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教育体制和公共卫生体制而发生的一系列政策论争和在更广泛领域内发生的对“三十年改革”的不同评价，意味着在“效率优先”和“公平优先”之间实施“补偿原则”的谈判，正从经济的转变为政治的。

我们中国人为缓解政治冲突而参与的政治对话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导我们到想象中的美好社会？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取决于对话参与者的想象，但他们能够想象的通常是西方社会的政治图景不必定与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保持和谐。

特权盛行仍是市场经济的“拦路虎”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市场的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西方世界过去200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生活当中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

前几年，有个很有影响的案子，就是吴英案。她向11位亲友集资7亿资金，被判处死刑，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会发生吗？现在肯定不会，但是过去会。好比在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一次性就杀了16，000多个企业家，他们的唯一罪状是因为他们进口了棉纺织品，制造了棉纺织品，而这违反了当时的财政部长科尔伯特（colber）的产业政策。由此看来，我们市场经济要实现多元，至多有三百年，至少有两百年。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就如同生命一样，不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我们就难受，就像不让我们吃饭、喝水、上厕所一样，对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侵害他人的权利。自由，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的方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有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所以，在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自由的合作才能够完成交易。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为个人创造财富，才能自己获得收入，只有让个人幸福，自己才能够幸福，这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而且只有自由才有竞争，只有有了竞争我们才有创新，而只有有了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含义，如果一个人拥护市场而不赞成自由，我觉得他是矛盾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强制另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在没有自由的时候也有斗争，没有自由，就只有斗争。计划经济下我们有好多的斗争，但是没有竞争，斗争是毁灭财富的，只有竞争才是创造财富的。

我必须强调一点，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是righs，不是特权。所谓权利就是理通天下，每个人都平等的拥有；而特权，它是凡事对人，一部分拥有，另一部分没有。权利是不可任意剥夺的，但是特权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所以我们看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都有所谓的“自由”，那个是特权，不是权利，因为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它，但部分的奴隶享受不到。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好比你进入什么样的产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成立什么样的组织，包括制造业、金融业，甚至你成立基金会，成立大学，这其实都应该是每一个公民应该自由享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现阶段，这些仍然都是特权，而不是权利。比如你要创办一个企业，有好多审批的程序，只有一部分人最后能够成功，另一部分则成功不了。特别是我们的产业政策，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的创业被歧视，有关系的人可以得到审批进入这个行业，没有关系的人进不了。我们最近看到中央决定拿出150亿支持微小企业，但是如果公民有自由成立经营机构的权利，需要政府拿出这150亿吗？

我想是不需要的。这150亿最后到了谁的手里，也是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权利。而且创办非营利机构是没有自由的，比如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首先要找到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基本上都是政府和政府附属部门，不是你想干好事儿就可以干好的，如果你得不到批准，这个好事儿也就没有办法干。

我这里讲的不是说任何一种行业组织都不需要有最低的、必要的一些进入门槛，任何的限制都是非人格化的，也就是说应该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不论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出身、你所在的单位，都应该是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国家所有这些限制都不是一视同仁的，是人格化的，仍然是有特权。

我特别强调一点，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探索真正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科学的进步，才有技术的进步，拥有思想市场，意味着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垄断地位。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明确规定，这个国家不能有国教，这个国家不能以任何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言论，我们的出版，仍然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如果你要办一个出版社，你要办一个杂志，你要得到批准，这是很难的，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关系。事实上就我所知，过去十多年里面，我们的新闻出版署不再扩大任何期刊号，所以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没有办法进行，更不要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成立好多的自由的学术团体。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第二，市场的基础是什么？是产权。产权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权，是对自由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老百姓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产权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秩序，就是由于大家相互尊重产权，如果一个超市里面谁都可以进去乱拿东西的话，那么这个超市马上就会混乱。

产权也是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不损害他人。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必须通过为个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在不尊重产权的情况下可以有很好的道德。我们国家目前道德的衰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的尊重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财产。产权也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如果没有产权，企业没有长远考虑，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坑蒙拐骗，市场上买的大量的东西就无法被信任。产权也是创新的基础，因为只有企业家、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我要强调，无形资产的产权同样重要，国家目前对有形资产的保护，现在还好一点，对无形资产的保护是最糟糕的。

神学家威利姆讲过这样的话，私有产权是一项先于主权的法律权利，统治者不可篡夺被自己统治的财产，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13世纪罗马的大主教贾尔斯（giles）就讲过，权力机构的职责是维护正义，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人的人身和产权安全，让每一个公民和诚实的人都可以享用自己的财物。对产权保护一个重要的限制约束，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我们不可能真正受到很好的产权制度保护。例如1215年英国《大宪章》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不能任意征税。还要强调一点，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本身就是对产权的一种严重的侵害。第三个基础，企业家是市场的灵魂。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没有企业家，可能有物的交换，也有简单的产品交换，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家是嗅觉灵敏、有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在社会构成中，自然人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他们的精神和能力能不能有效的发挥出来决定着社会创新的速度，决定着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

过去200年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在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创造的。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也是由于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我们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所以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限制企业家活动最大的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我们不允许谷歌进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网民，而不是谷歌公司。如果一个社会自由不足，产权得不到保护，特权盛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企业家的活动就可能被寻租，而不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并不是所有被称为企业家的人都是在创造财富，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会出现很多强盗性的企业家，他们在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我们也要防止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既得利益化，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成功者，某些成功者可能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维护这种制度，而不是推动这种制度的变革。

总结一下，市场的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们改革的路还很漫长，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强盗的逻辑，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逐步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的逻辑。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创业自由、赚钱的自由，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调动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的发展。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上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西方世界过去200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生活当中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仍然是特权大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