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拉齐·帕拉希米

地拉那战役刚刚胜利结束。那些德军和法西斯分子，能逃的全逃了，其余的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了。地拉那遍地都是废墟、防寨、战壕，街道上堆满了破卡车和汽车，在长期的忧虑恐惧之后，它又自由地呼吸了。城市虽然遭到破坏，变成一片瓦砾，在它的居民、尤其是在游击队员的眼里，地拉那既美丽又可爱。游击队员们是带着自豪和从未见过大城市的农民的惊奇来看地拉那的。

第八大队的游击队员德米尔·拉波和列克亥卜·布兹马希在卡瓦雅大街上漫步巡逻的时候，也都有这种感觉。他们是从马拉加斯特拉来的农民，四年来一直并肩抵抗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

索古当权的时候，德米尔有一次曾想到地拉那来解决和卡克拉尼·贝斯之间的一些问题，但是他在费里的朋友们说服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样做不会有结果，还会把钱财白白地糟蹋在路途上。他听从了朋友们的忠告，因此也失去了到地拉那观光的机会，后来就没有什么机缘了，于是他也不再想去参观首都了。

列克亥卜很少进城，连附近的费里和发罗拉也不大去，他从来也不劳神去打听世界上是否有地拉那这个城市。只是在战争年代里，特别是在集会上他才听说有这么一个城市，而且使他惊讶地是，据说它还是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呢。关于地拉那，他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它是叛徒的巢穴，有人又称它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摇篮。开始的时候，列克亥卜搞不清这些评语后面的意义，然而这却引起了他要来看看地拉那的愿望，虽然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来，如何来法。

因此当大队接到向地拉那挺进的命令的时候，列克亥卜和所有的游击队伙伴一样，乐得直拍巴掌。

这两个农民昂着头，每人掮着一根枪，戴着一顶钉着红星的德国帽，在林荫大道上漫步走着。他们边走边谈，当他们走到天主教大教堂的时候，就向左转沿着胡同前进。

“我万想不到我们会有打到地拉那来的一天，”德米尔说，“当然，除此以外，我们也没有别的法子来，不是吗？既然我们为解放它而流过血，它就永远是我们的了。你说是不是？”

“对啦！”另一个回答说，“留神点，我们好像是迷路了。

脚底下小心，这儿可不是费里……嗬，这铁丝是做什么的？”

“这是德国人的倒刺铁丝网！你没看见那边的掩蔽壕吗？”

“看见了，看见了！我们好像是走过了界线了……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别傻啦，老弟！整个地拉那都是我们的。再说，反动派不敢明目张胆地出来，他们会找个洞洞藏起来的，没错儿！”

“我说我们还是回去吧。我们可能踩上个地雷，像那些狗杂种似地把脑袋丢了！”

“别害怕！一切的危险我们都平安渡过了，今天晚上也不大会死在这里的。”

因为意见不一致，他们只好继续默默地走着，小心翼翼地迈过倒刺铁丝网，从沙瓦尔羊齿草丛中间，跨过掩蔽壕。他们顺着路往前走，左右了望，不是想发现什么反动分子，而是想熟悉地拉那的每一个角落，将来回家去好跟乡亲们讲点什么。

“看来地拉那也有不少的茅屋和小房子。我原来以为这里尽是高楼和大厦……”

装作很懂政治的德米尔斥责他的伙伴说：

“怎么尽说些乡下佬的话！你没听说资产阶级不许人民建造大厦吗？！他们就像穆泽克雅的封建酋长，不许人民在房上安烟囱一样。他们说，‘这是我们的特权’。”

“还有，”列克亥卜要显出他对于在会议上所听到的话，理解得正确，他又补充说，“还有，就是人民大众想建造这样的大厦，他们也没有那些钱呵。你必得是个百万富翁才能建造大厦呢。”

“可不是吗！”德米尔肯定地说，“人们不但被禁止，就是人们想，也没有钱去盖大厦。”

