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他在出征的路上，他的市政公会或是大学评议会上的敌人，是怕他怕得要命的。

在那些日子，克利斯图·达斯·帕尔是圆滑的政治家，而拉真德拉尔·密特拉是勇敢的战士。

为亚洲学会的书刊和研究的目的，他必须雇用一些梵文先生来替他做一些机械的工作。

我记得这件事给那些妒忌他的人和小心眼的诽谤者一个机会，说这些工作都是梵文先生做的，而拉真德拉尔欺诈地窃取了一切荣誉。甚至在今天，我们还常发现这些工具将成就的一大部分攫为己有，而把使用工具的人，看做一个只当装饰品的傀儡。如果一管可怜的笔是有心的话，它一定会悲叹不平，因为它弄得一身墨污，而作者得到了一切光荣！

奇怪的是，这位杰出的人物，竟然直到死后也没有得到他的国人的常识。理由之一，也许是因为全国都在追悼死在他后面不久的微德雅萨迦，没有心思再去注意其他逝者。还有一个理由是，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孟加拉文学的范围之外，他没能进入人民的心中。

我们的苏达街的集会，以后就自动地迁到西海岸的卡尔瓦尔去。卡尔瓦尔是卡纳拉区的首府，在孟买省的南部。它是梵文文学里的马来亚山的地域，产小豆蔻蔓和檀香树。我的二哥那时候在那里做法官。

这个群山环绕的小海港，偏僻到没有一点海口的意味。它的新月形的海岸对无边的大海伸开双臂，像一个渴望者的形象，竭力想把无限拥抱起来。这片广大的沙岸，边上镶着一线木麻黄树林的花边，沙岸的一端被卡拉纳迪河所冲断，这条河经过两旁排列的重山的峡谷，从这里流入大海。

我记得，在一个月夜，我们在一只小船内溯河而上。我们在希瓦吉1的一处古山堡下停住，上了岸，走进一个农家的打扫得极其清洁的院子里。月光闪烁在外面的围墙顶上，我1希瓦吉（1630—1680），马拉塔联邦的盟主，曾统治印度西海岸全部马拉塔地带。

——译者们坐在那里把带来的东西吃光了。回来的时候，我们让小舟顺流而下。夜色笼罩着凝立的群山和树林，在这条小卡拉纳迪河静静的流水上，洒满了月光的魅力。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河口，因此，我们不从海上回去，下得船来从沙岸上步行回家。这时夜已深了，海不扬波，连那木麻黄树的永远哀愁的微语也静下去了。树影不动地挂在广漠的沙岸边上，地平线上一圈灰蓝的山在天空下恬静地睡着。

穿过这无边灿白的深沉的寂静，我们几个人一语不发地和自己的影子一同走着。我们到家的时候，我的睡眠消失在更深的境界之中。我在这夜写的那首诗，就是和那遥远的海岸的夜晚纠结在一起的。若是把和它缠绕在1一起的记忆分开，我不知道它将如何感染读者。这一疑问使我没有将它收在莫希塔先生出版的我的诗集里。我相信，它在我的回忆录里出现，不会被认为是不妥的。

让大地放开我，让它从它的尘土的障碍中将我释放。

哦星星，请你们远远地看着我，虽然你们陶醉在月光中，让地平线在我四围张着翅膀，静静的。

不要有歌声、语声、音响、触摸；不要睡眠，也不要苏醒，1以下由冯金辛补译。

让大地放开我，让它从它的尘土的障碍中将我释放。

只有月光，出神似的，照着天空，照着我。

世界，我觉得，像一只载着无数香客的船，消失在遥远的蓝天里。

它的水手的歌声在空中越来越弱，这时，我自己逐渐缩小，小到一个圆点，沉到无尽的夜的怀里。

有必要在这儿说明，仅仅因为在感情满溢时写了点什么，它不一定非好不可。毋宁说，那时吐露的是充沛的感情。作家完全摆脱自己所表达的感情是不可能的，同样，诗人与自己表达的感情过分密切，也不可能产生最真实的诗。回忆是能最好地涂抹出真实的诗歌色彩的画笔。亲近对感情有过分强迫的味道，而想象除非能摆脱它的影响，不可能有充分的自由。

不仅诗是这样，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艺术家的心灵必须有某种程度的超脱，我们必须容许人的内心的“创造者”能完全自我控制。如果题材压倒了创造，结果无非是事件的复制，不是艺术家的心灵对它的反映。

