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前半期，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2％3％左右，被经济学家拉吉（knraj）称为“印度发展速度”。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印度逐渐达到或者接近“东亚发展速度”，也就是7％8％左右。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这段时间内印度政治体制的变化。“印度发展速度”的时候，印度虽然形式上是民主制度，但实际上用扎卡利亚（fareedzakaria）的话说是“不自由的民主制度”。英迪拉·甘地夫人长期执政期间，基本上是铁腕统治，1975年时还一度取消了民主选举，实行戒严法。她还多次尝试取消地方自治。另外，印度当时的新闻管制也很厉害，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国有的。

我们再来看当印度逐渐进入“东亚发展速度”的时候，它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一，印度90年代初期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包括传统行业。到今天为止印度所有的传媒包括电视台已经全是私有的。所以今天印度的媒体对政府起到了非常有力的监督作用。

第二，印度政府通过各方面的法令给予人民更多的知情权。刚开始是1997年在印度几个邦通过《知情权法案》，2005年印度国会通过了适用于全国的《知情权法案》。一般认为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在我看来印度90年代同时进行了政治改革。

第三个政治改革是印度在1992年修正宪法，赋予乡村更多的自治权利，这就是称为“潘查亚特运动”的乡村自治制度。

经过这些分析，你不用是一个经济学家，也不用是一个统计学家，就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印度过去的经济不发展并不是民主政治体制造成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印度今天变得更加民主，因此它的经济发展成就才更加出色。每一个东亚威权体制成功的故事都有一个对应的失败的故事。台湾变得富裕，而独裁的缅甸没有。韩国发展迅猛，而朝鲜停滞不前。新加坡的“强人统治”成功了，但是采取自由放任的香港也成功了。如果把视野越过东亚，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上，一些民主政权成功，而另一些民主政权失败。对于威权政权也是这样。这正是社会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威权政体并不比民主政体在经济上更成功。

许多中国人都喜欢把印度gdp的低增长归咎于其民主制度。这种观点除了证明自身政治体制的优越之外，根本就不属实。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印度的增长确实是极为缓慢的，平均增长率只有3％左右，被学界称为“印度式增长率”。但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中国经济并没有起飞，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威权式的。很多人喜欢将经济增长过分归功于政治特征，但经济增不增长更多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改革之前，印度的经济体制是模仿苏联模式的。“印度式增长率”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政治体制失败。许多采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比如东德、朝鲜、罗马尼亚，在经济发展上都失败了，它们没有一个是民主政体。

与以前3％的增长率相比，印度目前年均增长为6％7％，它仍然是一个民主政体。在当下全球性经济衰退中，在几乎没有实施强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印度保持了6%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出台了也许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较之于中国的gdp而言）。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对中国投资驱动型增长的可持续性抱有很深的怀疑态度，但是很少有人担心印度增长的可持续性。

印度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而它的经济体制改变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开始推行私有化、金融改革、迎接全球化，并且鼓励竞争。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印度的经济改革也提升了其增长率。

民主并未阻碍印度经济发展

没有证据表明印度的民主制度对其增长造成伤害。恰恰相反，印度今天的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缺陷，但较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今天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加自由、透明、问责性更强。很多中国人和西方观察家忽略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印度式增长”的年代也是印度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

印度政治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完全被英迪拉·甘地夫人和她的家族控制。甘地夫人领导下的印度可以被比作扎卡利亚所说的“不自由的民主制度”。印度当时有民主的形式但不具有民主的实质。在1975年，甘地夫人取消了民主选举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她以铁腕方式统治着国大党。她多次推迟或者取消了国大党的选举。她也多次废除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实行中央集权。印度宪法第356条授权联邦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可以接管州政府的运作。在1966年到1976年之间，甘地政府动用宪法第356条多达36次，在1980年到1984年，又动用这一权力13次。在印度的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恰恰是它的经济表现最差的年代。

据我了解，印度所有政治改革的措施都是在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印度最早通过《知情权法案》是在泰米尔纳德邦（1997年）和果阿邦（1997年），其他几个邦是在2000年通过此类的法案。《知情权法案》要求政府和由政府资助的组织给人民更多的知情权，政府和政府部门必须有专门机构负责向公民披露政府所掌控的信息。2005年印度国会通过了全国性的《知情权法案》。在印度，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都是正相关的关系。中国很多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阻碍了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多年来印度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少数城市精英垄断了政府决策过程。这是由于印度广大的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受封建制度的统治。民主制度现在也被引入印度农村地区。这个进程的起步也是在印度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1992年，印度通过修改宪法和推广乡村自治的方式推进了草根民主，也就是“五人长老会”，即由五位高级种姓的村社长者组成一个乡村自治性质的治理机构。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将极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质量，帮助印度克服腐败。

印度很容易被低估。它所取得的很多成绩主要是在看不见的制度领域，比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它主要的不足恰恰又都是在能看得到的硬件基础领域。如果我们分析问题仅仅用我们能看得到的信息来对一个问题下结论，那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分析方法。在统计学里这个叫变量遗漏偏差。但是，我们的官员、中国的和西方的学者在观察印度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在犯同样的错误。

经济让步可换取小国政治支持

李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大国崛起的共性因素包括：第一，大国的崛起必须走合作的道路；第二，政治上的独立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第三，在经济上，大国崛起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市场规模要足够大，并且是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第四，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崛起过程中要树立大国意识与大国战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欲取之，先予之”。需要用一些经济上的让步来获得小国政治上的支持，这是一个必要条件；第五，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

