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硬实力中的薄弱部分，国内外存在某种共识：高耗能高消费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含量低，自主能力弱；市场体制不健全，等等。但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估，无论是强处还是弱点，均存在巨大分歧。回顾历史，或许能有所启迪：此前30年国内相当多的人尤其是知识精英，以及国际社会相当多的人尤其是政治精英，看衰中国，但结果恰恰相反。为何如此？首先，软实力的所谓原则与标准，主要出于西方，道理也简单，西方是近代以来现代发展的成功范本，岂不知通往现代性的道路是多种的。其次，软实力的中坚是文化，近代百年，中国传统文化中断且遭弃，尤其是规范精英的儒家政治文化，但民间文化绝非可以全盘西化了之，儒家人文也非彻底在精英身上死亡，其与现代经济、现代制度一旦相融，力量巨大，东亚整体崛起证据昭昭。悠久的连续文明，辽阔的国土，超十亿计的人口，国家市场主义的结构，全球网络的华商等等，昭示着可能的或潜在的超大力量。

面向复杂的未来，共识在哪里？

国际层面，当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后，国际社会看高中国势头上升，要求中国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提高，比如气候应对、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比如人民币升值、扩大内需，比如地区稳定、人权，等等。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层整体延续低姿态，韬光养晦；中国民间面对诸多国际不公正，某种民族主义欲求在增长，30年前一边倒求开放学西方的倾斜在扭转。

国内层面，快速发展与重大转型同步，利益变化幅度大、强度高，形势复杂；非均衡发展路径与均衡发展需求间隙拉大，矛盾重重。结果，30年前求变、求富的共识在弱化。

未来中国，于国际，如何将经济强大带来的实力提升和影响力提高转化为吸引力乃至领导力，挑战巨大；于国内，如何将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更公平地再分配，挑战巨大。

面对内外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国上下急需凝聚共识。一个没有共识的中国，上下内外不可能和谐。其可能的前景是长时期的大而不强，超级大国不会来到。

寻求共识：发展目标、模式、战略要变

中国的发展为的是什么？一个怎样的中国是世界能够适应的？怎样认识中国？怎样认识世界？中国的共识是什么，在哪里？

目标之变

2010年10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具体目标是：经济平衡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为此，提出的主要策略是：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具体策略是：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重要支撑；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

以上目标，林林总总，经济仍是主域，但前所未有地转向兼顾四方，人不仅仅为经济而活着；为摆脱唯gdp、偏强国，转而倾斜民生、富足社会，民为国之本；为预防资源、能源内外之困，转而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这些目标，有继承、有新立，转变、完善之本质在于，由自发型大国目标向自主型强国目标转变。大国，强国，一字之差，其意迥异。大国的基石，得传统之赐，但新创不足，尤其是新时代独领世界风骚的东西不多，包括意识形态、文化模式、制度组织、技术产业等等。结果，于内，聚人心，觅共识，难；于外，人们不知道你清晰的定位，不知道如何稳定地与你相处，而你也不可能高效地有理、有力、有节地与人相处，导致国家利益受损。

只有强国目标，没有恰当的强国发展模式，只是画梅止渴。

模式之变

强国模式，基于均衡发展。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社会、文化、环境等保持均衡关系。美国是强国，硬实力与软实力匹配，于世界，既有影响力，又有吸引力，暂不论其行霸道失王道之弊。日本欲强国，中途而废，究其根源及原因，硬实力不均衡，软实力落伍，尤其是处处强调日本的特殊性，是教训。前苏联、德国，与日本类似，只是偏重不同。

具体到中国，至少近30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太像东亚日、韩，而出口导向，于海岛小国，益；于大陆大国，弊。大陆大国，内需主导，如美国。毛泽东时代内需主导，前苏联内需主导，为何终究强不起来？因为其内需的重镇是军需，而非民需，无源之水，难以持续。未来中国，由出口导向转而内需主导是必然的，天然所归；同时，也是形势所逼，中国能够持续地大规模地从世界获得珍贵的资源和能源吗？能获得稳定的国际市场份额吗？

