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边厢黄郛在何应钦“顾问”之下，奉令迅速在塘沽同日方签订协定。那当儿平津已告危急，日寇旦夕可下，提出的协定内容，简直令“隐身仙人”都无法签字。捧着那纸协定便去找何应钦道：“厉害哪！日本人实在厉害！”

“你们已经签字了？”广何应钦满不在乎道：“日本人不厉害，谁厉害？”

“那你先过过目吧。”黄郛把协定内容递给他。

“说些什么？”

“如果根据他们所拟定的，”黄郛不安地说道：“那中国丢掉领土有四省之多，并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本兵可以自由出入地区，损失之大，是近百年来一切失败条约所比不上的……”

“是么？”何应钦这才戴上眼镜，摊开文件念道：“一、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由延庆至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及卢台一线之西南地区；

二、日军得随时使用飞机或其他工具，察看前条之实施情形；中国方面对此应予以种种便利；

三、日本军队查实中国军队已退入该线之后，允许不再进攻中国军队，并允撤退至长城。”

“怎么样？”黄郛以为何应钦一定会大骂日方欺人太甚的，不料何应钦淡淡一笑：“没什么嘛！好好，为了慎重，我打个电报到庐山问问。如果认为太辣了一点，再请你多费点精神，同他们商量商量不迟。”

但黄郛并没有“多费精神”，他只是在“塘沽协定”上签了个字，蒋介石完全同意对手的草稿。

全中国在剧烈地震动着，有识之士奔走相告，涕泪交流。中共方面立即发表了一个宣言，反对这个协定：“红军曾提出三个条件，与一切军队停战抗日，但国民党对于苏维埃政府这一号召的回答是：对于日寇帝国主义新的投降与出卖，强迫东北抗日的士兵后撤，解除东北义勇军武装，压迫全中国民众一切反日反帝的运动，组织新的力量向苏区进攻，增派大批飞机，来轰炸苏区内的劳苦民众与和平居民。同时却无耻地造谣说：国民党不能出兵抗日，是由于红军障碍抗日战争，说中国没有力量抗日，故不得不忍痛停战，……”

对于中共的宣言，蒋介石只是冷笑笑，但对于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的抗日同盟军，他感到有对红军似的，有立即“围剿”的必要了：抗日同盟军己经对日宣战，并且旗开得胜。

原来冯玉祥在国民政府自洛阳迁回南京途中，痛感他的契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决不追随回宁。他从开封开车东行，到达徐州之后，便到泰山小住去了。

泰山为冯玉祥所喜爱，他自己写道，“泰山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大山，真是宽厚博大。从山顶流下来的水，分成东溪、西溪。东溪有王母池、小红门等古迹；西溪自扇子岩、万寿桥、百丈岩、黑龙潭，一路也有些古迹。东溪有些柏树长得很好，西溪则大的树木很少。泰安城的大庙内古树很多，从山顶东岳大殿直到城内大庙，皆是道人主持，半山腰中也有些庙是和尚当家的。……我到泰山还不到一个星期，汪精卫叫宋子文给我汇来几万块钱，说是送给我零用的；我马上叫原来的银行又汇回去……后来我知道蒋、汪两人的意思，他们不抗日，想用钱收买我，用钱堵住我的嘴，也不许我抗日。”

“没有好久，我接到顾维钧一个电报说：国际调查团李顿爵士要到泰山来看我。我复顾维钧的电报说：‘九一八’的事是众人所知的事，又有何调查的必要，这是污辱中国的事，我不见他。李顿到了南京，招待他就好象仆人招待主人一样，同时命各草棚之平民把他们的住屋都拆去，由此可见多么恭维国联调查团了。李顿来到泰安，雇了二百多顶轿子，到了泰山顶吃了野餐，下山来到了车站。李顿对顾维钧说他的手杖丢了，那手杖上有他妻子的像和宝石，非叫顾维钧给他找不可，顾就找县长周百徨，周就找轿夫先这两个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当时间那些轿夫，都说没有看见，因此李顿就不开车，县长周百惶就急了，马上把两个轿夫头押起来，什么时候把手杖找着，才放他们……”

结果，不愿接见调查团的冯玉祥，却为轿夫头抱不平起来，他把这两个老头子保释，同时那根手杖在两天之后也在山顶干牛粪堆里找了出来。这件事情，使冯玉祥印象甚深，对中国“弱”到这个地步更感痛心。

