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醒来时天已大亮，远方一夜未眠，依然警觉异常，我依然在梦中没有走出，眼底尽收的依然是大雨初晴，四处湿漉漉的饮马滩。伏地的芦苇和让海水连根拔起的红树林，河水里漂浮着从上游倾倒的树木，劫后的饮马滩唤起昨天的记忆。

薄壳还在，正是涨潮时分，饮马滩里四处都是海水，海水夹带着枯枝残叶四处横流。滩涂上到处是半死不活的小鱼小虾和死去的夕蛤。它们和海草缠在一起，在早晨的阳光下，无奈地等待着潮水的到来。它们靠着海草的潮湿勉强地存活着。

我用一支枯枝，把那些活着的小鱼小虾拨进有水的地方，它们静止不动，慢慢地活了过来，迅速地潜游而去。再卑微的生命也有活着的权利。这是远方和中尉叔教给我的，是大海里生存的法则。

学习班给母亲两天的假期，规定头天早晨七时半离开，第二天下午五点半前必须回来。来回路上各用去半天。

母亲那天下午两点多回到家里，那时，我已经出发到饮马滩。我本想最迟在黄昏时分会满载归来，给妈妈一个久违的惊喜，为妈妈带来她最喜欢吃的薄壳。市场上也有薄壳卖，一毛多一斤，但是父亲母亲的工资已被冻结，爸爸每月只发给十五元，十五元连他自己狱中的开销都不够。妈妈属于被监管的对象，每月发给三十五元。哥哥与夏谷去了连南，肥婶和凤卿姑被遣送回乡下老家。这三十五元，就是连同妈妈在内我们这个九口之家的全部生活费用了。那时外祖母和祖母分别住在乡下，每月还必须从这三十五元中分别给她们各寄去十元。妈妈在学习班里，每天劳动、学习、检讨，还必须缴生活费九元，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在理论上，就只有六元，每人每月一元。这是一笔无法盘算得清楚的账。

我无法说清那些岁月，我们兄弟姐妹们是如何捱过来的，既还没走到沿街乞讨的一步，又别无其他生活来源，也说不出有谁曾经真正的资助过我们。即便有心资助，也无人敢伸出援助之手。何况那时人人自危，也人人穷得叮当响。每月六元，除了房租两元和电费，还剩下什么？那时没有自来水，吃水到附近一公里外的水井去挑。烧的是蜂窝煤，每月按定量供应，因为常常没有开火，勉强够用。每月每人供应二两花生油、四两猪肉，一年几尺布票，大米是大人二十三斤、小孩十六斤，根本不够吃，必须到市场上购买地瓜等粗粮来补充。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分别从十岁到十九岁，个个都处于长身体的年龄，没有油水，粮食就吃得更多。

对那段日子，我虽然记忆深刻，但每一天是如何捱过的，我却说不出任何细节，对它的记忆，消失在饥肠辘辘的感觉里。越是难以接受的生存细节，就越是难以永远铭记。我终于有些明白唐九，在噩梦过去之后，他永远地遗忘了历史上的1963年，他是真的忘记了，他是真的以为对于他来说，从来就没有过1963年。可是，对于我来说，唐九的1963年却是如此真切，刻骨铭心，无法忘怀。有些人，很容易模糊自己曾经的苦难，迟钝苦难加身的印象，也许我与唐九都是。也许不仅仅是我与唐九，许多国人都是，遗忘似乎成了基因，伤痛由此消淡。

我从饮马滩回到家中，满怀喜悦同时极度自豪，期望得到母亲盈盈目光的顾盼。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母亲的眼睛不但美丽温柔，同时充溢着一种后来我才能定义的东西，那种叫做盈盈的神采，那并非是所有美丽的眼睛所拥有的。你如果看过30年代月历牌上的上海女人，她们的目光里就有这种东西。它们不是因为眼睛美丽便自然拥有，更多的还因为教养修持和内心的纯正淳良，有一种安静的沉稳与娴熟的优雅，那是一个女子始终如一的心灵凝冻。我母亲的眼睛就满溢着这种凝冻。即便在1966年那样的岁月里，人心的黑暗也没有能够将母亲目光里的这种凝冻消匿。

