喘息时间巴尔干各国对比的命运防御的优势柏林的紧张关系意大利的战争准备兴登堡的挑战德皇的决定贝希托尔德的离开德国的第一次恢复英国的立场西线的僵持对土耳其的进攻分歧的意见基奇纳勋爵

01914年年底，在严寒的冬季中结束了称为“第二回合”的战争。在西线的伊普尔战役和在东线的罗兹战役以后，战线变得固定下来，两军在日益增多的战壕后边近距离对峙。交战双方各国的最高统治者、政治家和指挥官考察了变幻莫测的战场，权衡了历次战役的结果，立即着手计划未来的行动。一股强烈的宽慰感鼓舞了协约国的领袖们。德国对法国发动的令人生畏的猛攻已归于失败。现在不列颠帝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将有充分时间发挥作用了，福克兰群岛的海军胜利地消灭了德军的巡洋舰，英国对大洋和浅海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从巡洋舰作战腾出来的大批剩余海军回到了英国海军部的指挥之下。对敌方帝国的封锁已经完成，封锁的压力开始加剧。

德国首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感受的确不同。他们对迄今显示的结果不抱幻想。尽管他们的军队几乎遍布在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上，尽管他们拥有巨大和依旧在增加的资源，但他们认真地到处找寻逃离他们不慎陷入的死亡陷阱的办法。德国人完全理解英、法对局势感到满意的理由，德国人的心中已敲响了丧钟。他们的将领们面临各种问题，而德国宰相和外交部对这些问题现在已没有受欢迎的作为。引诱意大利或罗马尼亚加入同盟国的所有希望均早已破灭。在圣诞节那天，奥地利驻布加勒斯特大使切尔宁伯爵已经向康拉德宣布，“除非同盟国到春天能取得一次意义深远的胜利”，否则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将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意大利正越来越坦率地施加压力，并逐渐开始使用毫不掩饰的恫吓，要求把奥地利的领土割让给她。罗马尼亚似乎对意大利亦步亦趋，这两国很可能同时发表充满敌意的宣言。

显而易见，巴尔干国家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土耳其这个新的追随者在高加索被打败后，国内已经陷入了紧张局面。她和同盟国之间不存在军事联系。塞尔维亚未被打败，相反，她是胜利者；保加利亚尚未争取过来；希腊怀有敌意；而罗马尼亚拒不允许军需品过境运输到土耳其。12月14日冯·德·戈尔茨将军自君士坦丁堡致函法金汉，称整个战争的胜负将取决于巴尔干小国的态度。它们的绝不可忽视的力量和影响可以使天平倾向于任何一方。德国外交部清楚地看到，所有巴尔干国家和意大利均可能参战反对日耳曼帝国和土耳其帝国。这将导致奥匈帝国的迅速崩溃、土耳其的覆灭和德国最后的致命孤立。上述一切表明，必须采取最强有力的行动来对付俄国，刻不容缓地支持奥地利，开辟进入土耳其的直接通路。德军必须东进。12月27日康拉德致电法金汉：

“迄今为止，东方战场的完全胜利对总的局势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极其紧迫……如果要事先防止中立国的干涉(它至迟肯定在3月初出现)，迅速作出决定和迅速付诸实施是绝对必要的。”

兴鲁以自己的论据加强这些要求；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德国最高军事指挥层中所出现的利益和意见的分裂，一种真实的而且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分裂。自从法军在马恩河发生转机并开始使用大炮和步枪以来，在西线作战的德军将领们就一直没有战绩；在从来没有公正可言的战争中，缺乏成功就是严重的问题。他们为法军防守的顽强感到不快与惊讶。他们不相信法军能够如此冷静沉着地坚持。他们尤为震惊的是，不得不认真对付英国陆军。现在他们认识到，他们在西线遇到了最精锐的部队和最完善的军事组织。另一方面，东线的德军将领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那里没有壕堑防线，敌人也没有第一流的步枪射手，机关枪寥寥无几，仅有较弱的炮兵。那里德军有施展谋略的机会，有通过灵活地使用优势铁路系统而体现各种战术或战略的机会。在东线德军取得了巨大胜利，俘敌几十万人，并全歼敌军；这无疑是以经典战争为模式进行精心策划的结果。全德国都闪耀着坦嫩贝格胜利的荣誉之光。德国最高司令部曾感激地看到马恩河战役的失败被遮掩住了，但他们现在心情不安地发现，在国民眼中他们的形象远远不如东线获胜的战士。举止彬彬有礼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会议上屡屡与这样的一些人士相遇：他们尽管身居高位，却因失败的耻辱而抬不起头来。可是事实是，将军和文职官员云集的最高司令部，尽管因战场上的失利而狼狈不堪，却掌握了几乎整个德军的战争机器和六分之五的武装力量。爱国主义、为国家服务、军事纪律和个人应有的礼仪，像镇痛的软膏一样敷在他们的痛处。但基本事实依然如故；东线的人们未说出的话是，“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继续为你们赢得战争？”西线的人以震怒之色相回答，“赢得战争！得了吧，你们只不过是遇到俄军罢了！