使他痛心的事情当然还不少，就在他小住泰山的时候，山东省忽然闹起乱子来。一个姓刘的张宗昌旧部不愿归山东主席韩复榘指挥，买通了蒋介石的人员，说是愿归蒋直接指挥。这下子正中蒋意，还告诉他可以就地取饷，于是刘、韩大起冲突，炮火连天，死伤惨重，地方全都糜烂了，冯玉祥越看越气，一扭头直奔察哈尔。

但冯玉祥因为一九三二年间主张抗日不容于蒋退隐泰山，二十年后使中国的名胜又多了一个史迹：冯玉祥遗体骨灰已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安葬在泰山西山麓。此时此地，冯玉祥安息在他生前所热爱的祖国土地上，九泉有知，也当含笑了。

却说当时冯玉祥到达察哈尔以后的形势是：从东三省出发的日本兵攻向万里长城，在喜峰口一带和宋哲元剧战，遭遇到张自忠、赵登禹抗日部队猛烈的打击；另一支日本兵直下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带了几十辆卡车的金银财宝和烟土，没命地往北平逃跑；此外还有一支日本兵侧击察哈尔的东部，愿意抗战的刘汝明、冯治安等部队蒋介石不准补充，不抗战的军队日退百里，也无人查问过失。当时日本人便骂南京军队道：“你们的腿跑得这样快，使日本人报告胜利都没法子报告，希望你们跑得慢一些。”日寇如何轻视蒋介石的军队，不问可知了。

但蒋介石却在那时光签订了“塘沽协定”，全国人心愤激，舆论哗然。冯玉祥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住在察哈尔的时候，各地民众代表、军队代表纷纷去找他，希望他出面领导抗战。冯玉祥估计一下，从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这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的军队凑在一起有二十多万，可以打几仗了，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无法举起抗日旗帜，正在张罗时蒋介石派人前往察哈尔，希望冯玉祥到南京开会，冯玉祥坚决拒绝，决心抗战。

二十几万爱国的士兵为了粮饷无着，竟然举不起抗日大旗，这种心情是可以想象的。正在那时候，朱子桥在北平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后援会，在上海各地募了些款子，专门帮助抗日的军队和人民。听说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万事齐备，只差东风，便派杨慕时送去十万现洋，言明是专作抗日之用。同时冯的老部下吉鸿昌也赶到了察哈尔，一见面便跪在地上大哭，表示此行找到老上司不为别的，只求抗战，以死报效国家，他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冯玉祥一把把他拉起，擦擦眼泪道：“没有说的，你就担任前敌总指挥吧！前敌总司令是方振武，我现在把二十多万人先编制一半，现在先训练几天再说。”

吉鸿昌带着军队先打下沽源，接着收复康保、保昌，最后打多伦费了很大的力，冲锋时伤亡达二千人，团长四名重伤，结果把日寇赶出多伦，追击了五、六十里。这一仗震动了全世界，中国同胞欢呼鼓舞，可把庐山上的蒋介石、汪精卫气惨了。先是蒋、汪联名电冯玉祥责其“妨碍中央统一政令”，继而蒋介石在牯岭发表谈话：“多伦并无日本人，哪里有战事？这是共产党包围了冯玉祥在造谣。”汪精卫、何应钦在南京、北平分别发表谈话，说察哈尔的共产党又闹出事来，打算破坏签订不久的塘沽协定。

终于，蓝衣社奉命在天津国民饭店暗杀中共党员吉鸿昌，吉受伤未死。蒋介石又疏通天津法租界当局在租界上把吉抓去，立即解到北平宪兵司令部严刑拷打，在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执行枪决，一个抗战的热血男儿，就这样牺牲了。而蒋、汪两人一口咬定多伦无日兵，把冯玉祥气得没法。于是便把千余名伤兵从多伦运回来之后，由张家口坐火车直送北平协和医院，另外还有一批伤兵转送天津找医院，这一来事实俱在，蒋、汪哑口无言，但来一个不合作，不准任何地方官吏对这批伤兵有任何帮助。

报纸上刊载着伤兵的照片，记录着伤兵的谈话，同时也报道了那些可敬的民族英雄在付出了生命之后、在付出了鲜血、失去了四肢之后却无人理睬，于是各地民众尤其是当地居民便自动起来帮忙，抗日的情绪非常热烈。

那正是一九三三年的夏天，蒋介石在江西庐山避暑。庐山很风凉，蒋介石也是冷冷的，他绝未为山下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却在进行着相反的事。海会寺前正在大兴土木，他准备设立一个军官训练团，专门传授“剿共”办法。