破屋里空无一人。三个弟弟终日在外面游荡，姐姐大约去送母亲回学习班了。学习班在城外十八公里处的海边盐场，没有公共汽车抵达，偶尔有骑单车载客的，十八公里至少索要两元钱，来回要四个小时。妈妈付不起单车费，她走路要五个小时。惟恐迟到，她大约十点钟就出发了。早些回去是为了争取好的表现。

我有三个多月没有见到母亲。期待已久的那宝贵的两天假期，竟因为我的愚蠢，我和我的母亲，失却了团聚的机会。我自然还没有想得那么多、那么远。我只觉得手中提着的那兜沉甸甸的薄壳，瞬间如一滩污水，从手指间流走，流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好久好久，我听见“砰”的一声，那兜薄壳摔在泥地上，我感觉到那些紧紧地缠在一起的薄壳，它们薄薄的外壳，集体地撞击地面破裂时锐利的声音。那是无数粒薄壳各自破碎时集体发出的哀鸣。

母亲走了，回到学习班。许多年后，我始终无法释怀。母亲因为等我，在破屋里那个横风逆雨、电闪雷鸣的夜晚，是如何度过的？她不知儿子去了哪里，在干些什么。为什么在她千辛万苦可以回到家来的时候，儿子却不在家中？

我去饮马滩，对谁都没说，连姐姐也没有说。我只想在黄昏时分归来，给妈妈一个惊喜，让她看到亚雷长大了，那个顽皮的蛮野的亚雷，是一个多么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儿子，能干的儿子。我已经十五岁了，许多伟人都是在十五岁时开始他们的事业，为世人所知的。我虽然没有可以预见的野心与可能性，但是我对自己的母亲，可以尽到别的人家的儿子所不可能有的一份心力。因为，我有属于我的饮马滩。被人遗忘与不屑，无人顾及的饮马滩，就是我的英雄之地。

真是事与愿违。

破屋冷寂而荒凉，梁上有老鼠吱吱叫着，腾跳出一片空落与无望。墙上年久的石灰，大片剥落坠下，撒在两张并排着的床板上。昨夜漏雨，铺盖卷成一团，像死尸一般蜷曲在床板一角，床板上有好几片大大小小的水渍，红砖地上到处都是水。刚才雨停，姐姐来不及清理红砖地上的水，就跟着妈妈走了。我这样猜测。

我不知该怎么办。是马上去追赶妈妈？她们走出去多远了，往哪儿去了，走了多久了，我一无所知。还是在家里收拾薄壳？也许她们只不过到街上去，还会回来。离学习班报到时间，还有六个多小时。我想来想去，六神无主，颓然地坐在门槛上。门槛是麻石砌成的，一夜冷雨淋泡，变得非常冰凉，凉彻肌骨。墙脚也长出青苔，砖缝里的秋草，衰衰地趴着，满目是伤心之地。我只觉得很冷，从心里往外冷，打了一个寒颤，清鼻涕就流了出来。我想把蜂窝煤炉捅出火来，打开炉盖，炉筒里都是水，原来蜂窝状的煤块成了一坨烂泥。到处湿漉漉，屋子里冷嗖嗖的，似有一股阴风四处游窜。

三个月前，罗德宏和胡伟标带领红卫兵冲到家里来，宣布对父亲实行专政。第二天，我们就被扫地出门了。

那天，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这些年来，我努力忘掉那些只要稍微触碰就会汩汩流血流泪的日子。那些血流与泪流，没有伤口，它们不知从身体的哪一部分，从哪儿流出，源源不断，四处横流，令人惊悸！仿佛瞬间就会流出一片血海与泪海，任是谁，任是如何都无法遏止。那是些无法言说，无法指明，无法表露的伤痛。

抄家，带走我的父母，全由初三甲班的红卫兵来执行，妈妈是初三甲班的班主任兼英文教师。初三甲班的班长是胡伟标，他现在是学校“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和“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总司令，而父亲是本校本城最大的三反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这个专政任务由胡伟标来领导，由初三甲班来执行，是天经地义的。说不清是精心安排，还是极度巧合。作为初三甲班的学生，虽然我无资格参加红卫兵，但作为班级的一员，我必须每天到班里去报到，参加班里红卫兵大队的所有活动，破四旧、抄家、批斗三反分子、揪斗走资派等等。

