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我决定去找妈妈。

我知道学习班就在一个叫河渡的地方，那是一座海边盐场，初二时我们班曾经到那儿去劳动。我把薄壳用粗盐腌起，放在小竹筐里。我无论如何要让妈妈吃到我捕捞的薄壳。

我沿着海边的黄土公路向河渡走去，公路贴着饮马滩的边缘，弯弯曲曲绕行着伸向海岬。那儿有一座山，叫做营盘山，山上有炮台，小时候父亲曾带我和哥哥去过那儿。那时，炮台有八尊大土炮，是明清时期的物品。1958年大炼钢铁，父亲带领学校师生，在炮台上建起高炉，把八尊土炮就地熔化，炼出一堆毫无用处的铁疙瘩。后来，父亲对此十分愧疚，写了散文登在《南方日报》上。这篇散文现在成了他反对大跃进的罪证。

秋天的大海清亮透明，饮马滩里不时有候鸟成群结队地向大海深处飞去，天蓝莹莹的，秋风凉凉的。我光着膀子，提着一小筐咸薄壳，想象着妈妈见到我时兴奋异常的样子。我想我真的已经长大了，已经能够决断一些事，比如去饮马滩捞薄壳，比如独自步行十八公里去探望妈妈。我很为自己自豪。我决定等会儿见到妈妈，要表现得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像电影里从战场上归来的英雄，像个男子汉，把妈妈拥在怀里，妈妈会激动得抽泣。或者像列宾油画《突然归来》那样，我就是那个从流放地突然归来的十二月党人，用疲惫但是豪迈的神色，去迎接妈妈诧异惊喜的目光，给妈妈以男人的温暖。

我已经有一天多没有吃饭，尽管饥肠辘辘，但我并不觉得饿也不觉得怎么累，我依然很有气力。想着可以看到妈妈，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三个多月来的突变带来的伤痛，好像一下子痊愈了，起码是暂时忘却了，我心情格外舒畅，有一种很英雄很伟大的感觉。

我踢踏着黄土路上的细沙，让风把细沙飞扬起来，在我的前头飘飞成淡淡的烟雾，我就行走在这浅黄色的烟雾中，有一种很风尘很江湖的感觉，尤如穿行在卫国战争的战地上，雄赳赳！气昂昂！我快乐得在心里唱起了《骑马挎枪走天下》这首歌。有一年元旦，大哥、夏谷和夏霞几个高年级的同学，他们在舞台上，穿着军装，戴着橄榄帽，表演男女声小合唱，唱了这首《骑马挎枪走天下》。特别是夏霞，她穿着女兵服，英姿飒爽，真是美极了。

走在尘土飞扬的黄土路上，想着这些已经永远逝去的青春结伴的事，有些伤感。大哥和夏谷去了连南，有好几个月没有音讯，他们是我们一家心中的最痛，有病的大哥是无辜的，而夏谷却是陪葬的。夏霞跟肥婶和凤卿姑被遣送回了乡下，也和我们失去了联系。父亲在狱中，妈妈去了学习班。惟有我是自由的，也是幸福的，今天就可以见到妈妈了。

我有些走不动了，赤脚，没有鞋穿，土路上的小砂石硌得脚底生痛。远远的看得见河渡的营盘山，但路还很远，一只信天翁跟着我，不紧不慢地在我前后翻飞。我学着它“呕呕”地呼叫，它果然也“呕呕”地叫，只不过它的叫声很悠远，好像不是由它叫出，而是大海深处传来。有一种十分辽阔的意味。

我如果是一只信天翁多好，在海天间自由地飞翔，自由地无忧虑地生活。我真厌烦做一个人，做人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比如父亲母亲，任人侮辱，全无尊严。即便是阿狮，也活得毫无意义和价值，而且相貌丑陋，生性乖戾，真是一无是处。还有中尉和无脚蟹，中尉虽然独来独往，可是他终日满怀心事，丝毫也不快乐，而且无儿无女，独自一人，和一条狗相依为命。无脚蟹呢？有些可怜，虽然他活得霸道和蛮野，但是行走不便，也受人奚落。春姑呢？她是我见过的，除了我母亲之外的漂亮女人，她的漂亮不可与我母亲相比，母亲是优雅的知识分子，春姑却分外妖娆，而且衣着讲究，好像是个有点“不正经”的女人，但她的美貌和风情，一颦一笑令人难忘和心动，可是，她和中尉一样，显然很不快乐，她常常令人想起忧郁。