经济模式向内需主导转，最大障碍是什么？目前多数研究或舆论侧重经济，至少这是不全面的。何况近十余年，我们也无数次地强调要扩大内需，重视民生，效果有，但不彰。何故？主流社会太重效率，精英层、经营者、外方大拿甚至通吃，民众、工人尤其是下岗国企职工相对受过大；社会结构长期城乡二元，城市化中农民的市民化太慢；国家与社会之间，国家太重、太集中，社会太轻、太分散。

那么，未来国家模式、社会模式会如何变？近期，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工人的行动，露出了世界潮流周期变化的端倪。自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向效率转向之后，未来的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会向偏重公平的周期转向。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我们的政府提出了新国家模式、新社会模式的核心理念。如何将这样的理念落地生根，国家层面将由更多的动员转向更好地规划；地方层面将由更多的复制他人转向充满地方特色的自主创造；个人层面将由更多的依赖人格转向独立人格。

选定了发展模式，接下来就要确定轻重点、先后秩序，也即要求有相应的战略调整，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战略之变

强国战略，重在国家层面上要拿出自己人认同、国际社会清晰的表达。改革战略之变，要害在于清晰地拿出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相匹配的政治、社会、文化改革路径。发展战略之变，需要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强化绿色发展的分量，在国内保环境、保生态、保资源，在国际上少资源需求、少市场扩张，多环境合作、技术合作。

人类近代500年在付出巨大代价后，10亿计人完成了现代化；在人与自然矛盾加剧的今天，中国13亿以上的人口如何和平地完成现代化？模式创新、战略设计，无法回避。十七届五中全会诸多新思想、新内容，昭示着我们举国上下正在向共识凝集。当然，我们还需要国家内外某种共识的达成。

粮食、石油与金融：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

李稻葵（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粮食、石油与金融，这三大方面的风险是长期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方面都可以对中国经济带来系统性的全面的打击。在人均耕地减少的条件下，中国势必需要从国外进口越来越多的粮食及其相关的产品。粮食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带来全球恐慌。在全球流动性极为宽松的情况下，石油价格很可能在全球性经济恢复步伐略有上升的情况下迅速飙升，对中国市场来说意味着新一轮石油危机又将到来。中国过去三十年以来货币存量超速增长，远远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面临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我认为是粮食、石油与金融。这三大风险是长期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方面都可以对中国经济带来系统性的全面的打击。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做好应对准备。

粮食供给

中国经济对粮食的需求将会持续上升，因为粮食不仅用于满足直接食用的需要，更重要的也是其他生活用品的中间原材料。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劳动用工成本势必不断上升，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目标所在。在人均耕地极少的条件下，中国粮食生产的成本会不成比例地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变得越来越具有经济上的说服力，经济的动力很难在长期内用政治和社会的逻辑去抗衡。因此中国经济需要从国外进口越来越多的粮食及其相关的产品。而粮食生产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因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当中国的粮食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出现了减产，而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区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减产因素，这二大因素叠加，毫无疑问会在未来某段时期会出现全球范围内粮食短缺，以及由此带来的粮食价格上涨。由于粮食的需求弹性非常低，粮食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带来全球恐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毫无疑问在未来是一个重要冲击。

应该如何应对？显然，采取一味的补贴农业生产，让国内的粮食价格人为偏低，或者强迫农业生产者扩大生产，这些政策短期可以进行，但长期会带来一系列的重大的扭曲。比如说对城市化和工业生产都会带来成本上升。日本、韩国的惨痛教训就鲜活地摆在我们面前。因此中国的应对方式应该是想方设法推动农业生产的改革，包括生产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同时积极扩大农业方面的科技投入，让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更重要的是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海外建立长期的粮食的供应基地。分散风险，长期合同，用这一方式来应对国际粮食生产的不足，这种建立国外生产基地的方式，既可以包括土地的长期租赁，也可以包括长期建立采购点控制粮食上游的采购渠道。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运营得很好，这对于全人类粮食供给的安全都将是巨大贡献。

