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于人无不正，系其顺与不顺而已，行险以侥幸，不顺命者也。

——张载

彭嘴儿只有一个念头：杀了康游。

若不杀了康游，他这一世便再没有任何可求可盼之机了。

他的父亲是登州坊巷里的教书先生，一生只进过县学，考了许多年都没能考入州学，又不会别的营生，便在家里招了附近的学童来教。

他父亲一生都盼着他们三兄弟能考个功名，替他出一口怨气。可是他们三兄弟承继了父亲的禀赋，于读书一途丝毫没有天分，嘴上倒是都能说，但只要抓起笔，便顿时没了主张。写不出来，怎么去考？

他们的父亲先还尽力鼓舞，后来变成打骂，再后来，就只剩瞪眼空叹。最后大叫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咯血而亡。

好在他们还从父亲那里听来不少历史典故，大哥跟着一位影戏匠学艺，那师傅口技一绝，但肚里没有多少好故事，他大哥彭影儿学了口技之后，又加上父传的古史逸事，说做俱佳，一手影戏全然超过师傅，得了“彭影儿”的名号。

彭嘴儿原也想跟着大哥学，但他只会说，始终学不来口技，手脚又有些笨，所以只能做个说书人，又不想下死功，因此只学了三分艺，哄些过路客的钱。

他家那条街的街口有个竺家饼店，那饼做得不算多好，但店主有个女儿叫春惜，生得像碧桃花一样。

那时彭嘴儿才二十出头，春火正旺的年纪。有次他偶然去买饼，竺家只是个小商户，雇不起佣人，妻子、女儿全都上阵。那回正巧是春惜独自守店，她穿着件翠衫，笑吟吟站在那里，比碧桃花还明眼。

彭嘴儿常日虽然最惯说油话，那天舌头却忽然肿了一样，本想说“一个甜饼，一个咸饼”，张嘴却说成了“一个甜饼，一个甜饼”。

春惜听了，顿时笑起来，笑声又甜又亮，那鲜媚的样儿，让他恨不得咬一口。

春惜说：“听到啦，一个甜饼，何必说两遍？”

他顿时红了脸，却不肯服输，忙道：“我还没说完，我说的是买一个甜饼，再买一个甜饼，再买一个甜饼，还买一个甜饼……”

春惜笑得更加厉害：“你到底是要几个？”

“你家有多少？我全要！”

“五、十、十五……总共三十七个，你真的全要？”

“等等——我数数钱——糟——只够买十二个的钱。”

“那就买十二个吧，刚好，六六成双。我给你包起来？”

自此以后，每天他只吃饼，而且只吃竺家饼。

吃到后来，一见到饼，肠肚就抽筋。但这算得了什么，春惜一笑，抵得上千万个甜饼。

不过，那时他才开始跟人学说书，一个月只赚得到两三贯钱，春惜的爹娘又常在店里，他们两个莫说闲聊两句，就是笑，也只敢偷偷笑一下。

他好不容易攒了三贯钱，买了些酒礼，请了个媒人去竺家说亲，却被春惜的爹娘笑话了一场，把礼退了回来。

这样一来，他连饼都不敢去买了，经过饼店时，只要春惜爹娘在，他连望都不敢望一眼。偶尔瞅见只有春惜一人在店里时，才敢走进去，两人眼对眼，都难过得说不出话。半天，他才狠下心，说了句：“你等着，我赚了钱一定回来娶你。”春惜含着泪点了点头，但那神情其实不太信他说的话。

他开始发狠学说书，要是学到登州第一说书人的地步，每个月至少能赚十贯钱，那就能娶春惜了。

可是，才狠了十来天，他又去看春惜时，饼店的门关着，旗幌子也不在了。他忙向邻居打问，春惜一家竟迁往了京城，投靠亲戚去了。

一瞬间，他的心空得像荒地一样。

他再也没了气力认真学说书，每天只是胡乱说两场混混肚子，有酒就喝两盅，没酒就蒙头睡觉。父母都已亡故，哥哥和弟弟各自忙自己的，也没人管他。

弟弟彭针儿跟着一位京城来的老太丞学了几年医，京城依照三舍法开设了御医学，那老太丞写了封荐书，让彭针儿去京城考太医生。彭影儿知道后，说也想去京城，那里场面大，挣的钱比登州多十倍不止。彭嘴儿见兄弟都要去汴梁，也动了心。