我在卡尔瓦尔写了《自然的报复》，这是一出歌剧。主角是一个修道士，他力争以割断一切欲与爱的桎梏而战胜“本性”，从而达到真正的深彻的自知。但一个小姑娘把他同无限的交往中召回尘世，让他落入人类爱的枷锁。修道士回来后认识到伟大存在于渺小之中，无限在有形的界限内，而灵魂的永久自由则寓于爱之中。只是在爱之光中，一切有限才溶入无限。

卡尔瓦尔的海滩无疑是能使我们了解自然美并非幻想的海市蜃楼而是反映无限之欢乐的合适场所，因而能引我们入迷。在宇宙于它的定律的魅力中表示自己的地方，我们若对它的无限有所忽略，那是并不奇怪的；但人的心在最不足道的事物的美中同广大无垠直接接触的处所，难道还有争论的余地？

本性通过心之路把修道士引到在有限上加冕的无限面前。在《自然的报复》中，一边是满足于自制的平庸事物此外一无所知的游子和村民，另一边是忙于丢弃一切和自己到他在想象中虚构的无限里去的修道士。当爱在这两者中间架起一座飞桥时，隐士与家长相遇，有限的表面上的平庸与无限的看似空虚同时消失了。

除了形式稍稍不同外，这是我自身经历的故事，也是迷人的光的故事，这光射进我遁世隐退的深穴，使我更圆满地重与本性一体。《自然的报复》可以看作我以后的全部文学作品的序曲；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我所有作品都详述的一个主题——在有限之内获得无限的喜悦。

从卡尔瓦尔回来时，我在船上为《自然的报复》写了几首歌。我坐在船面上唱着写着第一首歌时，心里充满了极大的喜悦：

大妈，把你的宝宝1交给我们吧，我们要带他到牧场上去。

太阳升起了，花蕾开放了，牧童们前往牧场；他们不会有阳光、鲜花，他们在牧场上的游戏也将索然无味。在这一切之中，他们要他们的克里希纳和他们在一起。他们要看见大神细心打扮的可爱的形象；他们这样一早出来，就是为了要在森林、田野、山峦、溪谷中，和他一起快乐地游戏，而不是远远地景仰他，也不是要看他庄严的法相。他们的装备非常非常少。一件朴素的黄衫，一个野花扎成的花环，就是他们所要的全部装饰。因为欢乐全部统治的地方，拼命地，或在铺张的仪式下寻求它，都意味着失去它。

我从卡尔瓦尔回来不久，就结婚了。那时我二十二岁。

《画与歌》是一本诗集的名字，其中大部分的诗都是这段时期写的。

那时我们住在下环路一栋有花园的房子里。南连一个大布斯蒂2。我常坐在窗子附近观望这个人口稠密的居留地。我喜欢看他们如何工作、游戏、休息以及他们种种尴尬的情况。

对我来说，这一切就像一篇生动的故事。12仆人、工匠等的居住区。区内简陋的小屋鳞次栉比，有小径通马路。——译者指印度教大神毗湿奴化身的克里希纳。——译者那时我具有一种丰富的视觉想象力。我把一幅幅单独的画面用我想象的光辉和心灵的欢乐团团围起来；而且，每一幅画也被它本身的哀婉动人涂上各种色彩。像这样单独地区分开每幅画，其乐趣同把它画出来一样，两者都是渴望的产物，渴望用心灵视双目之所见，用眼睛看心灵之所想。

如果我是个用画笔的画家，无疑我会努力把我的心灵十分活跃的那个时期的幻象和创造永远记录下来。但画笔不是我能使唤的工具。我有的只是字句和韵律，而且我也没有学会用它们写出力作，颜料常越出界限。可是，就像第一次用画箱的年轻人那样，我整天用我新生青春的色彩缤纷的幻想来涂抹。如果现在用我二十二岁时的眼光来看这些画，即使画面粗糙，色调模糊，仍能看出它们的一些特色。

我说过，开始我文学生涯的第一本书在我写完《晨歌》时结束。同样的主题这时用不同的表现形式继续着。我深信，这本书开始的许多页是没有价值的。在安排新的开端的进程中，像多余的序言似的，许多东西得好好考虑。如果它们是树叶的话，它们就会及时地飘落。不幸的是，书页不再需要的时候，却仍然牢牢地粘在一起。这些诗的特征是，即使对细小的事物也密切注意。《画与歌》抓住一切机会表现它们的重要性，用来自内心的感情描绘它们。

或者，更确切地说，还不是这样，当心弦与天地万物协调的时候，宇宙的歌声时时刻刻都能唤起它的共振。正因为这乐声发自内心，因此，在作家眼里，没有什么东西是细小不足道的了。我眼睛所看到的任何东西都能在我的心里找到响应。正如孩子一样，他们能够玩沙子，玩石头，玩贝壳，或玩他们能到手的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心里有游戏的精神），当我们心里充满青春的歌声时候，我们也能知道宇宙这架竖琴把它各种音调的琴弦伸向四面八方。

