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右派就是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恃出身好，拒不认错。最后让他在一间屋子里反省，并派人监视。后来因一件小事和监视他的人打了起来，他打不过那人，就拿出一把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就被定为右派行凶。学校让公安局来人将其逮捕(到一九五八年黄以“右派杀人”罪被枪毙)。这件事令人惊骇，k大历任校长都从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中保过学生，如蔡元培、胡适等都曾亲自出面将被关押的学生保释出来，从未听说有哪位校长主动将自己的学生送进“局子”去。而这位张校长就开了先例，也令世人开了眼界。从这次全校批判大会后，大小批判会便在校园一个接一个。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批斗会是二十二日上午，范围是全中文系。系总支副书记孟广琦在头一天通知了我。当时我想不通，思想很抵触，我问孟广琦是否要穿上棉袄，他反问天热了还穿棉袄干啥？我说穿厚一点抗得住击打呀。他好长时间没吭声，我不知道他这时心里怎么想。后来只说句周文祥你不要想得太多，就走了。我琢磨了许久也没想出他的话表达的是啥意思。二十二日早饭时间在食堂里见到冯俐。自从被划为极右，我不想连累她，不仅公开场合不找她说话，私下里也尽量避免与她见面。她却不管不顾。不论公开还是私下都主动找我。看见我她端着碗走到我的面前，这时周围许多人一齐把眼光投来，她一副视而不见的神情。对我说她已看到中文系贴出来的会议布告，说她也要参加。我吃了一惊，说你不是中文系的干吗要参加。她说要参加，要将《大地》稿件的真相公布于众。她说的《大地》稿件本来是与她无关的，可后来就有了关联。

这期间发生的事情都是始料不及的，《大地》创刊号被印刷工人拒绝后带回了学校，根据当时冯俐舅舅那里得到的内部消息，我有意将稿件搁置。但编辑部的人一致意见是不能印刷便油印出版。冯俐得知后自告奋勇担当刻蜡板的工作。说这事她可以在舅舅家边照顾舅母边做。大伙赞成。当时我觉得冯俐的态度有些异常，不对头，却也没往深处想，便同意了，将稿子给了她。她拿走了稿子，从此便没有下文。催她，她就说快刻完了。直到后来形势发生逆转，她也没将稿子刻出来。编辑部的人庆幸说幸亏冯俐磨磨蹭蹭不上紧，否则印了出来事就大了。可这时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冯俐是采用这种方法阻止《大地》的出笼。但事情并没完结，中文系总支在整“大地反革命小集团”材料时，有人告密《大地》稿件在冯俐手中，很可能在她舅舅家。党总支经一番密谋，打听到冯俐舅舅家地址，趁冯俐在校时派人去了，欺骗说冯俐让他们来取一份材料。

舅母是位贤良女性，压根儿没把这事往欺诈上想，便开了冯俐住的房间让他们取走材料。《大地》的稿件就这样进了系党总支的文件柜里，成了“大地反革命小集团”一份重要的罪证。因为材料是“匿藏”在冯俐舅舅家的，冯俐的舅舅也为此担了干系，在民盟被打成了右派。冯俐说要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事实上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任何人只要以党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行事，他便不会以一般的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我把我的想法对冯俐说了，可她不听，坚持要参加会议。她说人可以容忍误解，但不能容忍卑鄙，阴谋必须揭穿。我在心里暗暗叫苦，想冯俐咋这般与潮流反其道而行之，别人积极时她消极，别人退缩时她却顶风上，完全的不识时务，乱弹琴。为了阻止她的盲动，我严厉相告不许她参加批判大会，坚决不许！她生气了，说句我不要你管就跑了。饭是吃不下去了，出了食堂我心里乱极了，我的情况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顶顶要紧的是不能让冯俐陷进去了。

当然我理解她的心情，在《大地》的稿件一事中她对我对她舅舅都有一种内疚，她觉得是由于她的疏忽才造成我和他舅舅的落难。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即使没有她的错失我和她舅舅也是在劫难逃的。不是有句古语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我想我必须阻止她的盲动。不许她自投罗网。我苦苦思索着阻止她的办法。看她那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样子，再劝说下去已是无济于事的，何况批判会很快就要开始，再找她也没有时间了。我一边思索一边向宿舍走去。看来人的大脑一旦开动起来还是能想出相关办法来，关键是紧要关头要懂得另辟蹊径。我另辟的蹊径是：既然是开我的批判会，我不参加，不就开不起来了吗？开不起来冯俐不就惹不出事端了吗？对，逃会。我几乎不考虑逃会将给我带来什么后果，便当即做出逃会的决定并立即付诸行动。我知道目前我的行动还是自由的，校方和系里尚未派人监视。我走着走着便改变了行进方向，从两座宿舍中间插向通往西校门的路。我心里很紧张。都说做贼心虚，我没有做贼咋也心虚呢？直到顺利出了西校门，才轻轻吐了口气。