接着是一阵沉默，德米尔打破寂静，说：

“天晚了，趁没大黑我们往回走吧。”

“我们再往前走走吧，到白色大厦那边，去看看是什么样子！”

“等我们走到那儿，天就大黑了，老兄！”

“天黑了又怎样！你是怕豆子凉了，还是怕我们的女人等急了？”

“女人？提她们作什么，伙计！我们离家四年了。她们的死活我们都不知道。实话说吧，我想我的女人，也许就是因为想念她，我仿佛变得比从前好多了。

“在家的时候我对她很凶。我总冲着她大嚷大叫，有时候还打她。可是等我一上了山，我就常想念她。我常说，‘谁知道她受了多少苦，上帝保佑她！’年轻的伙伴总开我的玩笑，他们那里想象得到让老婆和三个孩子听凭边境军和德国人随便摆布是什么滋味。他们以为我的心变软了……我那可怜的女人，这四年里她该受了多少苦呵。我们自己虽然在雨里雪里打仗，饿时比饱时多，可是我们至少是自由太平的……”

“是呵，老兄，是呵！我也是这样想。我良心上过不去！

有一次因为她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就到她哥哥家去，我差点没把她休了。那天我闹得可凶啦！她站在那儿听着我大发雷霆，我冲着她骂尽了所有的下流话。我不让她歇着。可是现在我发誓我一回到家就认错，而且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劝你也这样做！”

“是呵，是呵，一定这么办！现在我比从前懂事多了，但是我怕我的行为受到旧资本主义残余的影响，人一受了这种影响，一定会恢复老样子。”

“那是不可能的，”德米尔很有把握地说，“这场战争好像把我们的罪恶都洗净了似的。最好根本别让自己去想那些罪恶，把它们丢在脑后，假装你从来没犯过罪，你忘掉了它们，它们也一定会忘掉你。要不然就坦白出来，承认你还相信罪恶！”

“相信罪恶？”列克亥卜好像是谈着别人的事情似地，心不在焉地问着，“呵，不，不，我现在彻底认识了。你记得营政委对我们讲的那些话吗？说实在的，一开头我一点都不懂，渐渐地我随上大流，立刻就懂得了。”

“我不过是警告你一下，没有别的。但愿我没有因为给你警告就犯了罪，没有吧？……对了，你知道我昨天遇到了什么事情了吗？嗨，我在第四大队碰见两个同村的乡亲。我们拥抱接吻，比亲弟兄还亲热。我不知道他们感觉怎么样，在我自己，就像碰见了上帝本人。我好像不是在地拉那而是在我自己的村里似的。这次会见使我想起了一切：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我山边的那一长条田地……我们在宽广的林荫大道上散步，要是有一文钱的话，我们一定会站住喝杯酒了，但是我们全都一文不名，因此就一个劲地散步。我们想起童年的日子，玩的那些鬼把戏，后来谈锋就转到比较严肃的问题上去了，我们谈到战争经历。我们有那么多话说，大家几乎是同时开口。你可以想象离开四年之久重新见面是怎么个感觉！

“我们走到大旅馆附近那座桥的时候，一个人说他听见有人哼哼。我们仔细地听。好像是有一阵阵隐约的呻吟从下面传来。我们四处看去，最后发现了声音的来处。

“一个受了伤的德国军官在桥下一堆垃圾上辗转反侧，我们大声喊：‘谁在那儿哪？’

“他显然是在忍受着临终的痛苦，他竭力想坐起来，但是一看到我们，就尖叫一声‘游击队员！’无力地倒了下去。

“他手里握着一把手枪，但是没有用，他倒下去死了。

“我们交换了一下眼光，我就走下去仔细地看看他。

“我把手枪从他紧握着的手中抽了出来，说：‘侵略者又少了一件武器了。’在这死去军官的身旁，我看见有十一二张小相片并排放着。有一张是他和一个女人照的，另一张还是那个女人带着一个男孩，一个小女孩。