近在咫尺的事物能像别的东西那样为我们伴奏，没有必要往远处去寻觅。

在《画与歌》和《升号与降号》之间，突然有一种叫《少年儿童》的儿童杂志出版，它的活动时期不长，像一年生植物。我二嫂觉得孩子们需要一本有插图的杂志。她的意思是，家里的年轻人要替它写稿，但她觉得这还不够，就亲自当它的编辑，请我帮忙，多多写稿。

《少年儿童》出版一两期后，我去德奥古尔拜望拉杰纳伦先生。回来时火车很挤，我只能找到一张上面的灯没有罩子的卧铺，因此我不能入眠。我想我正好乘机为《少年儿童》想一个故事。不管我怎么努力想抓住它，它还是躲开我，倒是睡眠前来救了我。我在梦里看见一座庙宇的石头台阶上沾满了牺牲的鲜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父亲站在那里，女孩用怜悯的声音问父亲：“爸爸，这是什么，为什么到处是血？”

心里已经感动的父亲，故意装出粗暴的样子使她不再询问。我醒来时觉得我已得到我的故事。我有许多这样得自梦境的故事和作品。我把这段梦的插曲放进蒂佩拉国王戈宾达·马尼克耶的编年史中，用它写成一篇短篇《贤哲王》，在《少年儿童》上连载。

那些日子过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尤其是没有什么事急于通过我的生活或作品表达。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还没有加入旅行者的一伙，仅是从我的路边窗子里观望的一个看客。我看见很多人为自己的事务匆匆奔走。春季、秋季、雨季不时地自动进来同我相处一阵。

但我并不仅仅同季节打交道。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他们像船儿似的漂离停泊的地方，有时就漂到了我的小屋子里来。其中有些人想利用我的缺乏经验想出种种特别的方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他们为了使我上当是无须这样煞费苦心的。那时我涉世未深，自己的需要又很少，而且我还没有这点聪明能辨别信仰的好坏。我常想，我把学费资助了这样一些大学生，他们的学费像他们没有读过的书那样多。

有一次，一个长头发的青年送来一封他虚构的姐姐给我的信，信里她请我保护她这个受继母虐待的兄弟，继母像她本人一样也是虚构的。这个兄弟实有其人，显然这就够了。但对我来说，那位姐姐的信就像找一个神枪手去打一只不会飞的鸟那样没有必要。

另一个年轻人来对我说，他一直为能成为文学士而读书，但他现在脑子有病，不能去参加考试了。我为他忧虑，但我对医学或任何科学都一无所知，我不知怎么替他出主意。但他接着说，他在梦里看见我的妻子在前世是他的母亲，若是他能喝点我妻子的脚碰过的水，他就能痊愈。“也许你不信这类事吧，”他最后笑笑说。我说，我信不信没有关系，只要他认为他能痊愈就可以随意喝。说完我给他一小瓶说是由我的妻子的脚碰过的水。他说他觉得好多了。由于进化的自然规律，他从水发展到了固体食物。后来他在我屋子的一隅住下，开始和他的友人举行烟会，最后我不得不从烟雾弥漫的空气中逃走。他无疑逐渐证明，他的脑子可能有病，却肯定并不衰弱。

在我仍在相信前生的孩子时，这次事件之后还经历了很多考验。我的名声一定已传扬开去，因为我以后收到一封“女儿”的来信，可是这一次我客气地但却坚定地煞车了。

整个这段时期，我和斯里什·昌德拉·马祖姆达先生的友谊迅速成熟。每夜他和普里亚先生总到我的小屋子里来，我们讨论文学和音乐直到深夜。有时一整天就这样度过。事实是，我自己还没有塑造、培养成坚定明确的个性，因此我的生命像一片秋天的云彩那样轻舒地飘逝。

这时我开始认识班吉姆先生。我第一次看见他已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加尔各答大学的老同学举行年会，昌德拉纳特先生是年会的主要人物。也许他抱着一种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能有资格成为其中的一员；不管怎样，他要我在年会上朗读一首诗。昌德拉纳特先生当时还很年轻。我记得他把一首尚武的德语诗译成英语准备在那天亲自朗诵给我们听。战士诗人对他亲密的佩剑的歌颂有时可能是他心爱的一首诗，这能使读者相信，甚至连昌德拉纳特先生也有过年轻的时候；而且，那些时候的确是不寻常的。

