缺乏知识的人，而那些什么知识也没有或者知识极少的人在张着嘴等待任何知识，准备吞下别人给他的一切。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有学问的人想同别人分享自己的所有物，这种所有物又不会因为分给别人而有所减少。看来只要有学问的人愿意同人分享，饥饿的人就会满意了。

可是有知识的人传授知识给别人这件事做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饱汉不知道应该给别人些什么，一会儿试试这个，一会儿试试那个。而饿汉呢，虽然饥肠辘辘，却把鼻子扭开，不要别人给他提供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我看只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饱汉并不想给饿汉吃东西，而是想以某种对饱汉有利的方式去影响饿汉。第二个原因是，饱汉不想把真正滋养他们的东西给予饿汉，而只给了一些连狗也不吃的残羹剩饭。第三个原因是，饱汉其实根本不像他们自己想像的那么饱，只不过是自满而已，他们自己吃的东西也并不好。

出版民间书籍的各种尝试至今总是不见成效，只有下述三个理由可以解释；至今一切已经出版和正在出版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书籍都可以分别归入这三种理由名下。

有些书并不打算向老百姓传授知识，而是想在他们身上激起一些由于某种缘故为出版者所希望的情绪。这包括所有二流、三流甚至第十流的宗教出版物——修道院的、伊萨基大教堂的、彼得修道院的、帕什科夫派的、有益心灵的普及读物等等。所有这些书籍并不传授任何知识，也不引起读者的兴趣，原因正是在于它们的作者传授的不是使他们产生某种情绪的那些原理，而是直接传授这种情绪。帕什科夫派的出版物可以作为这种奇怪地离开目标、全然无益的刊物的最好样板，例如，对垂死的人说：“上帝的血拯救了你。”于是他就高兴起来，幸福地死去等等。这一类书籍的错误是，由《圣经》产生的这种或那种宗教情绪只能由艺术作品来传达，这关系到生命，而不是知识，知识倒是可以由书籍来传达的。能由书籍传达的只是教会神父们的圣书、宗教研究着作，而不是情绪。情绪只能由艺术作品来传达……

另一类书籍，也是数量最多的类，即残羹剩饭，不适合饱汉吃，那就“给饿汉吧”。限于这一类的首先是，所有普列斯诺夫出版处的出版物——《各种乐天派》《伯爵奇遇记》；其次是——有什么理由不说真话呢？一切一切对于我们饱汉不中用的东西。要知道，这可不是开玩笑，人人都听到过这样的话：我干什么都不行，能不能试着给老百姓写点东西呢？……这些人对自己非常了解，而别人也了解他们，知道他们对于我们是不中用的，而对于老百姓呢，不仅行，甚至还是上好的呢。对这一点我们如此习以为常，认为我们自己不吃的东西老百姓可以吃，以致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并不觉察这种看法有多荒谬。对于我们这几万人不合适的东西，对于张大嘴巴坐待饮食的千百万人倒是合适的。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当我们认为这类食物不适合我们食用时，我们是处在什么条件之下；当我们认为这类食物适合于他们时，他们又是处于何种条件之下？我们不承认这些残羹剩饭，因为我们已经吃饱喝足。我们上过学，到处游历，懂得几国语言，我们面前有各种书籍任我们挑选；即使我们吞下了一丁点儿有毒的东西，我们的体质也对付得了。可他们是很纯真的，各式各样的毒品——艺术式的谎话，形形色色的假货，还有在逻辑上是错误的东西，落到了空空的书里。给他们没事儿，行！一桶蜂蜜，只要加一勺柏油那样糟糕的东西就会整个儿毁了，而关系到心灵的事情，这一勺柏油就更糟、更有毒了。记得阿维尔巴赫有句话说得很好：对于老百姓，只有天地间最好最好的东西才适合他们。这好比对于孩子，只有最好最好的食物才是合适的。

第三种书籍是我们自己的食物，适合于我们这些脑满肠肥的饱汉的食物，它们使我们发胖，但不是让我们吃饱。当我们把它们提供给老百姓时，他们也是要掉过头去的。这些书是普希金、茹科夫斯基、果戈理、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再加上历史学家们和宗教界的一批最新的作家写的近五十年来的新书。我们吃这些东西，因此我们以为这就是真正的食物，而老百姓却不要。这里面有误会。这就引起了我的主要的想法，所以要把这点讲得详细些。

……

我们变得可怕地无知。(不管说来多么奇怪，有名无实的古典教育大大促成了这种情况。古典中学的学生，哪怕有一个是由于自己喜欢才去读色诺芬或西塞罗，你就砍我的脑袋好了。)我们之所以变得无知，是因为永远不让自己看到，任何科学只不过是研究人类所有的大智大慧者为了弄清真理而经历的过程。有史以来就有卓越的大智大慧者，是他们把人类造就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些智慧的高峰分布于几千年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不了解他们，闭目塞聪，而只知道昨天和前天生活在欧洲的几百个人所臆想出来的东西。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当然就是十分无知的了。如果我们确实无知，那么，老百姓不愿意接受我们所提供的我们不学无术的成果，也是可以理解的了；他们有纯真的、正确的辨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