“我把相片收拾在一起，拿了手枪就急忙走开。我受不了垃圾和死尸的臭味。

“我跟上同伴，我们三个人向大旅馆走去，坐在大门口台阶上一张一张地细看那些相片。我们一致认为那个女人准是这军官的老婆，那男孩和小女孩是他们的孩子。老实说，我同情得几乎落泪了。我的心思飞到自己的老婆孩子身边去了。

要是有人告诉他们说我死了，他们该怎么样呢？这张相片上的可怜女人听到丈夫在地拉那死了，最后一口气是在地拉那一堆垃圾上咽的，又该觉得怎样呢？我把这些对同伴们说了，但是他们打断了我的话：“‘他有什么理由跑来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又没到德国去杀害他，我们去了吗？是他先上我们这儿来的！’

“‘是呵，这话倒有几分道理！但是我可怜那两个孩子。’我把那张相片递给他们。

“‘他们值得可怜！但是我怀疑如果是他发现你死了，他难道会像你这样可怜你的孩子！’“这就是昨天我遇见的事，列克亥卜……我对自己说：

‘如果这个鬼子一开始就想到这点，他不会老远地跑到这里来送死，他倒会像他同伴的儿子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去反对希特勒。如果他为此而死，倒也死得英雄，人们世世代代会怀念他。而现在恐怕他们连他的下落都不知道。’“就是呵，人若是不阻止祸害，就非落到它手里不可。”

列克亥卜一直听着他的同伴讲，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深思地说：

“你的同志们是对的。谁知道那个狗养的在我们农村里怎样地抢掠杀戮？他并没有可怜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什么要可怜他呢？而且他只在临死之前才想到他的孩子，要不然他不会一直跑到这里来抢来杀。他在垃圾堆上断气，那只能怪他自己，不能怪别人。他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投降？要不就是他把我们也当作和他自己一样的不饶人的禽兽了？”

两个伙伴越谈越深，不知不觉已经越过他们巡逻的界线，这时他们听见附近一所房子里传出了一声女人的尖叫。

“我坚决不走！你想我们为什么打仗？你说！你以为我们打仗是为了住狗窝吗？”

又听到一个男人粗声大气地威胁说：

“收拾起你的家具什物给我滚，要不然我就把你打烂！”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跑下楼来，夹杂着孩子们的大哭大叫。

“这是怎么回事！”德米尔摸不着头脑。

“见鬼，谁知道出了什么事！”

这时候一座房子的大门呀的一声开了，一个头发蓬松，眼神带着恐惧的中年妇女，好像被人摔到街上似的，看到了巡逻兵她大声喊：

“救命！救命呵！同志们，救救我吧，那个坏蛋把我从楼上推下来，差点没把我脖子摔断了。不信就看这儿吧！”她用手背擦去咬青了的嘴唇上的一块血迹。

“别这么大声嚷，大嫂！我们又不聋。把我们带进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请进吧！请进吧！”她把他们带进半开着的大门，“游击队员到我家来总是受欢迎的！”

这女人领着路，德米尔和列克亥卜跟着她上楼走进一个陈设华丽的房间。所有的家具都是核桃木的，在明亮的电灯下，好像包着层蜡光纸似的，闪闪发光。一碗稀粥放在大沙发上。那女人先让他们坐下，然后拉她的两个孩子坐在沙发上，两个小家伙开始吃起粥来。

“要像在你们自己家里一样，别客气，孩子们，让我对你们诉说今天我和那个恶鬼打的交道！”

“他是谁呀？叫他进来！”

“他本来在这里，但是一听见你们来了，就把自己锁在那间屋里啦！”

“叫他进来！”德米尔带着权威的口吻命令着。

一个矮小的男人从半开着的门后伸进头来：

“晚上好，先生们！你们找我吗？”