于是三兄弟一起去了京城。

彭嘴儿原以为到了京城就能找见春惜。可真到了那里，十万百万的人涌来涌去，哪里去找？

他哥哥彭影儿功夫扎实，很快便在京城稳稳立住了脚。弟弟彭针儿进了医学院，看着也前程大好。只有他，那点说书技艺，在登州还能进勾栏瓦舍混几场，到了京城，连最破落的瓦舍都看不上他。他只有在街头茶坊里交点租钱，借张桌凳，哄哄路人。每天除了租钱，只能挣个百十文，甚至连在登州都不如。

京城什么都贵，他们三兄弟合起来赁了屋子，不敢分开住。三弟彭针儿进了太医学外舍后，搬到学斋去住。唯有他，只能勉强混饱肚子，独自出去，只能睡街边。

不过，三弟彭针儿和他一样，做事懒得用心用力，学了几年，仍滞留在外舍。去年蔡京致仕，太医学随着三舍法一起罢了，彭针儿也就失了学。他原就没有学到多少真实医技，又没本钱开药店医铺，只能挑根杆子，挂幅医招，背个药箱，满街走卖。

起初，彭影儿还能容让两个弟弟，后来他挣的钱比两个弟弟多出几倍，脸色便渐渐难看起来。之后又娶了亲，嫂嫂曹氏性子冷吝，若不是看在房屋租钱和饭食钱三兄弟均摊，早就撵走了他们。即便这样，她每天也横眉冷眼，骂三喝四。

他们两兄弟只能忍着。忍来忍去，也就惯了，不觉得如何了。

这个处境，就算能找到春惜，仍是旧样，还是娶不到。因此，他也就渐渐死了心，忘了那事。每天说些钱回来，比什么都要紧。

两三年后，他渐渐摸熟了京城，发觉凡事只要做到两个字，到哪里都不怕：一是笑，二是赖。

有手不打笑脸汉，无论什么人、什么态度，你只要一直笑，就能软和掉六分阻难；剩下三分，那就得赖，耐心磨缠，就是铁也能磨掉几寸；至于最后一分，那就看命了，得了是福，不得也不算失。

于是，他慢慢变成个乐呵呵的人，就是见条狗，也以乐相待，恶狗见了他都难得咬。

这么乐呵呵过了几年，直到去年春天，他去城东的观音院闲逛，无意中撞见了一个人：春惜。

春惜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已是一个少妇，手里牵着个孩童，身边还跟着个中年男子。不过他仍旧一眼认出了春惜，脸还是那么中看，仍是一朵碧桃花，且多了些风韵。春惜并没有看到他，他躲在人背后，如饥似渴地望着，怎么看也看不够。

春惜烧完香后，牵着那孩子，跟着那个男子离开了观音院，他便悄悄跟在后面，一直跟到小横桥，看见春惜进了那家古董店。

之后他便不停往那里闲逛，偶尔看到春惜一眼，便会醉半天。没几天，他在那附近的茶坊里歇脚吃饭，听到两个人闲谈，其中一个说自己古董店隔壁那院宅子准备另找人赁出去。他一问，租价比自己三兄弟现住的每月要贵五百文，不过房间也要宽展一些。他立即回去说服兄嫂搬到小横桥，多出的五百文他出三百，彭影儿和彭针儿各出一百。兄嫂被他赖缠不过，就过来看了房，都还中意，就赁了下来。

