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五六天，在我的身心基本上恢复正常的时候，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在北京发生了。

那天我们一家正在吃午饭，小喇叭里正播送着午间新闻。突然，一个男播音员用沉甸甸的声调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午三点有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午三点有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我经常听喇叭，却从没听过这样的预告。我想，到底要有什么重要新闻呢？是中央开了什么大会？是有大干部去世？是跟苏联打仗了？我猜了半天猜不透，直弄得心里七上八下。

过了片刻，池长耐的声音从河南崖传来了。他说，下午中央有重要新闻，全体社员都不要下地干活了，都到大队部里听收音机。我娘说，好哇，都不干活了，都坐在那里听收音机，有多么舒坦！

庄户人家没有钟表，许多人连午觉也不睡，早早地就去了。池长耐家有个小闹钟，所以到了两点半，他又跑到河南崖催了一遍。

人很快就到齐了，将大队部的院子坐得满满当当。那天是个阴天，大团大团铅灰色的云彩在村子上空沉重地积压着。池长耐早已搬出一张桌子，将一架小收音机放在了上头。我认出，那架小收音机是他儿子池学苏放假回来拿着的，但不知道为何他回去时没有带走。

池长耐把收音机开响了，里面正播送着外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条条消息。人们一边等待一边议论，到底要有什么样的重要新闻，议论来议论去，不外乎我早猜到的几种。

收音机里的农业学大寨消息播送完了，接着便是一阵无声的间歇。间歇后便是报时：嘀，嘀，嘀，嘀，嘀，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五点整。紧接着，那撼人心肺的哀乐便响起来了。

因为这一年在小喇叭里听过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听过朱德逝世的消息，所以池家庄子的庄户人都明白了这哀乐的含意。

“谁？”

“谁？”

“谁？”

……

人们面面相觑，每一张脸上都写上了疑问。

哀乐播完，男播音员那无比沉重、十分缓慢的声音响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面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听到这里，我觉得自己的半边脸嗖嗖地麻了起来，而且这麻转瞬间又到了头顶。

“毛——主——席——呀！我——那——亲——爹——呀……”

一声撕肺裂胆的哭叫，从人群前面爆发出来。那是池长耐。只见他一边哭喊，一边冲收音机跪了下去。

“毛——主——席——没——了——呀！天——塌——了——呀……”

池长耐一边哭喊，一边用两只大手扑打着地面，尘土在他手下飞飞扬扬。

这时，我也忍不住跪下去了，在场的人全都跪下去了。“毛主席呀！”“毛主席呀！”哭喊声直冲云霄。

在这空当，我的心被震惊得颤栗不已。毛主席去世了？他怎么会去世呢？我们天天祝他万寿无疆，难道是白祝啦？前几年我曾见过一个传单，说外国专家给毛主席检查过身体，他起码能活一百四十岁。他就是不能万寿无疆，只活一百四十岁，那也在我这一代年轻人死了之后呀。

可是，今天他却去世了。让我们万分震惊，让我们猝不及防。他不在了，中国怎么办？世界怎么办？无产阶级革命还搞不搞了？解决全人类的伟大事业还搞不搞了？今后谁领导我们？谁能领导得了我们？

一连串的问号跳进我的脑海，沉甸甸地让我头疼不堪。我找不到答案，只好跟着别人一起哭，哭。

这时，一片哭声中突然爆发出一片惊叫。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池长耐将头一下下在向一棵大杨树上撞，他一边撞一边说：“我不活了，我替毛主席去死！我替毛主席去死！”直撞得头破血流。

几个干部将他拉住了。大队会计劝他说：“要是咱们能把他换回来，那咱们都去死！可是，咱就是死一千死一万也换不回他老人家呀！”

这话愈发勾起了人们的悲痛，大家愈发起劲地跪在那里哭。

当《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播完，《国际歌》也播完的时候，人们的哭声才稍稍减弱了一点。

池长耐抹一把额头的血，站在那里讲话了。他哽咽着说：“万万想不到，咱们敬爱的毛主席老了。咱们好好想一想，咱们贫下中农这些年过得谁的日子？就是毛主席给的日子。没有毛主席，哪有咱贫下中农的今天？没有毛主席，咱们今天还是给地主富农当长工，吃不上，穿不上，连媳妇也娶不上。说来说去，思来想去，毛主席就比咱亲爹还亲！现在他老了，咱们首先要尽一份孝心，好好地伺候伺候他老人家！”

接着，他就讲了他的打算：在大队部建一个灵棚，挂上毛主席的像，民兵一天二十四小时为他站岗。除了地主富农四类分子，其他社员都要戴孝，就像死了亲人一样，一天三时到这里叩头。

对他的这种安排，大部分人都点头称是。

当天下午，大队干部便分头带人行动，有上山砍树的，有去公社商店买黑布白纸和主席像的。到了傍晚，材料备齐，人们连饭也不吃就忙活起来了。一批男社员搭灵棚，一批女社员做袖箍，还有一些姑娘则负责做人们胸前戴的白花。那些姑娘在做胸花之前，人人都在辫梢上系上了白布条儿——这是民间女性最普通的戴孝形式。

