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爱国主义并不是让国家混得有面子的主义，而是让国民活得有尊严的主义，如果牺牲国民的尊严照顾这个国的面子，这主义，真不是个好主意。

先先感谢国家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公开批评冬奥冠军周洋，为什么夺冠后不先感谢国家，而是去感谢爹妈，这是不恰当的“西方表达方式”有记者问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我说这个批评很正常。因为官员做到厅局这一级，基本就不是爹妈生出来的，而是国家生出来的。

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些乡下孩子，不过跑得比兔子快一点、耐力比狗持久些、比驴更能吃苦些，是国家让他们成为冠军还有了城市户口，要是运气够好，残疾之后国家还可以帮忙安排工作，总之国家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至于第一次生命，那并不重要，只是国家征用他妈的肚腹而已。

我在一个外国摄影展上看过一个画面：一个五六岁的中国女孩在地板上被教练压成一个违反人体结构学的奇怪弓形，表情痛苦，眼神绝望……标题叫《冠军》。这张照片是不被允许在国内普遍刊登的，因为它泄露了机密。

中国体育不是培养，而是罐养，把花花草草装在罐子里用固定方法炮制，成功的叫冠军，失败的叫药渣子。也不需要普及，因为国家只需要炮制些金牌在外国人面前显得牛逼，不需要普及之后让国人迸发出蛮性，那很傻逼。那天在《锵锵三人行》做节目，梁文道说了他的一个研究：中国之所以每条大街有很多按摩院却没有运动场，是因为大家都不喜欢主动的运动，而喜欢被运动，按摩就是被运动。我想，其实国家也欣慰地看到这一点。所以工商局审批一个豪华按摩院是容易的，审批哪怕一片小型羽毛球场是难的。按摩院可以收税，运动场不仅收不到税，国家还要补贴经费。

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体育是个危险的东西。体育有两种来历：古希腊体育和古罗马体育。

古希腊人争强好胜爱打仗，可打着打着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打仗会死人，死人当不成胜利者。有聪明人就说：不如我们竞技吧，谁把标枪投得远谁就是胜者。大家一致同意这个聪明办法。以神的名义，奥林匹克就开始了，代表人类追求和平、超越极限的理想，是一种民主。可到了古罗马时，民生问题严重，元老院那些家伙各怀鬼胎，加之边疆不稳。执政官就修了好多洗澡的地方，还造了一座大型圆形斗兽场，训练少数人去角斗。这让人民和元老们洗澡后就松软了斗志，洗完澡后去看斗兽又可以强烈意淫：哇，帝国的勇士真他妈勇猛，连狮子都可以杀得死，更别说北方那些蛮族了。于是，帝国可以战胜一切了，包括生活的种种不如意。

人人参与的希腊体育是聪明人的启智，少数人表演的罗马体育是执政官的麻醉。这时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不搞体育的普及，而搞角斗士的集训。

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中说：“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他太聪明了，早看出思想启蒙与强大身体的关系。可是现在我们已有了互联网这个麻烦，要是再添上体育，就是从精神到体质都具备了长反骨的可能。所以于再清认为周洋只感谢爹妈是“西方的表达方式”，这真是意味深长。局长不止是闻到了周洋的不爱国，准确地说是闻到了不安全。西方就是先有爹妈，再有国家，国家不可以动我的爹妈，谁动我爹妈我动他全家。这个想法就太不安全了，表面看是一种表达方式，其实骨子里已蠢蠢欲动必须弹压在闪念间。

所以千万别普及体育，不要让他们强壮起来，不要激发他们内心的公平竞争意识，最好让他们不懂体育，让他们还不到四十岁就脂肪肝、糖尿病，躺在按摩院、洗脚房、麻将馆里看那些兔子、狗、驴子抢回很多很多的金牌。他们做不到的，国家帮他们做到了，他们打不败的，角斗士帮他们打败了，一股爱国主义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时感激涕零，必先感谢国家，而不是爹妈。

最后，帮忙设计一个中国运动员的夺冠感言：

“当我站在起点线时，感受到看台上几万人的压力。领队就用神七来举例子。是啊，神七有十三亿压力都能射出去，我为什么不能射出去？我果断射出去。射得太猛，脚抽筋了。此时我想到张海迪，她高位截瘫都自强不息，我一条腿抽筋算什么？中途进入疲劳极点，肺部剧烈烧灼。眼前浮现出邱少云任由汽油弹烧灼的身影，烈士烧成焦炭了也一动不动。我深呼吸，肺叶不烧灼了。一路狂奔，临近终点线时对手却追上来了，在撞线那一瞬，是黄继光鼓舞了我，我以堵枪眼的身姿首先冲了过去此时此刻，我必须首先感谢国家，只有国家才让我有资格站在这里感谢国家。往下才要感谢一下省市体工队，主教练、助理教练以及启蒙教练，感谢给我治伤的大夫，冬天给我家送煤球的街道办阿姨。对了，最后还要感谢一下爹妈，是他们给了我一副好身板，才让我有机会感谢国家，他们生我的唯一目的，就是感谢国家”

以配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文体。

0803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