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区域合作战略有什么共性？决定他们成败的因素有哪些？我在这里主要选择三类国家做一个案例分析。第一个是成功的案例，战后最成功的案例要数伴随欧洲崛起的法国与德国；第二个可以说是个失败的案例，就是东亚的日本。第三个是正在争取崛起的大国南美洲的巴西。

欧盟的起源是煤钢联营协定。煤钢联营协定当初成立的目的，不是出于大国崛起的动机，而是美国为了防止东、西方对抗，同时为了防止德国在欧洲再次发动战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欧洲大国通过合作来实现崛起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在过去二十年当中，欧洲一体化进程促使法、德成为世界大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伴随欧洲统一市场与欧元的形成，法、德两个大国崛起的目标可以说已经实现，我们看到，欧元及欧元区产生以后，对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的挑战越来越明显。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成功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法、德两个大国对欧洲统一有基本共识，并主导整个进程；二是法、德两个大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国威信。即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大国通过经济上的让步获得小国政治上的支持。尽管法、德单独都不足以与美国相抗衡，但法、德主导的欧盟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者。因此我把它称作战后大国崛起的成功的例子。

与此相反，日本可能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曾经引发人们议论美日“g2”的说法，但实际上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一过程中，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即使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也从来没有对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产生过重大影响。为什么日本会失败呢？第一个原因是冷战时期日本确立了以美日同盟为对外战略的基础，在政治上不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大国，很多决策必须由美国人来替它制定。第二个原因是经济上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日本虽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始终无力向世界提供足够大的出口市场。

20世纪80年代日本也曾经推进过东亚合作进程，但是因为政治上受到美国的反对，经济上受到自身的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制约，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外，日本在推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一直没有与该地区的大国（如中国、韩国）结成合作伙伴，致使亚洲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日本自然也无法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自身的崛起。其结果是日本成为全球规则制定过程中的一个旁观者。

第三个例子是巴西，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巴西位居南美洲，总体上还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成为大国的欲望非常强烈。尤其在军人政权结束之后，巴西就致力于推进南美洲的区域经济合作。1991年巴西与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四国签署《亚松森条约》，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1995年1月1日南方共同市场正式运行，关税联盟开始生效。在南方共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巴西与阿根廷的合作至关重要。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一度因为边境问题险些陷入军事冲突，但最终因为巴西与阿根廷的合作，使南美洲的四个大国形成了一个共同市场。可以说正是这一点奠定了巴西作为一个南美大国的基础。

通过上述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以区域经济合作为平台实现大国崛起的一些共性因素。第一，在二战后大国无战争的国际环境下，大国的崛起必须走合作的道路；第二，政治上的独立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第三，在经济上，大国崛起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市场规模要足够大，并且是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第四，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崛起过程中要树立大国意识与大国战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欲取之，先予之”，也就是说，需要你用一些经济上的让步来获得小国政治上的支持，这是一个必要条件；第五，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

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要和平崛起，在大国无战争的环境下，区域经济合作至少是一个可选择的战略。

美国、俄国，不同的历史传统

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俄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充满矛盾和悖论，让人琢磨不定。在其背后或深层起作用的是源于19世纪扩张中形成的不同历史特性：美国，扎根于自由主义色彩和追逐个人成就；俄罗斯，基于神秘的国家使命感和军事扩张的方式。在战略上美俄关系是最重要的，两国要构筑建设性的关系，需要理解并改变各自的传统态度。

让人捉摸不定的两国关系

俄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总是让人捉摸不定。俄国方面，一边是普京总统在指责美国的行为和政策，另一边是它的外交部长在不断地重申俄罗斯有兴趣与美国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美国方面，一边在寻求与俄罗斯在核不扩散等问题上合作，一边又在俄罗斯周边推行一系列被俄罗斯认为挑衅性的政策。

与此同时，两国共同面临着若干相似的威胁被激进的穆斯林所威胁，受困于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迫切需要双方合作才可能化解。尤为重要地是，给定的两国的民族利益在新兴世界上是相互连接的，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冷战重新出现。

两国目前的状况是，双方的领导人几乎同时即位，同时离任。有意思的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与两国总体关系相比较，更具建设性，更加友好。如果领导者之间的个人信任可以改变政策的话，那么，两国关系有可能在未来双方领导人离任前的几个月内消除一些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因素，同时为双方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不同的历史背景是解决双边关系的难度所在

当前，美俄关系紧张，为什么？从美国方面看，它对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上缓慢的解决步伐感到失望，对最近以来俄罗斯对前苏联共和国问题的处理感到不安。对于俄罗斯而言，它不断地感到美国把俄罗斯所做的一切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同时美国又在对俄罗斯提出困难的要求，这对俄罗斯不够尊重；美国方面制造了一系列的国际危机，而在此之前并没有与俄进行协商；此外，美又在干预俄罗斯内政。

透过双方彼此的抱怨，应该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在于双方不同的历史背景在19世纪，两国用不同方式解决了自己的国内问题。两国巨大的领土和不断扩张的疆域都产生了各自所宣称的历史独特性。

对于美国而言，其历史独特性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成就，美国19世纪的领土扩张是由成千上万背井离乡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群众所开发的。美国历史的独特性，产生了一种本质为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这一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几乎贯彻整部美国外交史，只是偶尔在道德主义（理想主义）的影响下中断。

对于俄罗斯来说，历史独特感源于它神秘的国家使命感，军事扩张是其表达方式，在彼得大帝和戈尔巴乔夫之间，俄罗斯从俄国的斯拉夫重地扩大到了欧洲的中央，扩展到了太平洋海岸以及中亚。在疆土扩张的过程中，原居民被不断地吸纳入俄罗斯帝国，几乎所有的南乌克兰地区以及圣彼得堡都是由沙皇通过强行推进上千移民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