直到现在，德国最高司令部仍没有悟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他们面对的是内在的巨大的防守优势。这就是说此时在西线，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势均力敌的两军之间，进攻很难取得进展。一旦战争采用壕堑线和铁丝网，防守方就占有压倒性优势。此时，攻击部队缺乏夷平战壕所必需的大炮威力。他们更没有能排满整个防线的大炮数量，因而大规模的进攻无法在三、四个不同防区的任何一处发动。所以说攻击很难取得突袭的效果。他们没有坦克去碾平带刺的铁丝网。他们还没有研究出毒气弹。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延伸弹幕射击的办法。简而言之，英勇防守的壕堑线连成一体，不但能得到野战军普通大炮的支持，而且因有明碉暗堡的机枪掩护而威力倍增，进攻这种防线的军队还没有能在进攻中取得进展的战术或装备。法金汉不懂得这一点，霞飞也不懂，法军也不懂，福煦也不懂，双方的高级军官显然都不懂这个道理。在西战场，不懂得这个道理在几年时间内一直是主要事实。像现在这样双方势均力敌的军队，攻方没有胜利前进的办法。

法金汉持有传统的军事观点，并自始至终坚持不变。他不相信在东线采取策略可望结束战争。他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要法国、俄国和英国团结一致，那末就不可能充分地打败她们以赢得“体面的”胜利，德国也将因此而冒财尽力竭的危险。此时此刻，他只想从法国或俄国得到补偿，他不再为胜利而战，只求能光荣脱身。如果德国为了求得和平必须继续战斗，那末最佳机会就是在西线加紧作战。他已经忙着计划重新开始一场主要针对英军的进攻。4个新军将很快在德国本土准备就绪。1月或者最迟在2月，他的全部可用军队将投入英、法战线的北部。

兴鲁率直地反对法金汉。他们确信，只要在东线作出巨大努力就可以赢得战争，而且必定会赢得战争；必须作出这些努力，否则这场战争就将因巴尔干集团的军队在战场上突然出现和奥地利的单独媾和而迅速地不可挽救地输掉。康拉德和奥军司令部不遗余力地重申这些观点。现在所有高层的政治和外交力量在争论中都站在东线一方。德国宰相和外交部，有理由对意大利和巴尔干集团加入敌对联盟的前景感到恐惧，于是加入了坦嫩贝格战役胜者的一方，即东线伟大的孪生兄弟兴鲁的行列。“西线已经失败，施蒂芬计划化作了灰烬。彻底打败俄国，支持奥地利；粉碎塞尔维亚。团结巴尔干国家并与土耳其携手。”因此引起了最重要的人物和最重要的政策之间的严酷较量。

新年第一天，法金汉和康拉德在柏林会晤。代表兴登堡的鲁登道夫也在场。紧张的讨论进行了一整天。不同意志和意见的冲突使会议流产了。数年后写到这次会晤的时候，鲁登道夫说，他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实际上法金汉对康拉德的要求采取了故意拖延的策略。“这次会议根本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毫无意义；这是一场事先已作出决定的意见的较量。”1月2日，法金汉再次重申他的决定。他致电业已返回特申的康拉德，称德皇同意当前不能将军队自西战场调往东战场的观点。有足够的时间在德国征集新军并在三周内遣往目的地。第二天他通知兴登堡说，把新组建的部队调拨给东线，“等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放弃西线的一切军事行动，这必将带来严重后果；此绝不可无视这些后果。”兴登堡闻讯，立即与宰相商量；后者深受感动，向德皇建议将法金汉调离最高司令部。