蒋介石虽然高高地在山上避暑，他的蓝衣社倒使他一点也不甘寂寞，电报、函件、专差川流不息地往山上呈报。若干消息使蒋介石哈哈大笑，如杨杏佛被刺之类，若干消息便蒋介石咬牙切齿，如来自多伦的伤兵使他同汪精卫在民众眼中变成了说谎话的人。

“委员长，”汪精卫对于多伦伤兵也如芒刺在背：“冯焕章未免太呕气了一些，害得你我很难自圆其说。昨天有人从上海来，说章太炎也靠不住。你我不是说过一句话么？说‘察哈尔赤化了！’你道章太炎在苏州怎么讲？他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冯玉祥先生他们这个样子的赤化！’这个老头子真是……”

“真的？”蒋介石有点吃惊。

“可不！”汪精卫作紧张状：“还有哩！有一次马占山到了上海，三、四百人欢迎他。九四老人马相伯斟满了一杯酒站起来说：‘这第一杯酒，是恭贺冯玉祥将军收复察东四县，并且盼望他收复更多的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马占山将军！’你礁，又是一个老头子！”

蒋介石木然望着窗外葱郁的树木，恨恨地说了声：“连老头子都靠不住！”便扭过头来道：“昨天有个报告，说李宗仁、白崇禧他们也从广西汇了十万小洋给冯玉祥做抗日经费，……”

“广西？”汪精卫拍拍沙发扶手：“李、白不是吵着经费困难么？他们来这一手，我看倒不是为了抗日，他们存心要我们好看嘛！”

蒋介石点点头：“你的看法对，李、白的用意是这样的。”他咬咬牙齿；“可是我偏不支持老冯，我一定要他离开察哈尔，叫他滚回来！”

“恐怕老冯不易就范。”汪精卫叹了一口气。

蒋介石仍然瞪着窗外，不开口，象在思索什么。突地拍拍桌子，“杨永泰来了！”

“他来一定有事情！”汪精卫直起身子，“这个人倒是非常能干哩！”

“是么？”蒋介石淡淡一笑：“就是有点儿好出主意。”但他立刻改口：“不过眼光很准。”正说着侍卫进来报告，没几分钟杨永泰已经跨进室内，恭恭敬敬鞠了个躬，双手呈上一份日文报：“报告委员长，这家报纸太……”

“哪一家？”蒋介石接过报纸。

“上海‘每日新闻’。”

“说些什么？”蒋介石边问边找眼镜。

“委员长不必看了。”杨永泰再掏出一张十行纸：“已经翻译好了。”

“那你坐吧，”蒋介石指指身边一张沙发：“你到念念看。”

“‘每日新闻’太放肆了，”杨永泰正襟危坐，念道：“这是六月二十日的报纸，上面有一篇‘中国法西斯的恐怖’，它说：法西斯暴力团正横行不法，袭击共产党，逮捕左翼作家。这种暴力团的尖刀，不仅向着共产党员，而且向着反蒋派的政客。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派往以上海为中心的沪宁、沪杭甬沿线的侦探队铁血团团带班法西斯的政治警察，总计十组，团员达二百余人。”

“法西斯暴力团的凶焰日益上升，演出许多流血的渗案，使得中国人民均抱着极端恐怖情绪。现在上了暴力团黑色名单的人已有十多名。左联的重镇鲁迅，生命危险，茅盾也遭法西斯下了逮捕令，这是确实的消息。”

“至于法西斯在文化方面的活动，向来以秘密工作为主，努力于养成基本干部的蓝衣社运动，已经半公开的在学界中进行，这一倾向，已由长江一带波及平津地方。而上海真如的暨南大学，早就因法西斯活动而极端右倾化。该校校长郑洪年以下教授刘炳黎、白瑜、孙白骞等已经参加。本月中旬以学生骚动为起点，驱逐左倾教授与进步学生，法西斯化达于顶点。大夏，光华、交通大学等也受这种运动的波及，中国公学的教授樊仲云等，也以担任文化运动有力党员而活跃着发行机关报‘前途’。”

“蒋介石的蓝衣社聘清了二、三十个德国人，做法西斯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南京用德国留学生大事翻译有关文献，大量印刷，以分配各党员。……”

“还有么？”

“还有。”杨永泰舔舔嘴唇：“不过不大重要。”

正是：提起当年法西斯，人人痛恨毛发竖。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