彭影儿和彭针儿当年虽然也见过春惜，却早已记不清，认不出，都不知道彭嘴儿搬到这里是为了春惜。

搬来之后，他发觉春惜像变了个人，冷冷淡淡的，只有跟自己儿子才会笑一笑，见到外面男子，立即会低下头躲开，因此她也一直没有发觉彭嘴儿。

彭嘴儿留意了两个月，才找到了时机——只有在井边打水时，两人才有可能单独说话。他便赶在春惜打水之前，先躲在井口附近，等春惜刚投下井桶，才走了过去，低声道：“一个甜饼，一个甜饼。”

春惜先惊了一跳，但随即认出了他，脸顿时羞得通红，却没有躲开，直直盯着他。他忙笑了笑，虽然这几年他一直乐呵呵的，其实很少真的笑过。这一笑，才是真的笑，但又最不像笑，心底忽然涌起一阵酸楚，几乎涌出泪来。

春惜也潮红了眼，轻轻叹了口气，弯腰慢慢提起井里的水桶，转身要走时，才轻轻叹了句：“你这又是何苦？”

自那以后，他们两个便时常在井边相会，到处都是眼睛，并不敢说话，连笑也极少，最多只是点点头。但这一瞬，珍贵如当年的甜饼。不同者，甜饼能填饱肚子，这一瞬，却让他越来越饿。

直到今年寒食前两天，他又到井边打水，春惜刚将水桶提起，见到他，眼望着别的地方，低声说：“我丈夫要卖我们母子，隔壁武家二嫂明天要帮我们躲走。”

他忙问：“躲到哪里？”

春惜却没有回答，提着水桶走了。

他顿时慌乱起来，他丢过春惜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不能再丢第二次。

那天他仍得去说书挣饭钱房钱，但坐到香染街口的查老儿杂燠店，嘴和心根本合不到一处，说得三不着调，围听的人纷纷嘲骂着散开了。他正在失魂落魄，却见武家三弟武翘走了过来，并没有留意他，拐向东水门，朝城外走去。

他想起春惜的话，不知道和武翘有没有关联，便偷偷跟了过去，见武翘坐到虹桥口的水饮摊边，和那水饮摊的盲妇说了一阵话，又似乎掏了三陌钱给了那盲妇，水也没喝就走了。

他知道那盲妇是卖饼郎饽哥的娘，看武翘举止有些古怪，怎么会给盲妇这么多钱？不过一时也猜不出，却记在心里。

第二天，他一早起来就出了门，却没走远，站在小横桥头，远远盯着康潜家的店门。盯了很一阵，才见武家的二嫂柳氏走到古董店门口唤春惜，但春惜并没有出来，又过了一阵，康潜才出来跟柳氏说了两句话，柳氏便回家去了。

他心里纳闷，却又不能过去问，心想康潜恐怕不许春惜出门，春惜也就没法逃走了。他稍稍安了些心，仍旧去香染街说书去了。下午回家后，他在康潜家前门、后门张看了几遍，都不见春惜的人影，连那孩子的声音都听不见。春惜真的躲走了？

一夜辗转难安，第二天寒食，上午他又去窥看，仍不见春惜和那孩子，看来春惜真的躲走了。但躲到哪里去了？

他慌乱不宁，却又没有办法，只得照旧去说书。到了香染街，看见卖饼的饽哥扛着饼笼走了过来，忽然想起武翘的事，也许和春惜有关？他便装作买饼，向饽哥套话：“听说你家摊了件好事？”

“我家能有啥好事？”饽哥这后生极少笑，木然望着他。

“什么能瞒得住我？我都见那人给你娘钱了。”

“哦，那事啊。只不过是替人取样东西。”

“什么东西这么精贵，取一下就要三陌钱？”

“我也不知道。”

他听了有些失望，这和春惜可能无关。但看着饽哥要走，他又一动念，不管有关没关，武翘拿这么多钱给饽哥他娘，必定有些古怪。于是他又叫住饽哥，拉到没人处——

“饽哥，跟你商议一件事，你取了那东西，先拿给我看一眼，我给你五十文，如何？”

“别人的东西，你看它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