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到来了，一切都要经历市场经济法则的检验，重新洗牌。现在流行一句话：经济危机既是危，也是机。这话对，但不彻底。应该明确：经济危机对劣质产业、劣质企业和劣质人员是绝对的“病危”，而对于优质产业、优质企业和优质人才是大好的机遇。只有一般产业、一般企业才是既有“危”又有“机”，改革与创新是他们的唯一生机。必须强调指出这里的“劣质人员”只是一个借用词，绝非人格侮辱的“劣等人”。他们只是在公平竞争中相形见绌的人，或者是在过去不公平竞争中利用特权占有其才能达不到之位置上的冗员。他们使企业劳动结构恶化，甚至因人力资源配置错位而阻碍优秀人才贡献才智，从而使企业失去竞争力，成为“问题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必须优胜劣汰。优胜使整个社会人力资源优化，成为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因素。而劣汰下来的人员经过自己重新学习或国家和社会无偿培训，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加上经过失业的磨炼提高了自己的劳动品格，他们同样平等地继续参与社会人力资源优化，在新的经济增长中将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当然，适当的失业保障是必要的，以保证他们在失业期间人道的生活水平。目前美国失业率已达10％，但社会仍比较稳定，正是当年“大萧条”后进行社会保障改革的结果。总之，经济危机中必要的失业不是坏事，有着优化企业劳动结构和社会人力资源的积极作用。因此，经济危机既是“危”又是“机”。还须补充一句话：如果继续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劣质产业、劣质企业和劣质人员由仁慈的政府包下来而不“危”，那么国家和社会就会错失新的经济增长的机会了，必将陷入不可解脱的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按照市场经济基本法则，科学理性地对待企业与劳动者才是应对经济危机的不二法门。面对危机，要区别六类企业状态：

优质产业创业中的优质企业。政府应给予各种政策和资源扶持，使它们尽快脱颖而出；

优质产业成长中的优质企业。市场中资本、资源和人才竞争涌入，正是发展的大好时机，政府无须干预。当然，政府任何应对危机的对策都不能伤及这些企业；一般产业的优质企业。遇到暂时困难诸如流动资金困难，政府及时给予救助，帮它们渡过难关；一般产业的一般企业。必须等待它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必须的、足够的改革乃至破产保护之后，重组成为优质企业，政府才给予必要救助；一般企业的劣质企业，正是经济危机中必需劣汰的，政府绝不救助，任其死亡淘汰；劣质产业，必须也必然在经济危机中劣汰，政府绝不能救助。不言而喻，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各种技术创新；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度过危机也必须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以造就新的优质产业和各类优质企业。正是经济危机提供了廉价的自由劳动力，优质人才获得更多的选择空间，较多技术创新的资金，以及劣质产业、劣质企业让出的市场，都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企业脱颖而出提供了充分的环境。

应该强调提出：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手中的钱不是自己的，而是纳税人的钱，是人民劳动的剩余价值，决不可乱花，随便救助一个企业。救助该死的劣质产业和劣质企业，充其量救成“植物人”，反而成为社会无底的负担，而不产生任何价值和社会财富，这就是赤裸裸地挥霍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即对人民的剥削行为！因此，绝不存在“大银行”“大企业”不可破产的咒语。政府救助的目的是通过优胜劣汰使社会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劳动结构优化，从而才能真正摆脱危机，实现经济新的更高的增长。所以，政府应模范地按市场规律和法则办事，警惕自己落入可能的反市场陷阱。

还应该强调指出：政府干预救助，也必须是等价交换。政府救助本质是借贷给危机的企业，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危机过后是要按市场规则归还的。危机过去，政府将及时退出，绝不是什么国有化！既是借款，就必须公平竞争，根据优胜劣汰原则借给优质产业和优质企业。技术进步的巨大意义还在于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危机揭示出来市场经济体制中许多寻租的空间，如对金融创新监管空缺，对资本信贷杠杆和流动过大监督不严等，都必须得到有效的改进，甚至要对市场经济某些体制进行改革。此外，全球化经济新秩序的创新就是不可懈怠的历史进程。所有这些都是科技进步的内涵，由专家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和前提。

