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

中国人的理论，学术著作，读来如一批命令，缺乏纯真的乐趣（美学上的享受）。没有精神参加进去，没有精神（个性）的活动。或者是抄袭，或者是枯燥的理智，或者是宫廷语言的堆积。而思想，却需要普遍性和个人情感（风格）的结合。普遍性必须在个人的心灵中取得它的生存，必须具有人间的形式和血肉的存在，必须表现为一个自由的、理智的心灵的内心倾诉，即个性和人格。

（六十二）

对于古中国的遗产，可以做文章的，（一）对于古籍，搜集各家旧解释，加以比较，别立新义。（二）搜集各处材料，加以考证别立新解。以上二者属于学问。（三）摘引数段，结合现实，借题发挥，则属于杂文也。然杂文并不简单，使今日现实（作家的感情）和过去的精神发生联系。这需要精神的绳索，必须发掘沉遂的历史精神和火热的现实精神，使历史和现实统一。发掘历史材料的思想力量和感受现实生活的战斗精神的结合。

（六十三）

凡在学术史上创一说，成一派者，其人必为热情而偏狭。性格上的特点使他的思想向一个片面发展，完备，极端的发展而成为一个系统。后人但以宗派非之，非确认也。当体其热爱真理之斗争之情，当汲取其在特定条件下所思想的真实也。

（六十四）

智慧的和谐（生活道德的合适、恰当、节制），处世哲学的基础。感情洋溢，但很难控制。保持高傲的天性，但同时能适应社会，赢得世人的好感。感情深厚，但同时过于镇静和理智。智力清明而锐利，善于掌握人们的趣味和达到成功的方法。

（六十五）

中国人不接受一种彻底的思想方式，不习惯一种彻底的生活方式，而安于空浮、马虎、四平八稳、得过且过、自我欺骗、折中妥协的方式下过活。这种生活方式的理想化和理论（思想）形式，就是中庸。中庸并不是和谐。不是智慧的和谐，而是平庸的折中，和一种自然性的并列。这种和谐的基础，是自然性，而不是精神自由。

（六十六）

古中国的伦理学（封建首先）大致有两个方面：（一）僵化了人生关系；（二）迎合了的弱点（为封建秩序所要求的）。前者是：“凡发皆中节”，后者是：不伤家长制的自我感情。前者，僵化了中庸（不是生命的和谐），后者，专制顽固萎缩、肆无忌惮的感情。宋儒的“天理”实际上就是客观化、绝对化了的封建道德原则。作为前提，“天理”皆为僵化原则，作为工具，僵化原则皆为“天理”。

（六十七）

父母的慈爱，是一种恩赐，实际上是经儿女的人格作为交换条件的。长者赐不敢辞，君亲有日月之过，而无犯颜之谏等等一类实际内容，就是如此。如果儿女要求独立的人格，那就必然造成父子关系的质变，而成为乱臣贼子了。即使在社会秩序上已不是如此，但在感情态度上仍是如此。

（六十八）

奴隶主和封建主义的服从感完全以一种优越的权力，随时准备迫它们服从的直接意识为依归的。因此，只要胁迫一去，就破坏信誓，背弃诺言，出迎三千里，实行变节和叛乱。

（六十九）

心中的是非全无，但是对现实的是非是分明的。倒是那些生活的独断主义者，他们以顺逆作为是非的标准，顺我者是，逆我者非，是我非彼，均出一心。既无理想的是非观念，人间也就是非截然了。举之而加诸膝，抑之而堕之渊，便是是非独断论的实践。

（七十）

理性主义不切实际，实际主义缺乏道德标准。僵硬的人生关系的另一极端是一盘散沙的纷乱和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