1月4日康拉德接到他在罗马武官的报告说，意大利正在准备参战反对同盟国，意大利军队将在1月底作好准备，到3月底将完全准备就绪。贝希托尔德从维也纳来电强调了这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并敦促在喀尔巴阡山脉地区迅速取得胜利，以此作为防止危险的唯一手段。康拉德闻讯，立即下令准备在加利西亚发动一次进攻，并驰电德国最高司令部和法金汉，要求得到四、五个德军师的支援。法金汉拒绝了这一要求。他不愿把军队从西线调往东线，他甚至不愿意兴登堡从自己军队中派部队去支援喀尔巴阡山的攻势。如果要从第9集团军调走任何部队，那末这些部队应该调往塞尔维亚，而不是喀尔巴阡山。法金汉直率而又尖锐地说，“罗马尼亚的态度，保加利亚的可能加盟，以及建立连接土耳其的交通线这一尤其重要的问题，无不取决于塞尔维亚的局势。鉴于德国的外交形势，只有尽快满足意大利的愿望，而不是将俄军赶出喀尔巴阡山，才能使意大利保持安静。”对此，康拉德反驳说，满足意大利的愿望是不容考虑之事，让德国去满足法国的要求(如使用阿尔萨斯洛林)，“由此而瓦解协约国”，这岂不是更妙？对这个争论兴鲁最后使出杀手铜。他们通知柏林说，他们与康拉德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们未与法金汉进行协商即已应允派遣几个师前往支援康拉德。这一独立行动是对法金汉的权威的最大挑战。

双方都试图紧紧抓住德皇。迄今为止，德皇一直站在仍身兼陆军大臣的新任参谋长一方；但是压力已成不可抗拒之势。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免职是不可能的。全德国都会成为他们的后盾。1月8日德皇决定支持康拉德的喀尔巴阡山作战计划，并下令组建德国南方集团军，由林辛根统辖。法金汉尽管被迫作出让步，但还是有足够的势力来附加上一个重要条件。他不打算进一步受到兴登堡鲁登道夫联盟的突然袭击和公开反对。他决心拆散这个强大的伙伴关系，这对伙伴如今已经改变了德国军事指挥的重心。于是他征得德皇的同意，任命鲁登道夫为林辛根的参谋长。这一引起反感的行为虽裹上了皇帝特别信任鲁登道夫的馅媚之辞，但其动机是昭然若揭的。兴登堡深感委屈，于1月9日直接向德皇报告说，他现在所预期的在喀尔巴阡山地区的成功绝对不足以解救奥地利的重重困难。

“这必须与东普鲁士的决定性出击相结合。2月初将有4个新军准备就绪。在东线必须有这些部队的投入。有了这批部队，就不难迅速地给东普鲁士之敌以决定性和歼灭性的打击，并最终完全解放那个饱受苦难的省份，然后以我们的全部力量向比亚韦斯托克推进……我认为此次在东线使用新征军队的军事行动对整个战争的结果具有决定意义；而将这些部队用于西线，只能加强我们的防御，或者如在伊普尔导致代价昂贵而又无太大指望的正面推进。我西线军队应该有能力据守各连续防线上构筑得很坚固的阵地，并在没有新军增援的情况下坚持下去，直至东线取得决定性胜利。”