我在大学生年会拥挤的人群中徘徊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位在任何人群中都会被人注意的与众不同的人物，立刻感到惊讶。他魁伟白皙的容貌发出一种很惊人的光辉，我不禁急于想知道他——他是那天唯一的一个我想知道姓名的人。当我知道他就是班吉姆先生时，我更惊讶了。我觉得他的外貌和他的作品一样地卓越不凡，真是非常奇怪的巧合。他的尖尖的鹰钩鼻，他的紧闭的嘴唇，他的锐利的目光，都表示他有无限的力量。他高出于拥挤的人群，两手交叉在胸前，旁若无人地走动的样子——更使我对他感到惊异。他不仅像一个智力的巨人，他的额上还有真正王子的印记。

这次会上出现的一件小事一直深印在我的心里。一位潘笛特在一间屋子里朗诵他自己用梵文写的诗，并用孟加拉文向听众解释。有一个典故不十分粗鲁，却有点庸俗。当这位潘笛特对它进行解释的时候，班吉姆先生双手捂着脸，匆匆离开屋子。我正站在门边，至今我仍能看见他蜷缩着身子退走的样子。

这次会议后我常想见到他，但总没有机会。终于有一天，他那时在豪拉当代理法官，我斗胆去拜望他。我们会面了，我尽力谈话得体。但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不知为何总觉得很羞愧，仿佛我这种未被邀请不经介绍贸然前去看他，像个不懂礼貌的唐突的年轻人。

后来我大了几岁的时候，获得了当代最年轻的作家的身分；但根据我的成就我将处在什么地位，当时尚并未确定。我所得到的声望是掺杂许多问题的，甚至有不少姑息宽容的成分。孟加拉当时时兴给每个文人一个与西方某作家相类似的地位。于是，这个是孟加拉的拜论，那个是爱默生等等。有人称我为孟加拉的雪莱。这是对雪莱的侮辱，反而很可能使我成为笑柄。

我的公认的绰号是大舌头诗人。我的成就很小，生活知识贫乏，在我的诗歌和散文中，感情超过了内容。因此诗文中没有什么可使人们大胆颂扬的东西。我的服装和举止都同样反常。我蓄着长发，可能一味追求像个标准的诗人。总之，我行动古怪，不能像普通人似的适应日常生活。

这时阿克谢·萨卡先生已开始出版《新生》月刊，我有时向它投稿。班吉姆先生刚停办他编辑的《孟加拉大观》，正忙于宗教性的讨论，为此他开始出版《传道士》月刊。我也给它写过一两首歌曲和一篇热情称道毗湿奴派抒情诗的论文。

我现在开始经常见到班吉姆先生了。他那时住在巴巴尼·杜德住的那条街上。不错，我常去看他，但我们谈话不多。

那时我还是倾听而不是说话的年龄。我热烈希望我们能进行一次讨论。但我缺乏自信的感觉压倒了我想谈话的动力。有几次桑吉布1先生在那里，他斜倚在靠枕上。见到他使我高兴，因为他是个和蔼的人。他喜欢说话，听他说话也使人高兴。读过他的散文的人一定会注意到，他的散文像流水一样欢乐轻快，就像他的十分活泼的谈话。具有这种谈话才能的人很少，而具有把它写成文字这种艺术的人就更少了。

这时正是潘笛特萨沙达尔出名的时候。我是从班吉姆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他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也是班吉姆先生负责介绍给大家的。正统印度教徒想借西方科学的力量以1班吉姆先生的弟弟。——译者恢复印度教威信的古怪企图不久遍及全国。通神学前些时候已为这一运动打下了基础。班吉姆先生从未完全参与这一教派。在《传道士》上发表的他的解释印度教教义的文章里，也看不出有萨沙达尔的影子——这是不可能的。

这时我从我蛰居的一隅走到外面，这可以从我为这场争论写的稿子里看出来。其中有些是讽刺诗，有些是滑稽剧，还有一些给报纸的信。我就这样从感情的领域下到斗技场上，开始直接地认真地战斗起来。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不巧和班吉姆先生起了冲突。这场冲突的经过记载在当时的《传道士》和《婆罗蒂》上，没有必要在这儿重复。结束这场不和时，班吉姆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不幸我把信丢了。要是这信能在这里展示，读者就可以看到，班吉姆先生是如何无比大度地拔掉这段不幸插曲的刺。

受了一张报纸广告的引诱，我哥哥乔提任德拉一天下午到拍卖行去，回来时告诉我们，他花七千卢比买了一艘废船；现在只要装配一台发动机和几间舱房，它就是一艘完美无缺的轮船了。

