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皆以城市为中心；近代文明更是着名底“都市文明”；只有中古不是。但中古（自五世纪至十五世纪）后半期即十一世纪末期十二世纪初期，工商业和城市逐渐复兴；便由此以过渡到近代了。

工商业和城市之复兴，在色彩上，亦在事实上，为一种对中古封建文化之反攻，以至将其颠覆为止。这种反攻势力之本身，便是“自由空气”。如史家所说，工商家人多是从封土中逃出者或解放者；城市之兴起，都是对封建诸侯之和平底或武力底反抗胡译《中古欧洲社会经济史》第四九页，又伍译《中古世界史》第一三一页及一七五页……其职业组织，便是基尔特；其地方组织，便是城市自治体。亦可以说，基尔特是一经济组织，自主城市是笼罩于其上底政治组织。他们都是“自由人”，为一崭新阶级胡译《中古欧洲社会经济史》第五十页……但他们必须结成一强大团体，始得自存，始能反攻而达成其任务。

不过在团体上说，基尔特对内之干涉较强，自主城市对外之抵抗较强。二者同为集团生活之好例，后者更为进步底团体生活之导源。

城市复兴之初，各地莫不趋向自主（大抵皆先备城防，特设司法）。其后来成就则等差不齐。极盛时期，有些城市俨同一个独立国家，有主权，有军队，对内施行统治，对外宣战媾和。他们不独讲求内政，并且讲求外交。据说今日国际间一些外交方式和技术，还是沿自那时底。临末入于近代初期，各民族国家（英、法、德、意等）一个一个成立，许多城市先后并合在内，而保有一种地方自治此段均根据《中古欧洲社会经济史》，《世界文化史》，《中古世界史》等书如前……如日耳曼境内汉堡等三个都市，则迟至十九世纪初乃并入德国。假若除去初兴和临末不论，中间至少约四百年，为这些数不清底城邦与封建诸侯相争，又彼此间争锋之时。中古欧洲千余年扰攘，其后半期当以此为有力因素。近代西洋人的国家意识及其爱国心情，首先就从这范围较小而亲切确实底地方，培养起来。特别是他们的政治能力（组织国家底能力）都在这里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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