他在结尾处情真意切地恳求让鲁登道夫回来。

“陛下亲切愉快地下令，将参谋长鲁登道夫将军从我处调往南方集团军供职……在坦嫩贝格和马祖里湖区的战争日子里，在针对伊万哥罗德和华沙的军事行动中，在从弗雷申托伦一线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参谋长密切共事；他成了我真正的助手和朋友，没有其他人可以取代这位我寄予了最充分的信任的将领。陛下从军事史上可以知道，如此融洽的关系对于战事过程和军队平安是何等重要。此外必须补充指出，他现在所处的范围狭小得多的新用武之地，对这位将军的颖悟力和才能是有失公正的……基于上述理由，我最崇敬地冒昧恳求，一旦南方军事行动开始陛下即仁慈地将臣的战友送还于臣。引导我将此请求呈于吾皇陛下的，不是我个人的欲望。臣断无个人企求！陛下对臣的恩宠大大超过我应得的踢予，一俟战争结束，臣将以感激和快慰之心再次归隐。我更坚定地相信，我以完全卑谦之心表达这个请求是在完成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此同时，法金汉已决定作一私下调解。1月11日他抵达布雷斯劳，在那里会晤了康拉德、林辛根和鲁登道夫。12日他在波森与得到鲁登道夫和霍夫曼支持的兴登堡见面。这些协商只是加深了现存的分歧，因此柏林出现了紧张的人际关系和技术性危机。一切都以德皇为中心。现在兴登堡公开与宰相联合，要求罢免法金汉，要求将那4个军部署在东线，要求让鲁登道夫和兴登堡重新合作。根据德国宪法身为最高军事领袖的德皇必须作出选择。这一次，他没有辜负德国人民的期望。他作出了不利于法金汉的决定。4个军奉命调往东线；鲁登道夫在组建“南方集团军”之后即调回兴登堡处，法金汉被迫辞去陆军大臣之职。尽管遭受了这些令人痛苦的打击，人们发现他仍然愿意“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留任陆军参谋长。他的权力基础受到了重创，但他仍继续担任最高军事职位近两年之久。他曾一度怀有他本人可以指挥战争的念头，但这一想法再次遭到了断然拒绝，以后他便以对那里的军事行动进行严厉的评论为满足。“只能投入有限兵力，拟协同完成600多公里的缺口只能以微薄兵力把守两侧的决定性任务，对这种可能性”，他完全持怀疑态度。他预计，在喀尔巴阡山地区和东普鲁士，充其量只能获得“相当大的局部胜利”。他的这一估计，后来得到了事实的证明。然而他的权威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以后，在德国陆军内部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权力中心。

02

严酷的战争已经损耗了贝希托尔德脆弱的个性。波蒂奥雷克在塞尔维亚的失败甚至使他丧失了他以高昂代价换取的局部满足。意大利与奥地利的敌人联手，给奥国支离破碎的军队增加一条新的战线，这样的前景造成的紧张，超过了他的神经能够忍受的程度。曾经如此急躁和果断地进入战争的他，在战斗中是第一个动摇畏缩的人。与他相反的是蒂萨，他在还有时间避免战争之际曾要求保持谨慎和平静，但现在显示了他性格中坚定的力量。他丝毫不因战事的发展而感到沮丧，他尽力争取把资源与精力输入帝国的领导层。他执意认为，贝希托尔德应该让位给一个性格更坚定的人。这场人事变动并不轻松，但是彬彬有礼地进行的，没有出现维也纳外交界特有的恼怒的激动。1月11日蒂萨偕切尔施基与贝希托尔德共进午餐。德国大使照常施压，而且这一次语气很粗暴，他认为奥地利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以割让领土的手段来收买意大利。蒂萨直率地表示，这是办不到的。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后，蒂萨去觐见奥皇之前有短短几分钟单独与贝希托尔德在一起。蒂萨写道，“我对他说，我不得不面陈皇帝陛下，当前我认为外交大臣之职应由更果断的人士担任，这样的人能以更多的精力贯彻他自己的政策。”贝希托尔德像一个温顺的孩子，面带惯有的微笑回答：“如果您真的将这个建议面陈陛下，我将感激不尽，因为我向陛下恳求过多次了，他就是不相信我。他会相信你。”蒂萨并未因这种动人的风度而放松等惕，他立即进宫向皇帝建议马上免去贝希托尔德的职务。弗兰茨·约瑟夫没有迟疑。他说，他经常考虑同一件事。在蒂萨解释了他本人不能离开匈牙利大臣兼主管长官之职的理由之后，局内人士亦即蒂萨的门徒布里安男爵受命掌管帝国的外交政策。1月13日贝希托尔德离职，平静地回到了自己的庄园，在那里居住至今。1916年他天真地向一位朋友抱怨说，“别打扰我，我早就厌倦战争了。”

03

我们已经目睹了德国1915年军事计划出笼时引起的震动。现在让我们来追溯这些计划在战场上遇到的不同命运。现在无人能怀疑从德皇那里逼取的决策是正确的了，由于这些政策他理应得到应有的荣誉，这是对的。这一年是在德国如此暗淡时开始的，却是德国在战场上最兴旺的一年。法军在阿图瓦和香槟，英军在新沙佩勒和洛斯，注定要在德军铁刺网和机关枪的防守面前，遭到耗竭的厄运。俄国因所有要塞的失守而被赶出了波兰和加利西亚。保加利亚已被同盟国争取为盟友；塞尔维亚遭到入侵，并一度全军覆没；希腊人一片混乱，处于瘫痪状态。正当罗马尼亚给吓得继续保持中立，意大利留在伊松佐河边颤抖之际，德军已开辟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而土耳其从毁灭的边缘获救，又重新充满活力，继续战斗。为了考察上述令人震惊的转变和德军的巨大成就，我们现在必须考察伦敦的情况。