哥哥一定以为，我们的同胞只会使用舌头和笔，却连一家轮船公司都没有，真是莫大的耻辱。我前面说过，他曾经企图为国家制造火柴，但没有能使火柴划着的磨擦材料。他也想使动力织机运转，但在他的种种艰苦努力之后，织机只生产了一小块土里土气的毛巾就停止转动。现在他想看到印度的轮船在水里行驶，就买下一条空旧的废船，这条船在一定时间内装配完备，不仅添置了发动机和舱房，还要加上他的损失和破产。

但我们应该记住，由于他的努力而招致的一切损失和苦难，落在他一人身上，而获得的经验却留给全国。正是这些不会计算、不善经营的人物才使国家的商业园地充满他们的活动。

虽然潮水的落和它的涨一样快，它却留下肥沃淤泥使土地增多了养分。当收获季节到来的时候，没有人再想到这些拓荒者。但这些在活着时心甘情愿地以他们的一切作为赌注而损失的人，不会在死后去关注这种被忘却的又一损失。

一边是欧洲轮船公司，一边是哥哥乔提任德拉一个人；这场商业船队的战争如何可怕地扩大，库尔纳和巴里萨尔两地居民至今记忆犹新。在竞争的压力下，轮船一艘艘增加，亏损越来越大，而收入却逐渐减少，终于到了连印船票都不合算了。库尔纳和巴里萨尔间的轮船交通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乘客不仅坐船不用花钱，还免费享受格拉蒂1，成立了一队志愿军，他们举着旗，唱着爱国歌曲，使乘客列队走向印度轮船公司。因此，尽管乘客并不缺乏，其他各种缺乏却迅速增加。

爱国的热情是永远不能影响数学的；当狂热的火焰随着爱国歌曲的调子越燃越高的时候，在资产负债表上的亏损栏里，三乘三永远还是九。1一种甜点心。——译者不会经营的人常常被一种不幸纠缠着，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像一本打开的书那样容易让人看得清楚，但却从不学习去懂得别人的品质。而要明白自己的这个弱点，就要花费他们一生的时间和所有的财力。因此，经验决不会使他们有得益的机会。当乘客有免费的茶点，工作人员也没有挨饿的迹象时，哥哥的最大收获仍然是破产，但他却十分勇敢地从容对付。

每天来自战场的胜败战报使我们处于极为兴奋的状态。

终于有一天传来消息，“斯瓦德什”号轮船撞在豪拉桥上沉没了。这一最后损失完全超出哥哥的财产所能承受的限度，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停止经营。

这时死神出现在我们的家里。以前我还从未与死神迎面相遇过。我母亲死的时候，我还很小。她病了很久，我们甚至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转为不治之症的。她一直同我们住在一间屋子里，她单独睡一张床。后来在她生病期间，要她坐船在河上旅行了一次，回来时，为她在内院三楼准备了一间屋子。

她死去的那个晚上，我们在楼下自己的屋子里睡得很熟。

我说不出是什么时候，我们的老保姆哭着跑来叫着说，“啊唷，我的小家伙啊，你们一切都完了！”我的嫂嫂呵责她，把她带走，不让我们在深夜突然受惊。她的话使我从熟睡中醒来，我觉得我的心发沉，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早晨我们被告知她死了时，我还不明白她的死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们走出屋子到走廊上时，看见母亲被放在庭院里一张床上。从她的脸上看不出一点死亡的可怖。死神在那天晨光中给人的印象，犹如安谧平静的睡眠一样可爱。生与死的悬殊我们还没有清楚地理解。

直到她的尸体被抬出大门，我们随着行列前往火葬场，想到母亲再也不会从这道门回来，重新像往常那样处理家务的时候，我心里才掠过一阵悲痛。白天消逝，我们从火葬场回来，走进我们那条胡同，这时我抬头看看我们家三楼上父亲住的那间屋子。他仍然在前面走廊上静坐祈祷。

家里最小的嫂嫂照管我们这些失去母亲的小家伙。她亲自照料我们的饮食衣着以及其他一切需要，常常接近我们，好让我们不太强烈地感到损失。生活的特性之一是有力量医治不可挽救的损失，忘却无法补偿的东西。而在生命的早期，这力量最强烈，因此，任何打击不会伤人太深，任何创伤也不会永远留在心里。因而死神落在我们头上的第一个阴影并没有留下黑暗；它只是像影子一样，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去。

在我生命稍后的时期，春天刚来的时候，我把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扎在头巾的一角，像野猫一样到处漫游。这时候，当我的面额触摩那柔软的圆圆的顶端渐渐尖细的花蕾时，我回忆起母亲手指的触摩，于是我清楚地意识到，逗留在那些可爱的指尖上的温柔，恰如这每天开放的纯洁的茉莉花蕾一样，不管我们知不知道这一点，这种温柔在大地上是无限量的。