每天，都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我处在由无数复杂目光织成的罗网中心。有时还必须在斗争我父亲的模拟会场上，宣读揭发我父亲三反罪行的材料，这些材料大字报上都有，我只要添油加醋，往严重里上纲上线就可以了。邱岚是重点帮扶我的人，她常常循循善诱地启发我，引我在日常细节里寻找我父亲的反动言行，然后再由她组织成大字报的内容，说成是我的检举揭发材料，让我在斗争会上宣读。

每次宣读，我都不敢看父亲，不知道他的表情和心情，但可想而知，他应该比谁都明白我的检举揭发，比任何人对他的检举揭发来得更加令人伤痛，因而对他的伤害也更大。我在当时只感觉到自己充当这种角色的屈辱，我内心对父亲并无刻骨仇恨，对他的检举揭发，也很少去思量它们对父亲的伤害以及他的心情，我无法顾及这些。我的思想已然被引导到父亲是一个坏人，而我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我必须大义灭亲，坚决与反动父亲划清界线，站在人民一边，与反动家庭决裂。

邱岚曾经问我：“你敢不敢在批斗会上，抽郭大风的脸？狠狠地抽！这才能证明你是革命的，坚决与这个反动分子决裂！”我发觉她说的是郭大风，而不是说“你的父亲”，那一刻我的心中有一种感激，一种被革命队伍接纳为革命者的光荣。邱岚这种表述绝不是无意的，她一定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希望的，但前提必须是，我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革命。

我面对邱岚那张很漂亮的圆圆的脸，这张脸在没有被仇恨与愤怒遮蔽的时候，真的很漂亮也充满着稚嫩的气息，令人心仪同时爱怜。她是我们班里几个最受男生欢迎的女同学之一，她有男孩子的性格，却又有着女孩子的妩媚，不像别的女孩子，想跟男同学亲近却又扭扭捏捏，她是风又是火，和男同学在一起玩，心无芥蒂，也不怕别人议论。

她对我是真的负责，告诫我：“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她并不十分歧视我，只是希望我真的与反动父亲划清界限。

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真诚，但是说到上台去批斗并打我的父亲，我真的做不到，我无言以对。她似乎看出我的犹豫，只好很失望地说些别的。

我忘不了昨天她怒目圆睁，对父亲万分仇恨的样子。昨天她与罗德宏、胡伟标一起宣布对我父母实行专政的情景，令我难忘。我忘不了她那张美丽的圆脸，充满仇恨和愤怒的样子。

那天早晨，我照常到班里去，邱岚叫我拎浆糊桶，带几把大刷子，我不知道今天将去哪家破四旧。

走到我家门口，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胡伟标猛地推开我家的大门，我在门外磨蹭着。

胡伟标站到院子的天井里，双手叉在腰间，大声呼叫着我父亲母亲的名字。

父母站到天井里，同学们围了上去。我站在人群外围，像是在别人家里，我的心情确实如此。同学们无视我的存在，像往常进入别人家里抄家一样，进入各个房间。

抄家开始了！

天井里空荡荡的，只有我的父亲母亲孤单无助地立在那里。早晨八九点的太阳，暖暖地照在他们身上，父亲一手叉着腰，努力让自己站得直一些。他的脸毫无表情，刚刚刮过的腮帮上泛着青白的颜色，他的头发灰白，比昨天更为灰白，几乎全成银灰的了，但梳得整齐、光洁。父亲看着我，嘴角有微微的笑意，这是我非常熟悉但却从未去细究过的微笑。这样略带严厉但却欣慰的微笑，其意义是我在失去他的无尽岁月里，一点点地定义出来的。

那一天，在同学们忙于抄家的空隙里，我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站在天井里，那是自我十五岁以来惟一的一次。这是最后的机会，我不能错失这个机会。我知道已经大难临头，不可逆转，从此我们家将分崩离析，土崩瓦解。我也许再不能走近父母一步，更没有机会与他们站在一起，即使有可能，时代也不允许我们再站在一起。他们成了人民的敌人、反动派，而我将成为一个可以选择自己革命道路的革命者，就像当年我的父亲，登报与祖父脱离关系，背叛反动家庭，投身革命一样。我将会亲手把纸糊的高帽，戴到我的父亲母亲头上，手拉捆绑他们的绳索，牵着他们游街示众，高呼打倒他们的口号。