石油危机

为什么说石油的风险长时期存在？石油与粮食不同，它的供应的地理位置是相对集中，而同时石油上游控制也是比较集中的。由于欧美经济在长期内难以完全恢复，而其财政状况十分糟糕，所以他们必须长期保持宽松的流动性，在全球流动性极为宽松的情况下，石油价格很可能在全球性经济恢复步伐略有上升的情况下迅速飙升，像2007年那样每桶石油价格超过130美元，甚至每桶石油价格达到300、400美元的境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欧美政府会合情合理地要求自己所控制的大型石油公司，如埃克森美孚，按照某一个固定价格长期给本国炼油厂供应原油，这样的合同势必导致全球原油的自由市场出现崩溃，因为大量的原油将以长期供货的形式提供给发达国家，原油市场将变成现在的铁矿市场。他的供给价格都将出现巨大的变化，这对中国市场来说意味着新一轮石油危机又将到来。

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石油危机？减少对外部石油的依赖。更重要的，是需要从现在开始以分散风险为原则，多元化地在全球范围内控制石油的上游资源，甚至现在可以和一些石油供给国签订石油的长期应对合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大幅度提升原油战略储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原油储备，采取国家补贴的方式，甚至于可以动用民间力量扩大原油储备。争取让原油储备能够达到维持中国经济三个月或半年左右的时间，这样中国经济至少不会在短期内受到石油供给的短缺而遭受冲击之害。

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面临系统性金融风险，基本原因是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以来货币存量超速增长，远远超过名义gdf速度。今天在金融危机应对政策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广义货币量超过美国，在十万亿美元以上，高达十万五千亿美元。与中国名义gdp相比已经接近200％，这都创下世界纪录，这种情形下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隐藏下来。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资产价格全面高涨形成大规模的泡沫，而泡沫在未来一段时间破裂，会带来全社会资产负债表危机，就像发生在日本、美国、英国的金融危机一样；第二种可能是，流动性充分宽松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对风险控制不利，信用扩张过快，而导致经营不善，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使得金融机构很难在危机爆发之后，继续信用扩张，因此对整个实体经济带来影响。最令人担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在广义货币的存量驱动下，资金突然之间离境，造成大量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外汇储备不够等影响。

应该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呢？第一，中国经济应该考虑在不久的将来，由宽松的货币政策转为稳健的、审慎的货币政策，争取让广义货币增长与名义gdp同步甚至略低；第二，加强金融监管，严格控制金融机构系统性金融风险，以防止资产价格过快上涨，货币政策开始考虑逐步地与投资者进行对冲；第三，逐步采取堰塞湖导流的方式，让中国经济过高的货币存量逐步地有序可控地流出境外，可以实行的方式是我们企业和居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人民币资产换成美元外币出境一次。这个渐进的方式，让中国经济的资产价格超过境外水平，也让资金逐步地实现双向对流。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个自然地应对热钱的方式，让热钱有进有出。

总之，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被中国经济目前相对健康的运行态势所掩盖。粮食、石油、金融，这三大方面的风险，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现在开始尝试系统性的办法来逐步化解。

政体西化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的最大陷阱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西化中华政体的主张在国内外都非常流行。这种主张意味着：第一，放弃民本主义的民主信念，改信“西方民主主义”，信奉利益集团博弈的政治；第二，放弃绩优选拔为核心的干部制度，改行多数决选举制；第三，放弃统一的执政集团，改为多党竞争制；第四，放弃分工制衡，改行分权制衡。前三十年，我们对“西方的东方”（前苏联、东欧）的教条有了足够的警惕，后三十年，我们需要对“西方的西方”（美、欧）的教条产生足够的警惕。政治上不折腾，抵制住西化中华政体的诱惑，我们才能经济上不动摇，国际上不偏袒，走上复兴中华民族的大道。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无疑属于中国。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成为亚洲经济的新发动机，十年后的世界金融危机让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发动机；十年前，中国还在乞求美国和欧洲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贸易额和gdp仅次于美国，各类基础设施等硬件也正在逐项超越美国，成了世界两强之一，是美国领袖世界的最重要伙伴。但这还只是个激动人心故事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