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戴笠不解，问道：“你问这干么？还不是为了史量才在‘申报’上抨击领袖，说他不肯抗日！”

赵龙文点头道：“这就是了。如果还有其他纠葛，那我就不准备杀死他，以免讨好了这一面，得罪了那一方；驼子跌筋斗，两头不着实；给他顶多弄个残废，交交差就行了。如今只是为了他责备领袖不抗日，领袖才下了这个决心，那问题简单，一切遵命！”当下两人商议了一阵，赵龙文自去布置，戴笠也回到南京。经上海时小作逗留，有一天却在杜月笙的宴会上碰到了史量才。两人从天气说到了时局，史量才面容忧戚，把戴笠引到主人家书斋坐下，坦率问道：“雨农兄，方今之世，能在委员长身边说上几句话的，老兄是其中之一。如今华北危急，强敌入侵，怎的我们内部反而这等模样？真叫人寒心！今天‘申报’接到一则新闻，说红军北上先遣队已抵蒲城、过安徽，却碰到委员长的部队四面包围。红军先遣队副司令寻淮洲壮烈战死，临终尚高呼：‘为抗日救国奋斗到底！’雨农兄，这等新闻，凭铁石心肠，听了也得落泪……”

“‘申报’决定刊登这段新闻么？”戴笠变色问道。

“雨农兄放心！”史量才叹口气：“‘申报，难道吃了狮子心、老虎胆，敢登这段新闻？即使登了，新闻检查处也不会放过我们。今天兄弟斗胆上言，无非是告诉阁下，目前民间的抗日要求极其强烈。雨农兄明察，兄弟是个老上海，是个小资本家，并非什么共产党。但抗日要求也很迫切，‘申报’上已经登过好多次了。这为什么？只不过希望政府抗日，不让我们资本家倾家荡产，颠沛流离，甚至当个亡国奴而已。”史量才说上劲来，长叹道：“委员长当年在上海，后来从苏联回国又来上海，曾经气愤愤向人说过：‘苏联的帮忙才是真的，美国，日本等国的帮忙都要大利息。’我当然不懂蒋先生这句话所为何来，但蒋先生前些日子在北平把清华教授冯友兰抓了，这件事情实在……。冯友兰不过到苏联去了一趟，回来谈谈苏联印象，这是人之常情嘛，冯友兰又不是共产党，连他都要进去。”史量才紧皱眉头：“雨农兄，有机会碰到蒋先生，就说说上海人士对国事的一般意见。兄弟人微言轻，你只说是一般意见好了，不必提名，免生误会。”

“好好好，”戴笠完全摹仿蒋介石的腔调：“史先生是‘申报’的负责人，为民喉舌，要求抗战，委员长也常同兄弟谈起史先生，认为史先生热诚爱国，为人耿直；可惜不常见面，多领教益。兄弟自当转达尊意，必要时约定一个时间，请史先生多多发表意见。最近不会离开上海吧？”

史量才不知是计，照实答道：“十一月间，兄弟要到杭州一行。”

戴笠大笑：“史先生真会纳福，深秋时候玩西湖，倒另有一番光景。委员长此刻也正在旅行西南途中，待你们双方回来，我再来约期不迟。”两人便回到大厅入席，按下不提。

却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史量才坐着私家车，正在沪、杭国道疾驶，突地迎面来了一辆黑色轿车，不知怎的，那轿车就在他前面猛地停止，似乎机件发生了故障，史量才的车子无法前行，也不得不停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黑色轿车上跳下三个大汉，直奔史量才一阵乱枪，史量才倒卧血泊，就这样没头没脑完了。

史量才惨遭暗杀，京、沪一带舆论哗然。认为在堂堂沪、杭国道上，竟会发生这等案子，无法无天，简直不成话了！南京政府各级官员，也感到此事不妙，主张严办，以安民心。全国各地也纷纷函电询问，表示关心此事。蒋介石表现得更出色，拍台拍凳，一个劲儿痛骂：“简直不成话，非给我查个水落石出不可！”一方面急电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说凶案发生在浙江境内，严令查缉凶手归案，不得怠慢。

鲁涤平这当儿正在趾高气扬，因为进攻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军时，浙江毗连闽、赣，在军事运偷及补给工作上十分重要，鲁涤平在陈布雷的设计下，使浙江铁道军运效率发挥了一些作用，事后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番听说要逮捕杀史凶手，那敢松懈？连日召开会议，大动脑筋；食不知味，夜不安枕。鲁涤平的如夫人抱怨道：“你这样忙法，忙坏了身体，怎么得了？”鲁涤平道：“难得我在讨伐十九路军战役中有功，如今委员长亲自下令要我缉捕杀史凶手，怎能怠慢？一旦凶手归案，委员长免不了又要奖励一番。到时候纱帽红顶儿愈染愈红，岂不快哉！”