在二十四岁那年，我和死神的相识历久难忘1。它的打击随着每一次丧事而不断加重。

泪链也不断地延长，童年生活的轻快能从最大的不幸中溜走，但成年人想逃避不幸却不那么容易，我的心只有完全承受那一天的打击。

我还没有想过，在生活的悲欢的完整行列中会出现裂隙。

因此我看不见未来的东西，我所接受的目前的生活就是我的一切的一切。当死神突然走来，一瞬间在它似乎绝佳的构造中露出一个豁口时，我完全不知所措了。周围的一切：树木、流水、日月星辰，依然像先前那样真实；但那个确确实实存在的人，那个在各方面都同我的生活与身心有联系，对我来说更为真实的人，转眼之间却像一个梦一样消逝了。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是多么难以理解、自相矛盾啊！

我到底怎么才能使这种存在与消失相协调呢？

虽然时间不停地过去，这个豁口对我显露的可怖黑暗却继续日夜吸引着我。我不时回来站在那里向它凝视，想知道在那离去的地方还留下了什么。我们不能使自己相信空虚；不存在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而虚假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想在看不见什么东西的地方去寻找什么的努力是不会停止的。

像一株被黑暗包围的幼小植物踮着脚摸索着伸向光明一样，当死神突然之间把否定的黑暗投在我心灵的周围时，我也尽力要伸向肯定的光明。在黑暗阻止我们寻找道路走出黑1指作者五嫂伽登帕莉·代维的死。作者对她十分敬爱，因为作者母亲死后就是由她照料他的一切。——译者暗时，有哪种悲痛能与之相比呢？

但是在这不堪忍受的悲伤之中，欢乐的火花似乎不时地在我心里闪烁，在某种程度上，这使我很惊奇。生命并非坚固永久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悲讯，这使我沉重的心情有所减轻。我们不是永远囚在生活的牢固石墙里的犯人，这想法总是不知不觉地在快乐的急流中最先出现。我不得不放弃我所拥有的东西——这是使我苦恼的损失感，但当我同时用获得的解放的观点来看，我心里就觉得很宁静了。

到处弥漫的人世间生存的压力以生死的均衡使自己保持平稳，因此才没有把我们压垮，不可反抗的生命力的可怕重量不是我们必须忍受的——这一真理那天像奇妙的上天的启示那样突然在我心里出现。

由于对人世生活的吸引力的淡漠，自然美对我有了更深的意义。死神给了我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使我得以理解世界在它的极美中的情况。因此当我看见以死神为背景的宇宙之画时，我感到了它的魅力。

这时，我思想上行动上的古怪疾病又发作了。要我服从当时的风气，仿佛它们是严肃纯真的重要东西，不禁使我好笑。我不能认真接受。停下来考虑一下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心里完全没有这种负担。我常上身披一条粗布床单，脚上穿一双拖鞋，去上流社会人物常去的书店。不论天气冷热或是否下雨，我总是睡在三楼的凉台上。在那里，星星和我可以彼此凝视，也不会失去欢迎曙光的时间。

这种情况和任何苦行的想法开关。它更像是一种假日的狂欢，因为我发现拿着笞杖的教师生活并不是真实的，因而就从不足道的校规中解放出来了。如果我们在一天晴朗的早晨醒来，觉察地心吸力减少到了一点儿，难道我们还会拘谨地在公路上行走？我们不会变更一下，从多层的高楼上跳跃而过？或在遇到纪念物的时候，不必麻烦地绕行，就从它上面飞过去吗？这就是一旦世俗生活的重担不再妨碍我两腿的时候，我再也不能固守习俗的通常程序了。

在夜的黑暗中，我独自一人在凉台上摸索着，像一个瞎子似的想在死神的黑色石门上找到一个图案或记号。当曙光落在我那张挂帐子的床上使我醒来睁开眼睛时，我觉得四周的云雾散开了；雾霭消失，山河林木的景色历历在目，于是露水湿润的人世生活的图画在我面前展开，仿佛变成新的，十分美丽。

根据印度历书，每一年都由某个星宿统治。因此我发现，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某一段时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当我回顾我童年生活的时候，我最能回忆起下雨的日子。被狂风驱赶的大雨淹没有了凉台的地面。通向屋子的一排房门都关上了。佩里，那个帮厨的老女仆，正从菜场回来，她的菜篮里装满了蔬菜，郯着泥浆吃力地一步步走着，浑身都被雨淋透了。我会无缘无故欣喜若狂地冲到凉台上来回奔跑。