再就是田女、唐九和夏谷、大哥、夏霞。他们年纪轻轻，但命运各不同，也难说他们没有忧虑。特别是哥哥，他总是毫无主见地让父亲安排，从来就不敢有任何反抗。夏谷也是，肥婶的话，他从来不敢不听，虽然他是个野蛮的孩子，只要肥婶一哭，他就屈服了。田女令人心痛与怜惜，夏霞是个骄傲的大姐姐，她好像也是心事重重，偶尔从乡下来，也笑得很勉强，而且言语不多，有时还悄悄的，细声细气地和肥婶争辩着什么，看得出她有些倔强。

唐九呢？他胆子最大，活得最惨。十四岁就被抓去判刑，现在还在新疆那边劳改，还有一年多就可以释放了。还是做华荣好吧！船老大，威风凛凛而且本事极大，只有他敢于和阿狮大声说话，常常讽刺阿狮，阿狮对他也不敢怎样。可是，他近来似乎火气很大，常常发火，喝闷酒，在寮居里骂人打人，还成日暗中和女渔贩们打牌赌钱，被派出所叫进去教育了两次，很没有面子，弄得他很恼火，还耽误了两次出海，渔工们对派出所很有意见，却拿华荣没有办法。

我越来越坚定地想做一只信天翁，虽然它常遭受风雨，可是它自由，有本事，无羁无绊。

我想起了中尉的话，想到那个靠一把砍刀一盒火柴就可以自由自在生存的海南岛去，在那儿，一根针就可以换回一只鸡。

我到达河渡时，已经是落日时分，盐场的工人正在收盐。盐工通常都是男的壮劳力，他们光着上身，腰间系着一条水布，弯着腰把盐埕里的盐耙在一起，堆成一堆堆雪白的盐堆，把这些盐堆成高高的盐坨，再覆盖上金黄色的稻草毡子。远远望去，盐坨像高高的金字塔，非常壮观。

每格盐埕像篮球场般大小，一格格排列整齐，连成一片有好几公里长。每格盐埕里都有一些穿着上衣的人在耙盐，他们动作生硬，不像是熟练的盐工。还有好些女的，我想他们大约就是被管制劳动的干部和老师。我站在海边的长堤上，向盐埕那边眺望，希望能发现我的母亲，她一定在那儿劳动。太远，根本就看不清。我找到盐场的大门口，那儿坐着、站着好些戴着红袖章的人，个个都很壮实，满脸严肃，神色铁青凝重。我在离大门口不远的地方徘徊，犹豫了好久，心想着该怎样说话，才能获准去探望母亲。

我的心很虚，心脏“砰砰”地跳得很激烈，我缺乏足够的勇气走上前去。这几个月来，天天给被关在“民兵指挥部”的父亲送饭，每次到指挥部门口，都是胆战心惊。自卑、难堪、胆怯，害怕带着刁难的盘问和侮辱性的目光。那时我不知道“贱民”这个词，但是后来我明白了，贱民，正是这样的境遇。

眼看天就要黑了，我看见大门里面，盐埕那边开始有人向宿舍区走动。我正在想着，头顶突然如同炸雷一般，传出来嘹亮的军号声，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我身边的电线杆上，装着高音喇叭。是盐场收工的时候。

我鼓足勇气，向大门口走去，我怯生生地问最靠近门口的那个人，说明来意，报上我母亲的名字。

那人长得很高大英俊，两道剑眉下是一双有些妩媚的丹凤眼。一个男人却有一双明亮的丹凤眼，丹凤眼又衬上两道黑黑的剑眉，显得有些和善。岂知他一开口，声如洪钟，斩钉截铁断然拒绝，不容我多说，便猛然地推了我一把，我猝不及防，摔倒在地上，薄壳撒了一地。他口里还骂骂咧咧：“你敢来这里捣蛋？把你抓起来！”

