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热心的观众，一个关怀儿童文艺创作的人，我看了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小足球队》（任德耀编剧，任德耀、任复导演），感到十分兴奋，十分欢喜。我希望有更多的像《小足球队》这样的剧本和其他形式的儿童文学作品产生，来满足我们时代的需要。

在我们的社会里，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们儿童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们的思想活动，要么走无产阶级的道路，要么走资产阶级的道路，作为儿童的家长、老师以及社会上的人们，就要时时刻刻注视着我们下一代的思想和行动，用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来引导儿童，培养儿童，和腐蚀儿童的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激烈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争夺下一代人的艰苦斗争，是把世界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把这场激烈艰苦的斗争，用生动鲜明的形象反映在舞台上，让大家看看哪种思想是正确的，是对儿童有益的，是把儿童带向光明健康的大道的；哪种思想是错误的，是对儿童有害的，是把儿童带到黑暗毁灭的深渊的，这是剧作家的责任。《小足球队》的创作和演出，就很好地尽到了这个责任。

这出剧选择了足球场作为思想斗争的战场，很能吸引观众的兴趣。儿童没有不喜爱球戏的，凡是集体活动之中，带有竞赛性质的，他们都非常热心，非常喜好。这出剧一开幕，就是群众看球的火炽热烈的场面，台上并没有球场，而从场外观众的眼里，嘴里，手舞足蹈里，赞扬和惋惜里，我们跟着他们情绪的起落，几乎是了如指掌地看到了球场上紧张的一切。我们不但看到了球场上的一切，从这些小观众的谈话和表情里，我们也摸到了球场外甚至球场上各人的性格，吴金宝这个只要胜利不择手段的孩子，把赢球的希望都寄托在中锋路阳一个人的身上，他认为路阳踢得带劲，“一个人满场飞”，但是其他同学们都看出路阳踢得不好，“自顾自，净想出风头”。而恰恰正是这个“出风头”思想，使得两年前还是个“学习好，团结好，肯听老师的话”的路阳，跟了爷叔——这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化身，离开一批伙伴，一批同志，一批真正爱他的人，走上不爱劳动，不爱学习，不要团结，不听老师的话，去追求个人风头、个人名利的道路。

江老师在这出戏里，是个最可爱的人物。她是我们时代的教师们的好榜样，她有强烈的责任感，她不但教书，而且教人；她不但在课堂里、学校里对孩子们的教育负责，而且在课外校外也对孩子们的教育负责。她细腻周到地注视着路阳思想活动的方向。路阳是一个在孩子群中有影响的、是爷叔所冷眼挑选特别常识的资产阶级接班人。把路阳从资产阶级思想的魔爪中争夺了回来，把一些跟着路阳走的思想模糊的同学从浑水中拉了出来，是她的首要责任。在剧情的发展中，我们跟着江老师的行动、言谈，看她以无限的热情和耐心，在做着同学中间的团结教育工作。她对他们是那样地温和、体贴、沉着、冷静。她对这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孩子们所做的恰合实际的工作方法，是值得老师和家长们向她学习的。她没有生硬地气她哥哥不爱劳动，像个大老爷，不肯给他拿饭；可是一到路阳自己动手，又显得疲乏得挪不动的样子的时候，她又忍着笑来帮忙，这也看出她心里还是很疼哥哥的。还有，当路阳和黎明话不投机，气得进屋去把门锁上，不让黎明进来睡觉；可是江老师来后，和黎明谈了一会，劝黎明去找路阳的时候，黎明走到门边，轻轻一推，门却从里面开了。这表明路阳虽然赌气进去又锁了门，心里却很不安，江老师在外面说的话，他也句句听见，在黎明推门以前，他已经悄悄地从里面把锁开了。在这里，路阳虽然没有上场，可是观众仿佛能够看到路阳在屋里的思想活动和他蹑手蹑脚的开锁动作，这个处理，巧妙得很。

我没有过写剧本的经验，更不懂得舞台上的种种技术，但是我从这出戏里看出，要写出一个好剧本，必须是作者满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深入到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去，精心挑选出最有普遍意义的、而且是儿童们所最感兴趣的实际问题，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安排处理剧情的发展和剧中人物的心理变化。把事物矛盾的发展与解决，步步写来，合情合理，在舞台上形象突出、是非分明，从而得到了教育和鼓舞儿童的良好效果。其实，其他形式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应该是照着这个方法进行的。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我们国家正在大踏步地走上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时代，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兢兢业业地做着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事业。这事业不但关系着我们子孙万代的幸福，也关系着全世界人民万代的幸福。我们的斗争是长期而艰巨的。我们的接班人可靠与否，是个中心问题。儿童文艺的作者负有培养教育下一代的重要责任，而我们的作品，尤其是现代题材的作品，远远落在儿童和全国人民要求的后面。我很高兴看到《小足球队》的演出，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它说明现代题材并不难找，只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看生活，里弄里的一个自发组成的小足球队，也会引起作者联系到在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中，如何夺回我们接班人的种种问题。我们写其它形式的儿童文学的作者们，也应该这样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深入生活，在写作上迎头赶了上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戏剧报》196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