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苏冷战，在历史上并不是“冷战”的特例。实际上，19世纪初拿破仑失败、维也纳体系建立不久，就出现过从1815年到1907年的英、俄间的从西欧经克里米亚半岛再到中亚阿富汗的近百年的冷战。此间，除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国际性战争。鉴于德国崛起，1907年英、俄间的冷战通过《英俄协定》而暂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出现了以制约战败国为目标的凡尔赛体系；与此同时，俄国出现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随着苏联的出现，及其在以重工业和电器化为前锋的工业化中崛起，西方与苏联之间再次出现“冷战”。为了消灭苏联工农政权，英国、法国、意大利乃至美国都不惜以牺牲凡尔赛体系的代价怂恿德国、日本等再次武装这其实是19世纪英、俄冷战的继续。结果在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仅21年后，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在苏、美、英、法、中等主要战胜国之间合作和谅解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防止德、日、意法西斯再起为目标的雅尔塔体系。与维也纳体系未稳便出现英国与俄国的“冷战”、凡尔赛体系未稳便发生了西方与苏联的“冷战”类似，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尚未稳定，美国与苏联之间便开始了冷战。从1946年3月5日丘吉尔以“和平砥柱”为题的富尔敦演说，到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冷战时间长达近50年。美、苏冷战，尽管规模巨大，但大体没有突破雅尔塔体系确定的框架。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试图结束冷战：首先宣布从阿富汗撤军（1986年）；接着，在西方不同意对等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件下，率先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1991年）。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体，在主动结束冷战的同时，率先放弃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权力和义务：同意东、西德统一（1990年）；从德国、东欧、蒙古等国撤回驻军；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日，签署《日苏联合声明》，以至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上“互有妥协”；同年8月至9月，苏联政府默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独立。正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联享有的雅尔塔欧洲权力和应负的义务，才有了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的动摇乃至最终解体。另一方面，1999年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将西方力量***俄国传统势力范围巴尔干半岛；同年，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上述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出现，标志着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正式结束。

但是，戈尔巴乔夫带领苏联为结束冷战而从事的殉难，并没有感动西方。

从戈尔巴乔夫的本意说，他想结束的是苏联和西方的冷战而非雅尔塔体系，由于他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体，结果他在泼出洗澡水的同时也将洗澡的婴儿泼了出去。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雅尔塔欧洲格局结束了，可他最想结束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却以极不对称的形式再现于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之中。

世界政治转折中的日本问题

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2005年伊始，日本外交攻势凌厉，其所关注的“周边事态”范围大幅扩展。

2005年1月31日援引来自官方的消息：日本准备与美国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台海冲突”为着眼点，研究双方在实施联合作战的情况下各自如何应对等问题。日、美双方试图将“台海危机”写入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这无疑是在为日本日后介入“台海冲突”提供“法律依据”。2月19日，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发表共同声明，首次将“台海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

4月8日，日美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在夏威夷举行的会议上一致同意，将制定一系列计划，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日本周边发生不测事件时，日本允许美国军队优先使用日本的机场、港口等民用设施。

4月13日，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7月14日，日本政府批准日本帝国石油公司对东海“中间线”以东油气的试采权。8月9日，日本九州经济产业局局长松井哲夫在记者会上宣布：被授予试开采权的帝国石油公司已经交付了约1000万日元的执照登记税，已全部办妥了试开采权相关的各种手续。据该局称：日本帝国石油公司的试开采权，已于8月3日被登记在矿业开采登记簿。

8月26日，日本私营石油开采加工公司帝国石油公司宣称：尽管可能会受到中方反对，公司仍准备在日本政府对其职员提供安全担保的情况下，对东海油田进行试钻探，开采其油气资源。日本帝国石油公司经理高井在东京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如果一味担心（中方）干扰，我们永远也不能进行试钻探。由于公司获得了（日本政府提供的）开采许可，就应当克服一定的困难。”

4月15日，日本众议院宪法调查会通过最终报告，主张修改现行和平宪法。

5月16日，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四国联盟”向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散发了一份关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框架决议草案，建议增加六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且比以前更明确地要求新增的常任理事国也拥有否决权。

6月14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7月22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全体会议，以执政党议员的多数票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该法案自即日起正式生效。至此，日本完成了计划从2006年度末开始部署的导弹拦截系统的法律框架。修正案修改了日本自卫队拦截来犯弹道导弹的法律程序，规定防卫厅长官在紧急情况下有权直接向部队指挥官下达拦截弹道导弹命令。

7月1日，鉴于4月中国爆发反日示威，日本东京基金会对华政策研究小组发表《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呼吁日本政府“应当抛却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的负罪感，以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方针取代’友谊第一‘的方针，敢于面对同中国的暂时冲突，从而避免一场被推迟发生、但却变本加厉的中日对抗”。在地缘政治上，该报告提出的日本的诉求已大大超过“周边事态”的范围：“日本应当充分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一个太平洋国家以及一个海洋国家的作用。在战后岁月，日本的利益已经从东北亚扩展到了太平洋和其他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以美日同盟为基石，日本发展了与西太平洋诸国的密切交往；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形成了一个东起西部日本、穿越中国东海和印度洋、西抵中东的海上交通线，并与沿交通线的印度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从日本未来的发展考虑，日本应当削减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加强美日同盟以及与欧洲的传统联系，通过开展经济合作发展与印度等交通线沿岸国家的关系，以反制来自中国的威胁。”该报告得到了包括前国务大臣爱知和男、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以及原口和宏等多名在任国会议员在内的25名有影响人士的支持。

