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个到下屋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县太爷先出来，接着是师爷出来，两个人一字儿排

在门口，低着头，县太爷诚惶诚恐地用手一摆，指着去后花园的路，说：“请！”接着，那个真

正的视察委员昂头阔步，抱着大公事皮包，从下屋走了出来，向后花园去了。县太爷和师爷也

跟着进去，很恭顺的样子。

以后的事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只是看到师爷跑进跑出，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第一次

出来他是愁眉苦脸的；第二次出来却是喜笑颜开的样子了。我们这些老在衙门进出的人，一看

就明白，紧张的形势已经缓和下来，就是说，“包袱”已经说妥，剩下来的事就是摆出丰盛的接

风筵席了。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晚上在后花园的花厅里灯烛辉煌，本县各方面的当道人物都一个一个

地来了。

来得最早的一个是县党部的郭书记长。新生活的事情是他最重要的公事，同时，大概他还

要把本县防止共产党活动的事向来的视察大员汇报。因为按照惯例，这种从中央派出来的大员，

特别是像这种新生活视察委员，都负有这种秘密使命的，因此书记长要早一步来。

第二个来的是本县县银行的朱行长，人家都叫他“猪头”，不特因为这个人胖得出奇，而且

大家一有用钱的事，总是想起他来。他是本县的财神爷。人家恭敬他的时候就叫他“朱财神”。

他对于各种各样的宴会总是兴趣最浓，因为他的身体对于各种各样富于营养的物质最感迫切需

要。今晚上这种丰盛的筵席他是绝不可以迟到的。自然，也许还另外有原因，县太爷许给视察

委员的“包袱”，总是先从县银行垫出来的，也许是送大票子来了。你看他手里不是提着一个沉

甸甸的绿帆布手提包吗？

第三个进来的是本县的中学校长，他也是本县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之一。

他在年轻的时候到日本留过学，很带回一些“维新思想”，只要一提起日本明治维新的事，他就

口若悬河地摆个不停。他很讲究卫生和身体锻炼，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倒霉就因为是东亚病夫。

为了去掉东亚病夫的诟病，他年逾六十，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在花园打太极拳，锻炼身体。

他非常反对随地吐痰，他说这是百病之源。他常常说：“当我在日本的时候……”大家一听就知

道他要说什么了，又是吐痰的事儿。果然他接着就说：“随地吐痰是犯法的，要罚款的。”说罢，

他就摸出几张白色绵纸，很文明地把痰吐在上面，然后谨慎地包了起来，放进他的宽袖里去。

他素来是遵守时间的，所以他也来得很早。

以后进来的人就多起来了。局长、院长、处长、所长、会长，还有圆胖胖的脸上总是堆着

微笑、很满意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地主老爷们，还有精神抖擞、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卷着白袖

头随时准备打架的袍哥大爷。当然也还有在官场、市场、赌场上以及在公馆、妓馆、烟馆里或

者如意或者失意的各色绅士……总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嘻嘻哈哈的，愁眉苦脸的，都来

了。大家碰到了有的在握手，有的在打恭，有的在鞠躬，然后都走进花厅里去了。

时间看来已经不早，可是高老太爷还没有到，因此宴会就无法开始。高老太爷是本县的第

一块金字招牌，他家几代为官，有良田千顷，他本人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一个举人。据他说，要

不是忽然改朝换代了，他准可以上京赶考，中个进士啦什么的，说不定还会有状元之份哩。所

以他对于民国就特别痛恨，什么都看不惯。这个国家乱纷纷的不像样子，好像都和他没有来得

及中状元有关。但是他有两个儿子却都在民国做了不小的官，大儿子因缘时会，到日本跑了几

年，结识了革命党人，回国后一直在外面革命，如今在中央政府不知道做什么官；二儿子当然

就可以跟着大儿子高升，听说很做了几任县长。只有三儿子他认为不争气，没有出去做官，但

是也算本县出色的人物，年轻漂亮，风度潇洒，手面很宽，花钱如水。不过他的进账也不小，

他和几任县太爷做了一揽子生意，把所有要收的捐税包下来。他到处立关设卡，自定名目，收

捐收税；他还开了土产贸易公司，专运鸦片烟出口；他还开了县银行，自任董事长，还自发流

通券。由于这种种关系，所有到本县来的县太爷，谁都知道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去拜高老太

爷的门。一定要赖着做个门生，才敢回来上任接事。无论大小宴会这种宴会其实是一种联

席办公的形式，本县大小政事都在会上商量解决要不把高老太爷请来，谁也不敢叫开宴。

今天为什么高老太爷还迟迟不到呢？

最后听到衙门口守卫的叫“立正”的声音特别响亮，我们猜一定是高老太爷来了。果然，我

们看到一乘轿子抬到后堂来才下轿，两个跟班扶出一个白胡子老汉，县太爷拜在他门前当弟子，

所以他的轿子可以破格直抬进来。县太爷、师爷，还有许多人跑出来迎接他，一片请安声：“老

太爷好！”他不住向大家点头打招呼，大家簇拥着到后花厅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