我满心委屈，却不敢说什么。我看着泥地上满是黑珍珠般的薄壳，心中顿生一种被侮辱被损害的感觉。千辛万苦从饮马滩里捞来，又走了十八公里的土路，竟是这样的结局。我想把薄壳捡拾起来，那人走了过来，用脚把薄壳一一碾碎：“还不快滚！这里是什么地方？想关起来是不是？”

我连忙站起来，连看也不敢看他一眼。这几个月来的遭遇，已经深刻地告知我许多经验，虽然明知我还不至于真的被抓进去，但他的话还是真的吓住我了。

我在离开大门口的瞬间，无意识的往大门里望去。我惊呆了，我分明看到了母亲。她在离大门大约十几米的地方，僵硬地站在那儿，向这边眺望，我想她是看到了刚才那一幕。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真切地看见了她胸前挂着一块比她的身体还大的木牌，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国民党残渣余孽马凌芳”。在她心口的地方，还用别针别着一块两个巴掌大的黑布，黑布上用白字写着“黑帮分子马凌芳”。

我只知道母亲进了学习班，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劳动、学习、检讨罪行，但我想不到母亲会是这样的情状，好像罪行并不比父亲轻多少。母亲还站在那里，却什么话也不敢说，有人在喝斥她，命令她离开，但她似乎没有听见似的，僵直地愣在那儿。我想大喊：“妈妈！”却喊不出来，我的喊声让周围的空气给吓回去了。我知道没有得到允许，我此刻的任何行为都是“违法”的，虽然母亲就近在咫尺。我怕我的鲁莽，会给母亲带来更严重的麻烦与后果。我太清楚这个后果了。

有人过来驱赶她，斥责她，她如大梦初醒，口里小声地分辩着什么，唯唯喏喏头也不敢回地走了。

我的内心满是泪水，泪水注满心田，像决堤的洪水，四处泛滥着，咸咸的，有些腥气腥味，它们奔涌着冲击着我的喉咙，我的眼睛，浸透着四肢。我全身冰凉，心中却没有任何仇恨和愤怒，只是觉得灵魂离我而去，没有一点念头，没有一丝气力。我完全崩溃了。

我记得我六岁那一年，有一次偷摘厨工炮伯栽种的葡萄，其实葡萄很酸很小，但绿莹莹如珍珠，非常诱人。炮伯发现了，他追过来，还故意大声地叫喊：郭校长的儿子偷东西！叫嚷着要去告诉我父亲。我跑得比兔子还快，心中害怕得要死。事后才明白他是故意吓我，他并不在乎那几颗酸葡萄，他平日里和我们这些小孩子关系很好，只是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在开玩笑，以为他真的要去父亲那儿告发我。我最怕的正是这一点。我逃到饮马滩边缘的草丛里。

你知道一个六岁的孩子，那时产生什么念头吗？

我拿出一把薄薄的铅笔刀，我想自杀，但我不知道该怎样弄，才能把自己杀死。心中想的全是关于如何杀死自己的办法，而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以为死就是让父亲找不到我，我也感觉不到父亲的责备，等父亲忘记了这回事，我才活回来。

而这一回，自杀的念头又浮现了。可此刻我已经十五岁了，我当然比六岁时更知道自杀是怎么回事！父亲学校里有一对夫妇，在被宣布专政的当晚，双双吊死在自己家中，留下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些孩子中，有两个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们姐弟俩在父母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我至今都没有他们的消息。

去年我们班有个毕业四十周年聚会，有一半同学没有来，没有他们的消息。这一对姐弟的生死，也无人知晓。1979年，我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听到了他们父母平反昭雪的消息。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那五个儿女，当时比我们更凄凉。我们至少还有母亲，她至今依然健在，八十六岁了，还活得像个小女孩，鹤发童颜，很是童真。