我的任务是为灵棚写字。我拟了一副对联贴在两边的门框上，上联是“继承毛主席遗愿”，下联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横批则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等到社员们用木棒和芦席将灵棚搭起，我写的这些字便贴了上去。接着，池长耐一边哭一边在灵棚中间贴上一张毛主席像。贴完后看了看，他擦擦眼泪喊道：“叶从红！叶从红！”

叶从红正带领着一群姑娘在旁边做白纸花，听见喊声便跑了过来。

池长耐指着毛主席像说：“你扯一个黑布条，结几朵大花，搭在主席像上。”

叶从红答应一声，去大队会计那里要来黑布，很快做成了。我在一边看了之后，从内心里承认，这个今年刚刚毕业的女高中生的手非常灵巧。

看看天色将暮，池长耐提着铁皮喇叭筒到河南崖喊了起来：“磕头啦！都来给毛主席磕头啦！”

除了“四类分子”，全村男女老少很快都来了。池长耐说，黑袖箍和白纸花做得还不够，先由党员和大小队干部佩戴。于是，一批人走出人丛，去拿这两样东西。然而拿来之后，有的人却发现自己打了赤膊，无法戴起。有人要回家穿衣服，池长耐却说：“还用回家？我给你们做做样子！”

说罢，他将自己的破褂子一脱，将黑袖箍往胳膊上一套，拿过一根卡针往肉上一攮。胸花的佩戴，也是如此办理。众人在一边看得心惊肉跳，然而池长耐却面不改色。他一边弄一边说：“尽孝心就要有尽孝心的样儿，是不是？”

那些没穿上衣的党员或干部，只好学了他的样子，但用针往肉里攮时却龇牙裂嘴。

这时，灵棚前忽然火光闪闪。我转脸一看，原来是几个老贫农蹲在那里烧起了纸，火光照亮了他们脸上的一条条皱纹和一道道泪水。我想，这不是搞封建迷信那一套么？

可是池长耐并没有制止他们，依然指挥着党员干部戴袖箍和胸花。等到该戴的都戴完了，他高声喊道：“跪下啦！磕头啦！”

于是，大伙都冲毛主席像跪下，一下下磕起头来。在这光景，池长耐又大哭起来，许多人也都大哭起来：

“毛主席呀！”

“毛主席呀！”

“我的亲爹呀！”

“我的亲爷爷呀！”

……

哭过一阵，池长耐爬起身来宣布晚磕头结束。凡是戴了袖箍和胸花的就戴回家去，这几天无论干啥都戴在身上。有人说，袖箍结实，啥时戴都可以，只是那胸花是纸的，不经糟踏，是不是只在来磕头的时候戴着。池长耐说，这样也行。末了，他还让大队会计和叶从红组织妇女姑娘通宵不睡，一定要在明天早晨让前来磕头的人都能戴上袖箍和胸花，这两人在人群里答应着。

人群散掉，这里留下两名民兵守卫灵棚，大伙便各自回家了。

我娘把饭做好，我们一家三口食不甘味。我娘捧着粥碗说：“俺整天寻思，咱活八辈子也活不过毛主席，他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我爹说：“整天万岁万岁的，白喊了。”

我娘说：“往后，谁再当毛主席？”

我纠正她道：“不是谁当毛主席，是谁当主席。”

我爹说：“管他谁当，反正咱是老百姓。百姓是群羊，谁来谁赶上。谁当毛主席咱也照样打庄户。”

我娘说：“可俺担心一件事：要是换了主席，也把上大学的办法换了怎么办？咱喜子不就白等白盼了么？”

我心里怦然一动，有担心更有希望。但我想了想立即说：“不会的不会的，谁接了毛主席的班，也得照着他定的方针政策办。因为谁不那么办，谁就是修正主义分子。”

我爹我娘一起点着头说：“那就好，那就好。”

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去磕头，人人都戴上了黑袖箍和白胸花。当然，所有的人都没忘了穿着褂子去。这两样东西往每个人身上一戴，大队部的院子里格外增添了悲痛气氛。

在这悲痛气氛中，池长耐一边帮池长锁和叶从红向人们分发着这两样东西，一边说：“叶从红真有本事，这么多的胸花，一夜就鼓捣出来了！”

叶从红脸上红红地说：“这哪是我的本事？一大群姐妹都没睡觉呢！”

池长耐说：“对对对，大姑娘们都不简单！”

有个叫三松的小伙子在旁边说：“不假，哪一个脱了裤子也是不见蛋（简单）！”

池长耐立即把眼一瞪，指着他说：“三松，在给毛主席治丧期间，你敢说这种下流话？等会儿向毛主席请罪！”

等把袖箍和胸花发完，池长耐让大家到灵棚前站好，先打开收音机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于是，他们得知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为毛主席守灵，得知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得知全世界全国人民都在沉痛哀悼。