鲁涤平当真努力追凶。可是不追也罢，一追，却迫出了更伤脑筋的事来：原来赵龙文布置这次暗杀并不机密，漏洞极多。当时当地，查出了凶手所坐的黑色轿车，乃是杭州警官学校所有之物，杭州、海宁一带很多民众目击过这辆车子，人证俱在，赖也赖不掉。这一来，鲁涤平不知如何是好，如夫人的抱怨也更甚：“我叫你不必如此卖力，瞧！”戴笠比鲁涤平更急，只得夤夜报告。蒋介石闻讯大惊，心想如果把真凶捉到，势必枪毙，枪毙几个人无所谓，可是难保赵龙文不把戴笠牵出来，牵涉到戴笠，岂非等于把蒋介石牵了出来，那……。蒋介石于是比戴笠更急。

戴笠难免吃了一顿耳掴子。过后，蒋介石拍拍桌子：“你说该怎么办？瞧你把这么重要的一件案子，却交给脓包去办！”

“是是。”戴笠答道：“我有一个妙计。”

蒋介石瞪着眼睛喝道：“快说！”

“报告委员长，”戴笠松了口气：“目前问题中心在那辆车子。我们随便找三个死囚拿去枪毙，留下口供，承认是他们三个人盗窃汽车，劫史量才，绑票不遂，引起枪杀；设计周密，贻祸警校；车子是警校的，但人不是警校的。这么着，就说全案业已解决，岂不干脆？”

“不好不好，”蒋介石骂道：“你真是混账！目前的问题不在汽车，而在鲁涤平！娘希匹！谁教他认真追缉凶手来着？做了那么多年的官，还是一窍不通，真气死人里好，现在他手里倒有不少证据，传将出去，如何得了？”

戴笠征了一阵。

“你还记得哀世凯刺杀宋教仁的情形么？”

“记得记得！”

“那你说一遍！”蒋介石脸上倏地掠过一丝狞笑。

“那是民国二年的事了，袁世凯要代理国务总理内务总长赵秉钧、总统府秘书洪述祖布置暗杀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车站下的手。事后袁世凯为掩人耳目，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缉凶。程、应二人当真将凶手捉到，把赵秉钧、洪述祖等往来电报和其他证据也抄了出来，加以公布，使袁世凯非常狼狈，结果毒死了赵秉钧灭口，拖出个洪述祖正法，才告了事。”戴笠说到这里，心中一动。瞅一眼蒋，只见他呲牙咧嘴，眉头紧皱，正在朝着他狞笑。半晌，戴笠完全会意了：“委员长的意思，是要把鲁涤平走上赵秉钧的后路么？”

蒋介石这才敛起笑容，以拳击桌道：“前车之鉴，前车之鉴！难道你要我象袁世凯那般狼狈么！”

“是！委员长！”戴笠一个敬礼：“雨农今晚就去杭州，三天内准有分晓！”

三天内果然有了新闻。报载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中风猝死。但报上无法刊载鲁涤平“中风”之前，曾吃过什么东西？而这些食品，省卫生处压根儿没想到应该予以“化验”。

但这事情瞒不过鲁涤平的如夫人，她在呼天抢地的号哭中，不免透露一些愤激之言。这些话自有人传到戴笠耳里，戴笠又慌了手脚，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如果鲁太太活在世上，这件案子难免泄露出去。于是把这番意思呈报蒋介石，研究如何下手，她不同死者，鲁涤平应酬无虚日，请他吃点“特效药”容易办得；他的如夫人可不同了，女流之辈再加上新寡，而且已经看出丈夫“中风”的疑点，一定有所警惕，而且也无法给她一顶“私通奸匪”的帽子，这倒如何是好？

蒋介石笑笑：“雨农，你如此这般，把她结果算了，理由呢？就说她受了我新生活运动的影响，丈夫猝死，以身殉节，不是名正言顺么？”戴笠大喜，果然照办了。于是，第二天鲁涤平的如夫人也告“殉夫”淬死。

却说蒋介石去掉了一个史量才，外加陪上鲁涤平及其如夫人两条性命，仍旧无法阻止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岂但阻不住，这呼声反而越来越响，不可收拾。转瞬间雪花飞舞，腊鼓频催。甲戌年即将过去，乙亥年眼看就到。蒋介石溪口小住，围炉取暖，思绪万千，好生烦恼！免不了同陈布雷闲磕牙。喝口参汤，说道：“想我围剿共匪，不遗余力，没料到光阴似箭，共匪既未消灭，日本也不给一点面子，尽给我找麻烦，使我好不焦急！”

陈布雷呵呵手掌，不慌不忙，摇摆着那个橄榄实，挪动两片干瘪嘴道：“委员长应该高兴才是。刚才我看到‘中央日报’上一篇东西，简直太好了。”

“你说！”