不知为什么，我在可以看得见盐场大门口的海堤上，坐了许久。我啜着微微咸腥的薄壳，直啜得喉咙发干发苦，把剩下来的那些咸薄壳啜得一干二净。我明知见不到母亲，此地也不可以久留。在沉沉的夜色里，我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大门口的人看不见我，我就是安全的。

学习班里靠近大门的地方，点起了几盏汽灯，白晃晃的灯光照射得很远，我知道又要开批斗大会了。又要斗争谁呢？该不会是母亲吧？我没有勇气看那一幕。

我知道我的内心，已经勉强能够装得下父亲的游街，父亲的斗争会，父亲五花大绑的陪斩，父亲的任人喝斥，包括给他强加的五花八门的罪名，名字刷在大马路上，任人践踏，即便是渣滓洞、白公馆、息烽集中营，包括郭琵琶诉苦的人间表演可是我依然装不下母亲遭受同样的遭遇。

母亲是一个女人，一个漂亮的从未大声大气说话的贤淑的高雅的女人，一个会说流利英语同时能够为人接生孩子的医生和老师，我确信她绝对不可能犯有什么罪行。她一定与父亲不同。

父亲是个革命者，从年轻时就热衷于革命，背叛家庭，抗日救亡，当学生会主席，土改时斗争自己的父亲，把他的爷爷吓得半死，上吊去世。在白色恐怖时期，他还想去延安。他还喜欢讲政治，讲国内外形势，慷慨激昂，把英美法比做三只狗。而大字报上却说他把中美法说成三只狗，造反派以此无休止地斗争批判他，反反复复审问同一个问题。他口若悬河，自以为是，至死也不承认罪行，因此吃了许多苦头，他明白如果承认了，必将坠入无底的深渊。

他写、散文、诗歌，还演戏剧，他还会打猎、骑马、游泳，研习古画，写得一手好书法，歌也唱得气势不凡。他兴趣多多，多才多艺，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做，又是人大代表，又是政协委员。他交际又广，有众多朋友，三教九流，都是他的朋友，从渔工到船老大无脚蟹八相九索，到县长书记市长局长作家演员等等，都是家中常客。

父亲犯有什么罪行我本一无所知，但大字报上揭发的那些事，已经足够使我对他仇恨一千年一万年的了。可是，即使大字报上揭发检举妈妈有多少问题，我也不会相信。妈妈一定是冤枉的。可是再冤枉也改变不了目前的事实，她被关在学习班里劳动改造，胸前挂上木牌示众。我真的很费解，对这个世界很费解。

我总算没有白来，总算看到妈妈一眼。虽然那是一张我感到陌生，有些呆滞的脸。但她是妈妈。我惊异学习班三个月的生活，如何改变了一个女人的容貌，也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想法了。

那天，我在海堤上坐到午夜。我本来是一个很害怕黑夜黑暗，内心脆弱的孩子。但那时，我忽然对黑暗有一种深沉的爱意，对黑夜有一种很渴望的依恋。我深感白天是危险的，而黑夜却给了我安全。在黑暗中我看不到别人的眼睛，也就看不到敌意、侮辱和丑恶。

我突然看到了灯塔，那是中尉的灯塔。灯塔原来在饮马滩的东边。从河渡营盘山这儿望去，饮马滩应该在灯塔的西边。灯塔和灯塔里的人，给了我温暖的感觉。

在黑暗中，我看不到前路，但是灯塔的出现，使我不至于走得太远。

我在天将亮时，回到了“硕士第”。三个弟弟还在酣睡，姐姐伏在棉被上，她见我进来，睁着一双泪眼。她一夜未眠？

“你去哪里啦？”她很着急地问。

两个昼夜，她自然很焦急。

“我去找妈妈。”

“真的？见到了吗？”

“见到了！没有说话。”我很轻松地说。

“为什么？”她有些不解。

在这部里，姐姐很迟才出现，皆因为我始终没有给姐姐一个叙述她的机会。在那段岁月里，她始终躲在我身后。

姐姐比我大四岁，出生于上海教会医院，她是父母的宝贝，从小娇生惯养。而我从小就和渔民的孩子一起长大，顽皮、野性，我觉得我是船老大的儿子，而不是高级知识分子郭大风的儿子。在父母挨斗的日子里，姐姐受过好几次惊吓，以至于她一听到锣鼓响，就吓得要命。