科技进步应用停顿、下降可以成为经济危机一个重要的潜在信号。当科技进步应用为零时，它向人们警告危机已迫在眉睫了。技术进步更新的速度决定了经济危机期的长短和危机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水平。正是在这次大危机中，长期停滞的新能源、新动力产业在全世界崛起，推动着经济复苏和未来新经济大增长。据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今年4月公布年报：美国2009年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481兆瓦，总装机容量已达2108兆瓦，即使如此，两项仍低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居世界第四；即使如此，美国太阳能行业2009年收入已达40亿美元，比2008年增长36％，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经济危机是在经济长期繁荣中由于一系列反市场行为的出现和发展造成的。正确应对经济危机必须严格按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则办事；大力开拓和应用科技创新，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经济危机的结果是劣质产业、劣质企业被淘汰了，劣质人员也得到了更新。留下来都是优质产业、优质企业和优质人才，加上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怎能不是更加高速、高质量的增长呢？

通过以上分析论证，我们可以断言：市场经济下经济危机的本质不应再认定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规律，而是市场经济“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它不应只被看成是消极的，更应看到，只要坚定地按市场经济规律正确应对，它在经济发展中就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和作用！

先富的人与未富的人如何看待财富？

汪丁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由于物质利益在“已经富起来的”和“尚未富起来的”人群的价值排序中的显著不同位置，所导致的政治对话与政治冲突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中国的经济发展或迟或早将改变多数中国人对各类价值的重要性排序，并且，以不很高的概率，可能逐渐降低物质利益在价值排序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据物质利益在人群之内的不平衡分布可推测，由于物质利益在“已经富起来的”和“尚未富起来的”人群的价值排序中的显著不同位置，并且由于帕累托改善机会的耗竭，在帕累托不可比状态的集合上的不同价值排序所导致的政治对话与政治冲突，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中国社会处于三重转型之中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经济转型是市场主导的，政治和文化的转型则意味着权力正当性的基础由威权的和习俗的向理性共识的过渡。

在政治和文化的转型期内，我们看到中国人的价值诉求沿着韦伯三维空间的精神维度有了显著的改变。相应地，伦理和行为规范也有了显著改变。传统价值瓦解的过程，在20世纪下半叶与一种被强烈地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诉求重合，随后是价值诉求的幻灭。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产生了普遍的“精神虚无”或“价值真空”。此时，这也正是“虚无”的含义，如果不“对外开放”就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价值诉求。

因此，至少在中国“开放”与“改革”的初期和中期，韦伯意义上的“价值诉求”演变为物质利益导向的，或“效率”导向的。但此时改革派人士的心态，已完全不同于一百年前那些尚可坚持“中体西用”立场的改革派人士的心态。

因为“中体”早已被半世纪之久的意识形态化了的新价值诉求遮蔽。并且这一新价值诉求来自西方，它很难避免“幻灭”的结局。

当社会行动主要是物质利益导向的时候，经济效率及其价值倾向于被高估。这一“同义反复”命题的论证，即社会行动之可能，完全取决于政治领袖们是否能够找到足以动员达成变革共识的政治表达。或许是偶然，提出了这一政治表达的领袖人物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高估了物质利益的价值，那些倾向于低估物质利益的价值的政治领袖们则由于个人品质不足或错失了机遇而未能在不同方向上发动一场社会变革。

只要不是“革命”，任何社会变革，从来只是“自上而下”的，只是由于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成员们关于新的重要性达成了某种足以发动变革的共识，虽然，这一共识的达成往往需要来自下层的“非重要”社会成员的支持，或直接就是“非重要”社会成员对旧体制普遍抵制的结果。这是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事实判断，它可以导致但并不等价于“精英主义”的政治态度。

随时间的延续和纵向流动性的增加，社会重要成员的群体构成和重要成员能够达成共识的价值排序都会改变。

不同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和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的物质利益的改善程度，在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之内，有显著差异。由这些差异导致的物质利益在不同社会成员价值排序中的差异，或更一般而言，不同社会成员在海勒三维空间中的位置差异，可以显著到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中，即在公共领域内引发冲突的程度。

在诸多的公共事务中，公平和效率，在许多重要社会成员的价值排序中的位置有显著差异并导致了“公平优先”和“效率优先”的不同的政策思路。

关于“公平”和“效率”存在十分不同的定义，并由此导致不同的公共政策。在公共事务的争论中，人们对“公平”的理解远比对“效率”的理解有更大差异。不仅在字面上而且在日常运用中，汉语“公平”这一语词既有英文“fairness”（公正）的含义又有英文“equaliy”（平等）的含义。

由于与“正义”概念的密切联系，我们可将人们的“公平”观念分解在两个维度之间“程序的公平”和“实质的公平”。后者涉及每一特定情境内每一社会成员的特定需要是否被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满足，前者涉及在一切逻辑可能的情境内每一社会成员是否享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同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