听完半小时新闻，池长耐高声喝道：“三松，给我站出来！”

三松低头耷脑，从人群中走到了前边。

池长耐说：“这个三松，真是个混帐分子！在今天早晨这种时候，他还敢说下流话！要不是看你贫农出身，我今天就抓你个现行反革命，把你绑到公社里去！”

三松这时早吓得筛起糠来。

池长耐又说：“还站着干啥？还不向毛主席请罪！”

三松便向前“扑腾”一跪，哭着喊道：“毛主席，我该死！毛主席，我该死！”

池长耐踢他屁股一脚，向我们挥挥手：“来，都一块磕头！”

于是，我们这些没有罪的人便也向着毛主席像跪倒，连连磕头，并哭喊起毛主席毛主席。

上午我们照常下地干活，满地的人都戴着袖箍，触目皆黑。收工回去，我们回家再把胸花也戴上，然后赶到大队部那里磕头。傍晚，也是这样。

这天晚上，我做为一名基干民兵，被民兵连长指定为毛主席站岗。我站的是晚上第二班，也就是从十点到十二点。我因为家里没有钟表，怕上岗上晚了，吃过饭到防震棚里呆了一会儿便去了大队部。

灵棚前边早挂了一盏马灯，两位民兵正在那里持枪肃立。我问他们在哪里等着接班，他们向后边的防震棚一指，我便去了那里。

民兵连长叶万举正和几个民兵在防震棚里打牌。这让我吃了一惊。我想，正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办丧事，全国上下都禁止娱乐活动，他怎么还敢在这里领人打牌？可我不敢说，只好坐在那里看起了热闹。他们打的是“四门”，两人一组对阵。叶万举一旦输了，都要狠骂对方，要操死对方的娘和姐姐。和他一帮的池学石不敢还口，只是嘟噜着一张脸继续出牌。

玩着玩着，便到了十点。叶万举看看桌子上的小闹钟，让我和池学石接班去。我俩出了防震棚，便走到了灵棚那儿，从上一班的人手里接过了钢枪。等那两个人去了防震棚里，池学石端起枪瞄了瞄，小声道：“我枪里要是有子弹，我就去把叶万举崩了！操他娘，我一晚上挨了他多少骂！”

我让他这句话吓坏了，急忙劝他道：“可别胡来，你想想，咱们这会儿是给谁站岗呀？”

池学石回头看一眼毛主席像，说：“毛主席要是活着，他也会同意我这么干的！”

我说：“你越说越离谱了，赶快老老实实站岗吧！”

他这才不嘟囔了，站在那里一声不吭。

我和他无话可说，便将眼睛向着院里随便去瞅。我看见，此时挂着“支部办公室”的屋里还亮着灯，从里边隐隐约约传出姑娘的笑声。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知道谁在那里，但因为玻璃上贴了白纸，看不见里面。

我心里立即烦躁起来。我早就知道，这间“支部办公室”平时只供池长耐一个人用，而玻璃上的白纸，完全是为了遮住隐秘才贴的。前两年遮住的是他和我姐，而此时遮住的又是谁呢？

过了一会儿，那门突然打开，一个姑娘的身影闪出来，兴冲冲地向院子外面走去。

我看出那是谁了。

那是叶从红。

我的脑袋顿时大了起来。我凭直觉判断，叶从红和池长耐之间要有事儿。

若论家族关系，我和叶从红是血缘很近的堂兄妹，我和她共有一个曾祖父。我爷爷兄弟三个，我爷爷是老大，她爷爷是老三。平时我们两家关系一直不错，她见了我的面也是哥长哥短的。说实话，我也挺喜欢我这个堂妹，因为她长得漂亮，也非常聪明。她比我小两岁，在学校里一直是优秀学生，今年夏天才刚从公社中学毕业。

他们之间有事儿，肯定也是叶从红想求池长耐让她上大学。哪一个高中毕业生，都会盼望着自己能去上大学的，除非他是白痴。

然而，池长耐如果答应了她，会把他安排在哪一年呢？

我想，五年之内她是没有门儿了。要安排，只能安排在七年之后。据我所知，七年之后的那个名额池长耐还没有落实到谁的头上。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这个家族就会接连出两个大学生了。尽管手段都很卑劣，都很可耻，但毕竟要达到的目的是让人羡慕的。

想到这里，我心里的卑劣与可耻都被兴奋挤到了一个小小角落里了。我想，叶从红即使和池长耐有事也可以原谅，反正她不争别人也要争，别人用的手段也不会比她高级。

又过了一会儿，“支部办公室”里灯突然灭掉，紧接着池长耐走了出来。他锁上门走到灵棚前面看看，说：“是你们俩呀？这岗可得好好站，要千万提高警惕，不要叫阶级敌人钻空子破坏！”

等他走出院子，池学石小声嘟哝：“钻空子？还不知谁在那里钻空子呢！”

我便明白，这家伙也猜出了池长耐和叶从红的关系。但我装做没听见，继续在我的岗位上肃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