有件事也回到我的心里：在学校里，我们班在一间用席子当外面隔板的柱廊里上课；浓云从下午就不停地密集，这时已堆积起来布满了天空。当我们抬头观看时，如注的雨点密密麻麻地直浇下来；不时传来轰隆隆轰隆隆的雷声；仿佛有一个疯婆子在用她闪电的指甲把天空撕开。席墙在阵阵狂风的劲吹下哆嗦着，像要被风刮倒似的，因为晦暗，我们简直不能看书了。先生让我们合上书本，我们于是不停地摆动我们耷拉着的腿，任凭暴风雨为我们欢闹吼叫；我的心立刻越过遥远的漫无边际的荒野，就是童话里的王子走过的那片荒野。

我还记得斯拉万月1深夜。淅沥的雨声，摸索着钻进我睡眠的间隙，在里面制造一种比最深的酣睡更深的欢乐的宁静。而在不时醒来的时候，我祈祷：到早晨还能看见雨继续下着，我们的胡同被水淹了，水浸到洗澡水塘的最后一级台阶。

但在我刚告诉过你们的那个年龄，登上宝座的无疑是秋季。能看到它的生活在阿斯温月2清澈明朗的悠闲中展开。从外面带露的鲜绿中柔和地以射出来的溶金般的秋阳下，我在凉台上来回踱着，用乔吉亚调写了一首歌：

秋天的白昼渐渐过去，家里的钟敲了十二下，中午，调式变了，我心里仍充满了音乐，没有空闲想到工作或责任；我于是唱道：12印度历六月，相当于九、十月之间，这时孟加拉开始放长假。——译者印度历五月，相当于七、八月之间，是雨季的顶点。

闲的游戏？

下午，我躺在铺在我小屋子里地上的白漆布上，拿着一本画册想画画，——决不是努力寻求画的灵感，只是想画点什么消遣而已。最重要的部分都留在我的心里了，没有一笔画在纸上。这时，晴朗的秋日下午透过加尔各答这间小屋的四壁，仿佛它是一只酒杯，在里面斟满金色的醇酒。

不知什么原因，我在那段时间所有的日子里所看到的，仿佛都是透过这秋天的苍穹，这秋天的阳光——为农民催熟庄稼那样催熟我的诗歌的秋天；以灿烂的光辉装满我悠闲的谷仓的秋天；以莫名其妙的欢乐写成诗歌或故事，使我的无忧无虑的心得以溢满的秋天。

在童年时期的雨季和青年时期的秋季这二者之间，我看到的巨大区别在于，前者是把我密密地包围起来的外界的自然，以它的众多的剧团，以它的五光十色的扮相，以它的混合曲不断地给我欢乐；而在秋天明朗的阳光下发生的欢乐，是在人的本身。乌云和日光的嬉戏被放到幕后，苦乐的低语却占有了心田。是我们的凝视将沉思的色彩给予秋空的蔚蓝，是人类的思慕将伤心给予微风的气息。

我的诗歌这时到达人类的居处。在这里不拘礼节的来往是不被允许的。门后有门，室内有室。有多少次我们只是看一眼窗内的灯光就回来了，只有宫内的管乐声在我的耳中萦绕！

心必须以心相待，愿望只能和愿望达成协议，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障碍，合作才能实现。生活的喷泉冲进这些障碍时，在笑与泪中溅得泡沫四溢，欢舞旋转着流过我们不知其流向的一个个漩涡。

《升号与降号》是人类在居处前街上唱的一首小夜曲，是请求入场的恳求，是那座神秘房子里的一块地方。

我希望居住在永生的人类生活中。

这是个人对宇宙生活的祈祷。

我第二次动身去英国的时候，在船上认识了阿苏托什·乔德胡里。他刚获得加尔各答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目前是去英国加入律师界。我们只是从加尔各答到马德拉斯的几天内一起在船上，但十分清楚，友谊的深厚并不有赖于相识的久长。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他心地的纯朴吸引了我，使以前我们从未相识的空隙似乎被我们的友谊永远填补起来了。

阿苏托什从英国回来时，成了我们中间的一个1。他直到那时还没有时间或机会突破他的职业用以包围他的一切障碍。所以他还没有完全陷在里面。他的当事人的钱包尚未充分松开捆着他们金币的绳子。阿苏托什还是一个从各种文学园地里热心采集蜂蜜的人。那时渗透他的身心的文学风气一1指他娶了作者的侄女普拉蒂巴。——译者点没有图书馆里的摩洛哥山羊皮的霉味，而是有一种来自海外的不知名的异国植物的芬芳。在他的邀请下，我于春季在那些遥远的森林里度过许多欢乐的时光。

