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冬至1847年春，这是陀思妥耶斯基生平与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时，他与将他领人文学界的导师别林斯基在政治主张、宗教倾向以及文学创作目的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决裂。

这一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影响，对社会的发展充满了乌托邦式的梦幻。而别林斯基正在逐步转变成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已在思想上领悟到未来的制度，认为要建立那样的制度，不采取革命斗争的方法是不可思议的。显然，作为革命家的别林斯基，与一个醉心于社会和谐的幻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隔开了一道难以逾跃的鸿沟——那就是是赞同社会革命，还是主张社会和谐。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便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基督精神成为他全部道德标准的核心。而别林斯基则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从根本上就否认上帝的存在。在别林斯基看来，基督教正是那个反动社会的顽固的精神支柱，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推翻基督教是社会革命的重要步骤。

在文学创作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艺术要有其自身的自由，反对功利性地让文学承担起社会变革的使命。在他看来，他的全部人生目的在于解开“人”这个斯芬克斯之谜，而他所使用的手段便是文学，他把文学的意义与自己生命的意义完全纠合在一起。而在别林斯基看来，艺术应当反映人民的生活，不仅要剖析现实生活，还要对现实生活作出批判。他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其革命性，它破坏旧的事物，着眼于未来，解放斗争的口号应是贯穿其中的。

可以说年轻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导师别林斯基在思想意识的全部领域都产生了剧烈的分歧。别林斯基对他提出了言辞苛刻的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们的分手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别林斯基小组，还有其更为具体的原因。《穷人》显露了这个作家的才华，但有很多人认为，别林斯基对其评价得太高了。而《二重人格》写完后，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们大多采取了冷淡的态度，甚至有很多人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颇有些自鸣得意的年轻人。无疑，从一开始几乎被人捧上了天，随后又被人过于仓促和缺乏根据地从高空抛掷下来，这对于性格忧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伤害。一位经常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治病的医生亚诺夫斯基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一开始是崇拜，几乎把《穷人》的作者吹捧为旷世奇才，后来又断然否定他的文学才华——这种突然的转变，只会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个十分敏感和自尊心很强的人完全绝望。于是，他开始躲避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不再与他们交往……。”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创作。此后他相继写出了中篇小说《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等作品。

《女房东》中的主人公是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幻想家”。奥尔德诺夫——一位茕茕孑立，由于离群索居而变得古里古怪的青年思想家。他性情孤僻，悒郁寡欢。他那“常常处在孤独的压抑下，只有从事紧张亢奋的工作才会变得敏锐和情趣高尚的头脑”，总是萦注于一个方面：他正在制定一种新科学体系，力图把创作与知识、诗歌与哲学统统融汇在这一体系之中。他很想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艺术家。由于全部身心贯注于这一意图，他常常在彼得堡的街头巷尾踯躇徘徊，想要在那座住满穷人的、被烟熏黑的大楼里为自己寻觅一个栖身之地。过往行人都认为他是疯子。

随后，他与女主人公卡捷琳娜相逢了。她是他的女房东。他们几乎是一见钟情。然而，他隐隐地感觉到一个目光炯炯的老人穆林，与卡捷琳娜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暧昧关系。于是他开始了调查。

穆林曾是伏尔加河沿岸的一个强盗，是卡捷琳娜母亲的情夫。后来他对自己的私生女、貌美出众的卡捷琳娜产生了强烈的爱慕，尽管她当时还完全是一个少女。他焚烧了他们的工厂，杀害了她的父母，把她偷偷带走。他患有一种老年虚弱症，变得老态龙钟、虚弱不堪，但他十分怜爱自己的女伴，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为了使这个年轻女子永远不离开自己，他竭力要她相信，她是他犯罪的同谋：他是为了她才杀死她的母亲的，因而她是肇事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他强迫她忏悔，以至将她逼疯。开始，卡捷琳娜以为只有那个江洋大盗才能保护自己，自从奥尔德诺夫出现以后，她开始相信只有这位年轻人才能真正拯救自己。

于是强烈的心理冲突在剧烈的情节变化中产生了。卡捷琳娜被这种折磨人的双重感情弄得痛苦不堪。她爱他们俩，但又惧怕他们俩。“你们两个我都爱，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她曾这样向他们表白她那奇怪的双重感情。她后来终于决定抛弃年轻的幻想家，宁肯毁掉自己，也要同那个主宰着自己命运的可怕的统治者待在一起。

这篇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复杂，引人入胜，其中描写的刑事案件波澜起伏，充满紧张的心理斗争。较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风景素描式的小说，这篇小说以神秘事件和恐怖事件为中心，在强烈的情节冲突中展示人物的心理冲突，应该说，就写作技法与更为深刻的心理分析而言，这部小说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其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

走向苦役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