夜里经常有人躲在窗户那儿偷窥，窗户离地面很高，偷窥的人爬在窗外的树上，往窗户里张望。那时没有挂窗帘的习惯，窗户很高又小，也没有挂窗帘的必要。每当窗外有什么响动，姐姐就吓得要命。有时半夜我尿急，醒来总是发现姐姐并没有入睡。由于睡眠太少，姐姐憔悴得很厉害，她才十九岁，花样年华，眼圈却已有黑晕。

那时，她正在初恋，对象是乃豪医生的独生子，一位个子矮小，但脸蛋长得很漂亮的男孩。他们已经私订终身，去照相馆里照了结婚照，是黑白再加上颜色的那种。这段恋情得到乃豪医生的首肯。乃豪医生是父亲的老朋友，是本地的名中医，个子同样非常矮小，但医术了得，在城里城外都享有盛名。而且家境不错，有祖上传下来的私宅，苏州街上一幢小小的二层楼，楼下是中医诊所，楼上是住家。他的诊所在1956年公私合营了，其实就是无偿充公。乃豪医生成了这座城市中心医院的主治医生。

在父亲母亲出事之后，乃豪医生让姐姐住到他家里去。医院的书记找乃豪医生谈话，警告他要站稳立场，并暗示乃豪医生也将有问题。乃豪医生朗朗大笑，并不说话，笑得书记恼羞成怒。可是，医院不能没有乃豪医生，苏州街不能没有乃豪医生，这座城市更不能没有乃豪医生。这座城市几乎每个生过病的人，无论贵贱，都得到乃豪医生的诊治。他自然知道革命的厉害与权威，但他更知道自己在城中的价值。他不但收留了城中头号罪人的女儿，还公然宣布他的儿子将娶这个女儿为妻。他对我姐姐说：“你不必躲躲闪闪，你大大方方走进来，走出去，没有人敢难为你，没有人会看轻你。父亲是父亲，女儿是女儿。不关谁的事！”

有人在他家门口贴了大字报，说他是保皇派，是反革命黑手。乃豪夫人吓得半死，而乃豪先生却泰然：“让他们贴！有力气就天天来贴，贴得越多越好！”他依然是朗朗大笑，依然对外人一言不发。

这段恋情维持了半年，一直维持到乃豪先生突然病逝。医院以让儿子顶职为诱饵，迫使乃豪夫人解除了这段婚约。

姐姐只是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她毫无发言权。乃豪夫人迫于现实状况，她委婉地对姐姐解释了许久许多，姐姐只是流着泪，一言不发，她无言地接受了裁决。她用目光叩问乃豪医生的儿子，那男孩也流着泪，他也同样无法裁决自己的爱情，母亲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

姐姐走出了苏州街这座二层的小楼，这座小楼在不久前刚刚送走了它的主人，一个桀骜不驯的老中医。小楼因此也坠入了孤单。

乃豪医生的儿子名叫于金。于金在1968年娶了一个叫梅的女子。这是一个古典的女人，有很好的家世，也有很好的容貌。他们一直生活到现在，养有一儿一女，儿子是个痴呆，因为难产；女儿还算正常，但有些脑瘫。因为乃豪医生不在了，小城也有些闭塞，所以这些事便没有人去深究。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那次海难就死了六百多人！可是死了人们常常念叨着的人物，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小城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乃豪医生的死，使小城蒙受了重大损失。这种损失，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在旧患固疾、小病小痛中显现出来，人们习惯性地找乃豪医生，可四处找不到他。很久很久，人们才慢慢适应乃豪医生已死的事实。

转眼到了十月，从“五·一六”通知开始，已经过去了五个月，父亲在“民兵指挥部”也被关押了五个月。

那天中午，盐工海金突然闯到“硕士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