“进来，先喊句‘打倒法西斯主义’，然后我们再处理你的案子。”

那个女人插嘴嘲笑说：

“哼，他怎么能说这个，他和法西斯分子是分不开的！”

“别说啦，大嫂。在沙发上坐下，两个人都坐下，让我们冷静地调查这件事！”

那个女人先坐下了，那个男人在她旁边佝缩着，给人一种卑屈的印象。他把上衣边缘掖进去，两手交叉着放在前面，像舞台上的女主角一般。他的举止十分可笑，但这表示出他对官长的敬意。

“对，就这么着！现在你站起来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大嫂！”德米尔模仿着政委在游击队会议上，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候的那种神气，命令着。

“好吧，先得说我和你是一路的，孩子们。我的儿子是个战争受害者。他在二月四号晚上被杀害了。我的房子是在英国空军袭击地拉那的时候被炸坏的。我的丈夫在六个星期前上了山，加入了游击队。我和两个孩子流落街头。这位先生搬到林泽避难去了，他在林泽还有一所房子。我看到一所空房就进来了，要不是为了正义和平等，我们为什么打仗？我这话不对吗？我没有什么贪图，总共只要两个房间。再说，当你们在山上打仗的时候，这位先生正在这里和意大利和德国的侵略军打弹子呢。现在他还有脸把我从这房子里撵出去。你们说有这个道理吗？”

列克亥卜静听着，德米尔拿出一个游击队员的笔记本，用难以辨认的笔迹歪歪斜斜地记了几条。

等那个女人说完了，他转向那个男人说：

“这位妇女说的都是真情吗？”

“不能说不是真情，但是……”

“说话的时候要起立，这不是咖啡馆！”

房东赶紧站了起来：

“对不起，先生们……”

“我们不是官儿。往下说吧。你有文件证明房子是你的吗？”

“当然有！在这儿哪！”他把证件递给他们。

“这证件上盖的是什么印？”

“市政府的印。”

“拿回去！这是法西斯分子的印。现在不值钱啦。你得从人民委员会拿张盖着我们的印的证明。你见过我们的证件是什么样子吗？”

“没有见过！”

“好吧，去领一张仔细看看……你有多少房间？”

“这所房子吗？五间！”

“你家里有几口人？”

“有我和我的妻子，但是我还有一大堆亲戚。”

“好，坐下吧！”德米尔站了起来，双手交叉在背后，开始宣读他的判词：“首先，你的亲戚自己有住处。第二，男人和老婆睡在一间屋里。第三，这位妇女是个战争受害者。第四，他们现在是三个人，等她丈夫回来就是四个。因此你自己留两间屋子，她和孩子们占三间……如果你有意见，就到地方人民委员会去吧，别再跟这位妇女麻烦了，你明白吗？”

他转身向列克亥卜说：“我们走吧，天太晚了！”

“晚安！”

“晚安，孩子们，为什么不等着喝杯咖啡呢？”

“没工夫啦，我们在值班呢！”他们走了。那个女人把他们送到门口，再次说了晚安。

天渐渐黑了，暮色中巡逻兵最好还是不循着来时的路回去。他们漫步走过壕沟和树篱，走到宽阔的林荫大道上。

“这条大道一定通向市政府。”

“对，就是通到那儿，”德米尔说。

他们加快了步伐，到了营房立刻向中队长报告，汇报了他们遇到的事情和采取的行动。

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要受表扬，而是说明他们迟迟不归以及越过巡逻界线的原因。

后记拉齐·帕拉希米（razibrahimi）是阿尔巴尼亚当代作家和评论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员。他生于一九三一年，一九五一年开始文学活动。着有《短篇选》、《四个姑娘》和《文学论集》。现任阿尔巴尼亚《光明报》编委，还在地拉那大学兼任阿尔巴尼亚文学和美学等课程。曾来我国访问过。

《巡逻》是根据作者的英文打字稿译出的。

（译文刊于《世界文学》1963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