东京基金会的这份报告显然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10月23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表示：长时间以来，因对战时侵华行为缺乏责任感问题，日本一直保持一种对华“软弱”的姿态，“但现在到了发展一种更为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时候了”。町村信孝说：“直到现在，我们经常虽然不总是这样倾向于认为，日本最好是服从中国所说的每一件事，不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一种低下的姿态”。“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说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正确的”。

11月22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庆祝建党50周年之际正式提交修宪草案，明确将1947年“和平宪法”中的“自卫队”改为“自卫军”。叶落知秋，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实际表现告诉我们：日本再次导演“大东亚”的剧幕已经开始，并一定要被日本右翼推到高潮。而全剧首幕场景就是钓鱼岛，因为由此可以直切日本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

我们只要打开地图，就会看到：钓鱼岛是日本所谓“周边事态”所涉区域诸环节中的关键环节，更是从日本列岛与对日本地缘政治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台湾岛之间最关键的接榫部位。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就是因为中国开采油气的地点接近钓鱼岛。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地缘政治的基本特点。这里的资源，指的不是一般的人类生活资源，而是人类生活的短缺资源。我们同时还知道，国家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或“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事实上国家还是一个汲取资源的生命体。因此，资源的走向便是国家地缘政治的走向。日本是经济发达而资源奇缺的国家，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其制造业和市场的相当部分分布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而日本却对从日本到南中国海这条决定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线路没有任何实际控制力。这就刺激了日本右翼再次寻求南向，尤其是军事南向扩张的冲动。日本前几年提出的“周边事态”的范围，主要指向中国台湾和东南亚一带，这大体上也就是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朝、对华侵略战争前后的地域范围。而“周边事态”

所涉范围推展的逻辑结果，就必然是日本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其间，中国台湾位处核心地带，而钓鱼岛则被日本视为控制台湾的前沿基地。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南的地区”。1895年，日本在海上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款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并实现了在20世纪40年代实施的“大东亚”战略的“命门”；同理，谁控制了这些岛屿，也就控制了日本地缘政治的“命门”。1945年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计划反攻“太平洋的四条进军目标，全部是中国台湾”。

台湾及周边岛屿，既是亚太大国博弈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关键地带，也是日本攫取非法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命门”地带。

我们不妨再看看地图，从日本列岛到台湾诸岛，就像一条从东海游向南中国海的大鳄：鳄尾是俄国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即择捉、色丹、国后、齿舞岛，鳄身是从北海道到九州的日本主要岛屿，鳄颈则是琉球群岛，鳄首是台湾，而钓鱼岛则是颈椎部分。如果失去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日本就失去了对其地缘政治最有关键意义的台湾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就失去了强升为亚洲政治大国的第一道、也是最基本的门坎。从中国方面看，钓鱼岛主权一旦实际控制在大陆手中，台湾与日本右翼的政治“联盟”的“七寸”就被打断，而中国大陆对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外围控制就完成了关键部署。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是对其“周边事态”所涉关键地区进逼的战略行为。事实上，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中间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日本的战略棋盘上是可以随战略需求随时移动的。而“民间”的概念，在日本右翼的眼中是一个不便直接表达的政治概念。我们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初年，日本开始提出的“耀国威于海外”的方针的实施，实际上就是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入侵和占领台湾开始的。而20世纪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最早也是以“民间”人士即“浪人”为开路先锋的。因此，在东亚问题上，我们不要让日本的所谓“民间”的概念迷惑了我们的战略意识。

有人说，日本早晚也要成为政治大国。这话不明不白。什么是大国？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

二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日本不仅对其战争罪行百般抵赖，而且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这说明，日本有力量而无仁义，无仁则不能成为大国。其次，大国不仅要有相应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它要有与其国力相应的并被国际法确认或世界主要国家默认的地缘政治空间。目前，日本缺少的不是力量和财富，而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接受，至少也应是默认的程度。在20世纪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侵略了东亚大多数国家，并在朝鲜，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及东南亚诸国扶持傀儡政权。围绕日本本土，日本几乎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纳入其外围安全空间。但这些地缘政治“成果”，在战后由美、苏、中三国力量构成的雅尔塔远东格局中已荡然无存：日本将在甲午战争后占据的台湾岛的主权归还中国；朝鲜独立；日本南方冲绳岛和北方四岛分别为美国和苏联占领。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动，及确认这种变动的相关文件，形成了保障亚太地区战后50多年和平的远东雅尔塔法律体系。这个体系通过美、苏、中三大国从北向南，即从日本北方四岛、南方冲绳岛和中国台湾岛的层层钳制，断绝了日本重新武装的可能。而没有重新武装和由此再造的与日本财力相适应的地缘政治空间，日本必然走向大国的判断确实就是没有前提的判断。而抽掉上述前提而谈日本崛起，则无异于空话。

新世纪的日本将有大动作

与20世纪初的情形相似，21世纪初，日本再次面临强大的生产力与狭小的地缘政治空间的重大矛盾。

太平洋战争中对日本实行最后一击的斯大林，在1945年12月回答蒋经国“日本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的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表示：“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多，爱报复。日本希望东山再起。”

苏联解体后，美苏冷战虽已结束，但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又开始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鉴于20世纪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乃至本世纪伊拉克战争后治理困难的教训，美国在新世纪的冷战中既要避免直接卷入远东地区冲突，又要限制中国崛起。为此，美国开始为日本松绑，绥靖日本在对华冷战中打前锋。

1996年，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确认了坚持日美同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联合宣言”的精神，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于1997年9月在纽约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从而顺利完成了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位。同月，美国与日本完成了对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这标志着美国将推动日本向政治军事大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