法国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入侵。她的全部精力和思想都倾注于这场生死搏斗，这场搏斗暂时有所缓解，但一定很快就会重新开始。马恩河战役的胜利者霞飞及其总司令部主宰了这片战场。法国很少意识到其他战场。俄国、奥地利和巴尔干国家，受到法国注意的程度，只是像一位击剑手在决斗高潮中看待他的副手或观众。加强法国的兵力，守住法国的防线，从可恨的奴役中解放被占领的13个省以上就是法国的军事方针。但是在压力没有这么重的伦敦，可能有更全面的看法。身居或者接近军事指挥最高层的一小批人士，数周以来一直密切注视着那条东方战线，那里也是柏林敏感地讨论的主题。

看到全部事实的读者必定也了解，在英内阁中或在海军部和陆军部，要掌握和估量本书所记载的各种重大事件的真相和价值该是何等艰难。我们的注意力已经集中于确保制海权的活力；派英军去法国，使他们在遭受沉重打击的情况下保持活力；全力集结全帝国的军事力量，为战争而动员全部财富、影响力和人力，不遗漏全球的任何角落，这是英王陛下能够要求的。但法国人告诉我们的只是他们的希望，其他说得很少，而俄国人说得更少。我们保持的一般印象是，俄国在一场名为伦贝格战役的大战中打败了奥地利，德国成功地保卫了东普鲁士。我们感觉到，大国寄予厚望的、碾平通向胜利之路的俄罗斯“蒸汽压路机”，不但向前也向后滚动。俄国的确具有蒸汽压路机的性能。但是坦嫩贝格战役的全部意义是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的。和法国人一样，我们也接触到了多得无法计量的事件，每时每刻都忙于分析各种关键细节。情报局的报告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在我的办公桌上每天都放有二、三十份文件，记载了全欧洲各部队来来去去不停调动的情况和各种真真假假的传闻。我们反复要求陆军部对局势作出全面的评价。但是英军参谋部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前线，一直为维持远征军生活而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充足的人手对这些报告进行筛选、清理和集中。平静、威严、讳莫如深、消息不是很灵通的基奇纳勋爵，这个几月来一直来尽力亲自完成他作为战时国务大臣和总司令的职责，并安排参谋部完成收集情报的任务。

然而不管怎样事情并不很糟。海上畅通无阻；岛国安然无恙；军队抵达了战斗岗位；战线守住了；帝国正向战事体制改组。因此，在这关键时刻，在我们从日常工作获得的印象中以及我们战时管制的基本方法上，并不存在任何明显的问题。实际上，直至1914年底，我觉得我们对自己在战争中的作为，有资格感到自豪。我们的所有舰只和全体海军都得到了正确的充分的运用。

到目前为止没有更精心筹建的组织能产生更佳的效果。但是战争又出现了变化，它的规模和复杂性与日俱增；此时我们已拥有更多的富余人员和舰只投入战争。这里有需要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

一旦我们感到在海上拥有绝对优势和安全，我们就几乎本能地将目光投向了土耳其、俄国和巴尔干国家。在整个12月份，汉基上校、劳合·乔治先生和我，起初是各自独立研究中南欧局势，后来则共同对其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宣战以后，外交界对各中立国几乎不再在意。中立国不再关心自己说过的话和许下的承诺。她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将发生什么和谁将赢得胜利？她们不打算接受英国提出的任何一点保证。我们惊奇地发现，许多中立国似乎不确定英国能否会获胜。人们对这些国家的暖昧态度感到遗憾，但这些国家就是固执己见。外交部中肯的话语，全被她们当成了耳边风。

然而到12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三人分别得出结论：西线已经陷入僵局，谁发动进攻都将得到最坏的结果，外交、海军和陆军的巨大转移或转向行动应该通过或就在地中海国家进行。至于我们的想法与柏林的优先考虑或兴鲁的结论是否接近，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敌人防线的后方，一切都神秘莫测。在协约国军防线的后方，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的工作和机构尚处于酝酿阶段。12月29日，我给首相写了如下一封信：

