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一）

僵化的人生关系和非理性的刺激，并不能反对精神的放纵和悲观主义。经验主义的心对于理性主义菜单的反应，那是一个绝对的不要。因为生活的严酷事实与宗教的虚构，现实的纷扰多样和观念的枯燥单调，对生活的行而上和与事实保持最亲密的接近，它们之间是不调和的。

（七十二）

个人血肉的天性（任性），必须经过理性的改变外（外在教养、锻炼……）才能成为具有现代水平的东西。但是中国的所谓玉不琢者，以抽象的理智（道德、伦理的枷锁）来规定。自然性否定了，但人性也窒息了。它把人的血肉感情禁锢在一种僵化的人生关系的枷锁上，而这人生关系本身却是一种自然性的固定化，一种合法的自然性。

（七十三）

中国人的所谓心术，是一整套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所谓“奸邪”与“忠正”，不过是美化自己和丑化别人的语言罢了。心术越高，而他心中的人性越少。如果他让心术与人性共存，那么，他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性格。他可能而且只能在他的关键性的时刻，毁灭自己。吴起杀妻求将，易牙杀子做菜，都是心术战胜（消灭）了人性的例子。过河拆桥，等等，心术到家的例。人心之险远超出山川，而心术，行险之道而，然中土古哲名之为大道。

（七十四）

韩愈厚道，：“……古之所谓正心诚意者，将以有为也”。韩愈的“正心诚意”则屈从与世俗的目的，即以封建统治为目的的对象。释氏的“正心诚意”是以它本身为目的，即陷于无止境无结果的抽象、渺茫的世界。以灭绝它的灵魂为目的，对世俗的屈从和对世俗的逃避，使情欲牢缚在僵硬的人生关系（世俗伦理）的锁链上和灭绝情欲，两者都不是理性的精神。前者束缚于僵化的观念，后者沉溺于灭绝的梦境。

（七十五）

《争臣论》，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兼以济天下也。孜孜kuku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

对于人类的责任，道德原则的光辉，乃圣人贤士之所以为圣人贤士也。《读墨子》文，孔墨并列，认为“孔子必用于墨子，墨子必用于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并以为辩生于末学，后世之孔墨相争者，“各另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昌黎似一扫前人党同伐异之争，而在于为人类之道德原则基础上对古代哲人进行新的估价，在此原则上确定其为圣为贤。然而，道德原则本身是一种主观判断，是以仍不免党同伐异也。

（七十六）

为有钱有势的人服务，辩护，粉饰，还是为真理斗争，这两者的选择是本于良心、正义感、人生态度。“闻名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义者也。”

（七十七）

纯道德行为者必后悔自己太吃亏，非义之财，多少产生内疚；牺牲自己，必得道德自慰；损害别人，不免有所不安。常人就在这交战心情中过活，理想主义（道德教诲主义）和实际主义（功利主义）则把这两者在思想逻辑上发展到了极端。

（七十八）

斯宾诺沙认为德性的基础即在于保持自我存在的努力，而一个人的幸福即在于他能够保持自己的存在。这里，个人主义还是个性解放？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

（七十九）

保存自我的存在（生存）不是使我们的心灵完全孤立，不是做一个与世无涉的隐士，而是杂利己和利人的大海中游弋。假如有两个本性完全相同的个人联合在一起，则他们将构成一个个体，比较各人单独孤立，必是加倍的强而有力。所以人与人团结，最为必要。当然这团结是建立在自我保持的基础上的，凡是从事这类团结的人，他们都是工正忠诚而高尚。

（八十）

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的本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