肥婶和凤卿吓坏了，她们手足无措。特别是凤卿姑，她的脸完全变色，由于惊恐而变得死灰死灰，她妩媚的眼睛里，有一种将死的呼救。于她而言，天已经塌下来了，从昨天就开始坍塌了。她和肥婶都经历过土改，都知道土改是怎么回事。她的目光，在我与我父母、天井台阶上摆的高帽之间逡巡着，她看我的目光里，有着一丝疑惧。我至今没有忘记她的这种疑惧。

肥婶经历过许多事，她比凤卿年长十几岁，但她的惊惶比凤卿姑更甚。现在回忆起来，她的惊恐不仅仅是对这一家的忧虑，对这家人从此遭逢厄运的绝望，同时，也有着对自己的担忧。她出身不好，丈夫外逃香港，要不是郭先生收留她，她和儿女们将无处栖身。十几年来，她已经成为这个家庭不可分割的成员，儿子夏谷和女儿夏霞，与郭家儿女无异。肥婶也把郭家当作自己的避风港，她与郭家彼此血肉相连，但是今天，这一切都将因为这家主人的厄运，而堕入万丈深渊。连同她自己，也会遭逢与主人相同的命运，这令肥婶胆战心惊。她惊惶，又无助无能无力。此刻，她不知该做些什么。在这些无比权威的革命小将面前，肥婶一反她平日里的母鸡秉性与母鸡形象，惊惶失措，六神无主。

同学们在昨天还是校长的郭大风家里，翻箱倒柜，他们对这位平日里威严而且备受社会崇敬的校长，有很神秘的印象，他们想从中寻找到他的反革命罪证。

其实，我知道家中的一切都很简单，除了一些线装书，老家搬运来的家具和母亲从上海随身带来的一些摆设外，家中别无长物。我倒是在祖母家中，发现她有大量从庵堂带回来的佛经、书画和各种各样的香炉古玩。他们一定也会到祖母家去。祖母单身一人住在出租屋里，是她要求父亲为她租赁的。她生性孤僻，不愿意和我们这些孩子住在一起。星期天，父母会带着我们，到她那儿问安。

同学们陆陆续续把一些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搬到天井里。胡伟标手里举着一个孔雀石花瓶。这是一件印度艺术品，曼陀罗花成喇叭形开放着，两侧各有裸体的印度美女举托着花瓣，造型非常优美。正是这座雕像，成了父亲生活糜烂、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

家藏裸体女人像，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为此，父亲在无数次斗争会上，都被批斗得哑口无言。罪证确凿。我在斗争会上，曾见过父亲为此分辩，他强调这是艺术品，但立即被打断，不允许他分辩。他从此不说，每逢问到这个问题，他便沉默认罪。

邱岚喜出望外，很得意地搬出一个精致的樟木箱，她大惊小怪，把樟木箱送到胡伟标手中。胡伟标神情严峻。

他并不急于打开樟木箱，却严厉地问父亲：“郭大风！这是什么？是不是变天账，地主的地契？”他想当然地呼喝。

父亲见状，连忙说：“请小心点”话音未落，便被胡伟标打断：“说！里面藏的是什么东西？快说！说不说？”

“你不让我说，我怎么说？”父亲有些气恼，他努力克制着情绪，“里面是你们不懂的东西！”

“什么？你诬蔑我们革命小将！有什么我们不懂的东西？毛主席教导我们：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打倒三反分子郭大风！打倒漏网右派郭大风！反动分子你不打，他就不倒！打倒反革命分子郭大风”他大声呼起口号，几间屋子的红卫兵们七零八落地呼应着。

胡伟标欲砸开樟木箱，我看见父亲的眼中闪过绝望的神色，母亲非常紧张，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个樟木箱。我更是害怕，说不定里面真的就藏有胡伟标所说的变天账、地契或者血衣什么的？那可就严重了！我从父母的表现里，感到事情的严重，樟木箱里一定藏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胡伟标打开了樟木箱，我看不见盒里装着什么东西。胡伟标脸上现出了惊诧的神色，他对邱岚耳语，然后带着樟木箱，急匆匆地走了。

我像坠入深渊，眼前一阵发黑。我不知道樟木箱里面是什么，我从未在家中看到过这个樟木箱。它藏在哪儿呢？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证据。胡伟标的诡异神情，无声地表明着事态的严重。肥婶和凤卿姑面面相觑，她们似乎预感到大事不好。郭先生也许真的藏有什么性质严重的东西，那可就死到临头了。我感到她们对父亲的信赖正在一点点的坍塌，我从她们的眼神里看到这种微妙的变化。