“我认为很可能双方都没有力量在西线穿透对方的防线。尤其是比利时，它对德国非常重要，被其视为和平筹码，它无疑已被彻底建成的连续的防线。我认为，或许德军会保留其精锐部队中几支大编制的机动后备军。我并未试图作最后定论，我的印象是，两军的阵地不可能出现决定性的变化。”

1月1日，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先生请国防委员会传阅一份文件，目的在于引起他们对流行的对战争持无根据乐观态度的注意，引起他们对作为战争主力的俄国越来越大的失败的注意，和引起他们对在巴尔干半岛采取行动以便联合希腊和保加利亚参加协约国共同事业的注意。同一天，汉基上校也递送了一份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指出近东是我们立即采取联合行动的最重要的舞台。这些文件在几天前就给我看过，12月31日我为这些文件致函首相阿斯奎斯先生，说道，“我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我们的结论并不矛盾……我想在土耳其宣战时就向加利波利发动攻击。……与此同时困难会有所增加。……”1月3日在海军部进行了每日的持续讨论并与首相商榷之后，费希尔勋爵写信给我，他在信中声称，“我考虑进攻土耳其把守的战场！但要马上开始才好！”费希尔的这封信已经刊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中。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当时像现在这样了解柏林进行的讨论的性质，那末此类计划就能够而且早就变成前后一致的行动了。我们在我们之间预言过成功的秘诀。如果我们对根本性问题能获得一个权威性的决策，如果有一个适当的参谋机构把决策变成计划，那末可以肯定，在德军能将部队开进东地中海沿岸各国之前，我们早就插手那些地方了。

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他的书中说，德军所攻击的是一些薄弱防线，因此能挫败所有的牵制与佯攻。但是土耳其在大战的这一时期没有这个能力。相反，土耳其的无能正是德军所有烦恼的关键所在。他们有数月之久无法支援土耳其。我水陆两栖部队几周之内就可以对土耳其进行打击。

然而我们的军事指挥尚未达到这一水平。我们已经看到，兴鲁作了什么样的斗争虽然他们得到了康拉德的支持，得到了奥地利全部影响力的支持，得到了德国宰相的支持才使战争重心向东线转移，而且作了什么样的妥协才得到成功。尽管海军部有力量，但我们只能使用争辩的手段。我们不能炫耀海军的“坦嫩贝格”的胜利。在伦敦没有像柏林那样的最高权威，可以说行或不行、右或左、西或东。这里只有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的意见。不过，从此时起战时委员会的政治家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了东线；自然，在法国的约翰·弗伦奇爵士和英军司令部就得为得到每一个士兵、每一门大炮、每一发炮弹而拼命斗争了。基奇纳勋爵主意多变，他那里就成了不同意见争论的战场。他时而支持这一方，时而又支持那一方。毫无疑问，如果“东线派”只需对付英军及其司令部人员，那末我们就能下达命令了。可是在约翰·弗伦奇爵士和亨利·威尔逊爵士的身后还傲然挺立着马恩战役的胜利者霞飞将军的强大权威。

霞飞和法金汉一样，目光只注视着西线，还和法金汉一样，对进攻的优越性深信不疑。霞飞的判断也和他的对手法金汉的判断一样，认为只有西线是1915年战争决定胜负的所在。两人都确信他只要多集结几个军，多准备一些大炮，就可以突破对方的防线，并胜利地进军巴黎或者莱茵河。如我们现在所知，他们的确绝对不知道真正的事实和价值。这两人及其专家顾问们从未充分认识到一个明摆着的真理，一个对普通士兵来说都显而易见的真理，即，子弹是能杀人的。面对这种梦魇般的精神压力，我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每当基奇纳勋爵接受劝导重视东方实际上他的直觉也在把他引向那里并为那里采取措施的时候，霞飞(和通过外交部与他协同工作的法国政府)便向他施加压力，于是他就像潮水中的浮标一样前后漂浮。毫无疑问还有很多人也采取同样的态度。还必须记住，英帝国此时在欧洲大陆的战争中还是一支次要力量。法国已经把海战的决定性的指挥权让给我们。有人声称，因我军兵力仅占十分之一，所以在表达了我们的观点之后，我们的责任就是接受与我军并肩战斗的那支英勇大军的首脑的军事指导。正如基奇纳勋爵在一次震撼人心的讨论之后所说的，“我们不能像我们应当做的那样作战，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来打仗。”

1德国官方史，《世界大战》(国家档案馆)，第7卷，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