他特别喜爱法国文学的风味。我那时已在写后来出版时名为《升号与降号》的诗，阿苏托什能够辨认我的许多诗歌和他知道的法国古诗的相似之处。他认为，所有这些诗歌中的共同要素是人世生活的欢乐对诗人的吸引，而这一点在它们的每一首诗歌中都有不同的表现。

进入这一更广大的人生未能实现的愿望是它们的全部基调。

阿苏托什说，“我一定要替你安排这些诗的出版事宜，”因此这任务就委托给了他。他认为以“这个世界是甜柔的”开头的那首诗是全组的主音，所以把它放在这本书的最前面。

阿苏托什可能是很对的。在我的童年，我被限制在家庭里，我只能用我的心从内院屋顶凉台围墙的孔隙里贪婪地凝视外面的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色。在我的青年时期，人类世界同样对我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我那时也是它的一个旁观者，只是从路边向它看望。我的心好似站在河边，热烈地挥舞着手，向那朝着对岸破浪前进的船夫呼喊，因为生命渴望走上生活的旅程。

有人说，我的特别孤立的社会环境是阻止我进入人世生活中心的栅栏，这是不正确的。

我看不出我同胞中那些毕生处于社会活动激流里的人，能比我有更多的生活亲切感。我国的生活有它的高堤，有它的阶梯，在它的黑水中有古树的浓荫，而在它高高的树枝中，杜鹃唱着令人陶醉的古老的歌，然而它仍是一片死水。哪里是它的激流？哪里是它的波涛？什么时候大海的高潮才汹涌地冲来？

那时我是否曾从我们胡同对面的邻居那里听到凯歌的回声呢，就是那河水随之涨落，一浪又一浪地穿过石墙朝着大海流去的凯歌的回声？没有！我的孤独生活之所以令人苦闷，就是因为没有人请我到庆祝人生节日的地方去。

倘若人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浑浑噩噩地过着逸乐懒散的日子，他会感到无比沮丧，因为这样他就会完全丧失社交生活。我痛苦地竭力想摆脱的就是这种沮丧。我的心拒绝响应那些日子的政治运动的廉价兴奋剂，它们仿佛缺少民族意识的一切力量，由于它们对国家的完全无知，对祖国的真诚服务极端漠视。我为自己的无比急躁、为对自己及自己周围一切无法忍受的不满感到苦恼。我对自己说，我倒很希望成为一个阿拉伯的贝都因人！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对狂欢的自由生活的运转和喧闹从未停止的时候，我们却像求乞的少女站在外面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什么时候才有所需的金钱把自己打扮一番前去参加呢？在一个分裂的精神处于绝对优势、无数的小圈子把人们分开的国家里，这种对更为广国的人世生活的渴望必然无法得到满足。

我在青年时期对人世也怀着这样一种思慕，正像我在童年时站在仆人用粉笔画的圆圈里向往外面的自然界一样。它显得多么珍贵，多么遥远，多么难以到达啊！但如果我们不能跟它接触，如果没有风能从它那里吹来，没有水能从它那里流来，如果那里没有路可以让旅人自由来往，那么在我们四周堆积起来的死亡的东西绝对无法清除，反而会愈堆愈高，直到把一切生命都闷死。

在雨季，只有乌云和大雨。在秋季，天空中却有光和影的游戏，但这并不能完全吸引人，因为田地里还有五谷丰收的希望。我的诗歌生涯也是如此，当雨季占优势的时候，我只有像狂风暴雨般袭来的毫无实际内容的幻想：我的语调是模糊的，我的诗句是狂热的。但在我的秋季的《升号与降号》里，不但空中有云的影响的游戏，也能看到五谷破土生长。于是，在与现实世界的交往中，言语和韵律都企图达到明确和形式的变化多端。

就这样我的另一本书结束了。内外亲疏结合在一起的日子日益接近我的生活。我生命的旅程现在得通过人类的居处完成。因此，我在旅途中遇到的善恶悲欢，不能像绘画似的可以任人轻快地欣赏，什么样的成败得失、不和与一致正在那里发生啊！

我无力展示和表现那最好的艺术，我生活的“向导”就是愉快地用它领着我跨越生活的一切障碍、敌视和曲折，向着实现它的最深的意义前进的。如果我不能说清这一企图的所有神秘性，那不论我想表示什么，无非是每一步都误入歧途。分析肖像只能得到它的尘土，不能得到艺术家的欢乐。

就这样，我把我的读者陪到内殿的门前，请允许我在此向他们告别。

（《回忆录》与金克木译的《我的童年》合为《回忆录：附〈我的童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