几乎所有的线装书，都被扔到天井里，堆了半个天井。那里面，有许多是父亲在解放初期，从古旧书店和废品收购站里收集来的。那时一些富贵人家逃离大陆，许多带不走的东西，流入民间市场。父亲收藏了许多古书和字画。这些东西都成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被杂乱地扔在天井里。

同学们把自己没有见识过的东西，都通通当作“四旧”扔到天井里，包括琉璃做成的罗丹的“老妓女”。

天井里堆满了家里所有稍有价值的东西，连两只刻有德国制造的铝锅，也被当做四旧。我惊讶家里怎么藏匿着这么多的“四旧”。在同学们眼中，这些东西无一例外的全都是“四旧”。所有的青瓷、盘、碗，都是明清时期甚至更早朝代的，这些瓷器或画有仕女、才子佳人，或画上亭台楼阁，写有诗文，这些都是毛主席反对的东西。

我一直站在父母对面，不知为什么，我不敢走动，僵在那儿。我觉得所有同学，即使忙于抄家，但他们的眼睛，依然在监视着我。我已经很自觉地把自己与他们分开，我是罪人的儿子，自然也是以戴罪之身在革命。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革命的。我渴望被革命队伍接纳，我害怕被革命抛弃。我觉得我已经极度分裂，面对父母，我从心里不希望他们遭遇不幸，幻想他们能够平安躲过运动，不要受伤。面对自己，我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划清界限，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必须与反革命父母彻底决裂。面对天井里堆积如山的东西，我恨不得一把火把它们烧了，甚至把这所房子一起烧掉。

我对这个家庭开始有了仇恨，这些微妙的心理变化慢慢积聚着。我羡慕起胡伟标、邱岚，如果能够跟他们一样，耀武扬威地去革命，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包括这个我生活了十五年的家。包括永远不要和家人见面，彻底地背叛这个家庭。站在天井台阶的那一刹那，我确实这样思想。我甚至想，此刻突然来一场地震，我和父母，还有同学们，特别是胡伟标，同归于尽，这是我最为希望的。那样，我就什么都不用去想，什么都不用做。大家都一起成为烈士。我以为在天灾面前，也许大家就都平等了。

胡伟标回来了，他领着阿狮和民兵指挥部的民兵。他们喝斥父亲，勒令他到门口，几个民兵拿绳子把父亲绑了。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我看见大门外站着许多红卫兵，父亲在走出门口时，回头瞟了我和妈妈一眼。我看见爸爸脸上有很奇怪的表情，是微笑吗？是哭泣吗？都不是。那是一种我永远无法解读的表情。

我想这一切也许和那只木箱有关系。

不容多想，父亲就被带走了。随后，母亲也被民兵指挥部的人带走，她没有被捆绑，肥婶和凤卿姑也跟着被叫走。同学们都走了。自始至终没有人理睬我，我一个人，留在已经面目全非的家中。天井里的“四旧”静静地堆在那儿。胡伟标临走时，交代在场的所有人，谁也不准动这些抄家的“四旧”。自然是说给我听的。

房间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被扔到了天井里。父亲和母亲十五岁时的一张合影，被扔在地上，镜框和玻璃碎了。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我把照片拾了起来，悄悄地放进贴身口袋里。我在房间里走了一遍，除了这张照片，什么东西也没拿。我逃也似的走出家门，我决定从此不再进这个家。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到哪儿去？我不知道。

我在街上无目的地游走，最后在饮马滩里坐了半天。黄昏时回到家，家门已被贴上封条。姐姐和弟弟们不知到哪儿去了？上午他们上学不在家里，我想此刻，他们应该是在祖母的出租屋。

两天以后，由华荣出面找到阿狮。阿狮指示居委会给我们找房子，居委会把一间刚刚死了一位老婆婆的破屋租给我们。老婆婆是五保户，无儿无女，几天前自己吊死在这间四面漏风的破屋里。

我和姐姐、三个弟弟，在父亲被抓走的第三天，搬进了这间破屋。

在这间破屋里，我们住了十三年一直到1979年，父亲平反昭雪，我们才又搬回十三年前的那座小院。

我在离开破屋的时候，将之命名为“硕士第”。那是外祖父书斋的雅号。我在破屋布满青苔的砖墙上，刻上了这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