“那篇东西不知出自何人手笔，委员长理应调查明白，给他奖励才是。他说：二十三年秋，委员长夫妇开始利用飞机，旅行全国各地。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为帝王、为总统、或为军事首长，当属创举，令人佩服！委员长夫妇先由刚从欧洲归国的张学良将军伴同前往洛阳，参加军校开幕典礼。旋复视察西安，然后再往甘肃，此行经历了北部与西北部共十省，旅程在五千华里以上。”陈布雷笑笑：“底下就是说委员长如何为国辛劳，力谋统一等等！”

“布雷，”蒋介石突地敛起笑容：“这一类文章以后还是谨慎刊登为宜，因为去年我这次旅行以及今年还想继续到川、滇、黔各省去看看，我的目的不外乎加强各省对共匪的围剿，剪除当地地方势力，这两个目标我们可以做，但不便明说，你快通知南京，叫他们注意了。”蒋介石低声说道：“还有一个目的我不妨告诉你，你可不能泄漏。”

“我怎敢随便说话？”陈布雷慌忙答道。

“我告诉你，今年我决定继续到西南的主要目的，是想找一个后退之所！日本的做法固然如此，美国何尝肯放松一步？不同的地方，只是一个已经派兵来攻，一个在想用政治手腕使日本就范而已。我两方面都不得罪。动刀枪一来打不过人家，二来伤了感情，不如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可是去年在西北看了一趟，毫无是处；今年再去西南，西南特产丰富，大概没有问题，你说这计划可好？”

“好极了，好极了！”陈布雷抚掌赞叹：“这真是，真是，套句时髦话，叫做伟大的杰作！”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蒋介石喝完那杯参汤：“前几天见着兆铭，我们曾谈到关于对日态度问题。兆铭的意思不妨向东京使个眼色，叫他们别太着急，我这里围剿问题还未解决。问题是这个眼色如何使法，表错了情，可是得不偿失！我曾经想过，就说：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也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敌乎，友乎？该请日本当局仔细斟酌，你说好不好？”

陈布雷连忙掏出钢笔、小本子，记录着蒋介石“敌乎，友乎”的大意。待他说完了，陈布雷把脑袋摇晃得有如个唤郎鼓：“好得不能再好，这个眼色使出去，日本人一定心跳。问题是用什么名义发表？用谁的名义发表呢？”

蒋介石思索一番：“在‘外交评论’杂志发表吧，显得郑重其事一点。这是论文，也算是我们一个有关外交路线的文件，试探一下也好。至于名字，用徐道邻具名也罢。”

蒋介石喜出望外，在该文刊出不久，汪精卫也命林柏生在“中华日报”上发表“对日两条路线”，论调完全一致。

“我现在布置得大致就绪了。”蒋介石从溪口去杭州，再到南昌度过阴历年、又在雪花纷飞***发庐山，把杨永泰、陈布雷召到牯岭，密商大计。首先是结束南昌行营，把“围剿”总部搬到武昌，同时修改了侍从室的组织。那个侍从室组织始于民国二十二年，最初由林蔚文任主任，后由晏道刚继任。原来编制是第一组警卫，第二组秘书，第三组调查及记录，第四组总务，另附设侍从参谋若干人。

修改以后，侍从室分设两处。第一处处长晏道刚，下设第一组总务，第二组参谋，第三组警卫。第二处处长陈布雷，下设第四组秘书，第五组研究。第四组组长毛庆祥。第五组组长由陈布雷自兼，设秘书八至十二人，以设计委员会原任委员徐庆誉、张彝鼎、李毓九、高传珠、徐道邻、罗贡华、傅锐、何方理诸人任之。原编第三组代理组长萧赞育改任侍从秘书。预计把第五组扩大工作范围，找一个可靠的地方组办公室，于是决定把它设在汉口三北公司楼上，从事研究内政、法制、文教、时事、中日关系、经济等类。

“不要受抗日意见影响。”部署完毕，蒋介石郑重嘱咐：“却要搜集一切抗日意见，毫不客气给他们打击！你们耳目不够灵活，我让戴笠配合你们的工作好了！一旦我首途西南，你们一起出发。”说罢回到南京。

南京在全国抗日空气高潮的氛围中，呈现着不宁。尤其是日本外相广田在新年中发表了“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演说以后。华北危急，迫在眉睫，连一些军校学生都受不了这口鸟气，磨拳擦掌，要求抗日，蒋介石心想此事不作肯定表示，那还得了？于是在元月底接见了广田的代表有吉大使，声明中日之间，本无仇冤，广田演说，非常中肯。接着召黄郛、汪精卫到南京，商讨华北政局，说明这是“地方事件”，应该就地解决，不得动武，并派出秦德纯、吴开先与日本代表谈判。蒋介石再就“中日亲善”发表谈话道：“对日本外相广田演辞，吾人认为也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刻之认识，务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正是：满纸岂是荒唐言，人间一片辛酸泪！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