走在街上，便想另外一个问题：出逃的这一天该怎样打发呢？去颐和园吧。已春暖花开，颐和园正是游览的好时机。这一两个月来政治已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了，就借机好好放松一下吧，把什么都丢到脑后，好好享受一下大自然的赐予。坐在昆明湖畔，我努力想欢欣一番，不想别的，只想眼前的风景是多么壮丽，想拂面的春风多么和煦，想宽阔的湖面多么清澈，想人间生活多么美好。这种趋美的意识完全是由衷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时也是虚假做作的，完全是一种强迫意识在驱使。不真实的东西注定不会长久，积聚心胸中的灰蒙蒙的色调渐渐扩散开来，一丝一缕将眼前的美丽仙境覆盖起来。春夏之交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严冬中，寒冷彻骨。心重得像灌了铅。这一刻我感到无助无望，感到心灰意冷。望着微波荡漾的湖面，我忽然想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归宿地啊。可以肯定那一刻是死意让我警觉，潜意识中对死的拒斥对我当顶一击。我恐惧地战栗着，我站起身，离开水边。这次对死亡的浅尝辄止可以说对我的终生进行了死亡免疫。使我能够在后来漫长的炼狱中苟延残喘而得以存活下来。

从颐和园回到校园我似乎是大病初愈，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我踏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宿舍，已是傍晚时分。宿舍里只有李德志一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自己和自己下棋。看我进屋只是抬眼看看，接着又低下头去。在这次运动中他也未能幸免，与别的右派不同是他的“帽子”得来确有点戏剧性。他就像一个慵懒的永不出窝的兔子，一出窝就被逮个正着。我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醒来窗外已经昏暗，宿舍里连李德志也没了影儿。是吃饭的时间，这时我才想到自己连中午饭也没吃。我爬起来往食堂走去。快到食堂门口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是程冠生。我和程冠生一块走进食堂。尽管我俩都成了右派，但友谊继续，也不做出疏远的样子给别人看。吃饭的时候程冠生告诉我今天批判会的情况，说我的逃会行为使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感到震惊。他说我完全没必要这样做，有句话叫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我问后来怎样了。

他说系总支领导非常恼火，派人四处找，没找到决定批判会照开，对我进行缺席批判。我很惊讶，这是我完全没料到的，我立刻想到冯俐，忙问冯俐到没到会。程冠生说去了，对中文系党总支进行了激烈的抨击，骂总支领导是卑鄙小人，使主持会议的范宜春非常狼狈，下不来台。范扬言要把她的恶劣表现通报外语系党总支，严肃处理。我听了瞠目结舌。程冠生又问我事先知不知道她要这样。我如实相告，说我逃避批判就是为了达到阻止的目的，实在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程冠生扫了一下四周向我俩投来的目光，冷笑一声说：对政治我们是小学都没毕业的，所有的热情都是他妈的狗屁。我不理睬他这套事后诸葛亮的腔调，只关心冯俐的处境。我问程冠生该怎样弥补。程冠生说晚了，也许中文系总支已经将情况通报了外语系总支。我斩钉截铁地说那我要去找范宜春。程冠生说你不找他他也会找你。我说我不等他找我，我先去找他。

吃过饭我立即奔中文系党总支办公室，在门口我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范宜春的口音很有特点，鼻音很重，好分辨。另一个声音我也觉得耳熟，但一时对不上号。我站在那儿，不知该进还是该退。这时传出范宜春的声音：你的第三份检查还可以吧，态度很诚恳，但思想根源还挖得不深刻，要继续提高认识。另一个声音：是，感谢系总支各位领导对我的教育和挽救，我感到温暖。我一定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和爱护，继续认识自己的问题，如果党组织认为有必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召开我的批判会，我一定好好配合，建立党组织的革命权威。范宜春的声音：你有这种态度就好，至于怎样继续对你帮助等总支研究了再定。另一个声音：是，范书记，我等着，这段时间我离校会向您报告的。范宜春的声音：知道了，你可以回去了。另一个声音：是，各位领导我走了。再见。听到再见我觉得必须离开这里，不要让人觉得我在偷听，但不待抬腿，门开了，我看见走出来的是吕浩明。吕浩明看见我显出一丝惊慌，张张嘴又闭了，幸好屋里没出来人。我问吕浩明范书记在不在。吕浩明连忙答在在，你进去吧。他侧身从我身边过去，从楼梯口下楼去。我抬手敲敲门，里面说进来吧，我就推门进去。

屋里除了范宜春，还有副书记孟广琦和另外几个人，合起来就是吕浩明所称的“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见我进门都用看怪物似的眼光看着我。范宜春冷冷地问句周文祥你有事吗？我张张嘴说不出话来。我本以为见面他会首先质问我为什么要逃会，却不是这样，好像把这事忘了。我静一下心，说范书记我想和你谈谈。他反问一句：你要谈什么呢？我又不知该怎么说了。站在屋中间我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也像剥光了衣裳赤身条条地站在众人面前。如果在一个月前出现这种局面，我会毫不犹豫地摔门而去，甚至还会对“各位领导”出言不逊。但在经历了大会小会批判最终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今日，我已经没有了那种能捍卫自己尊严的血性，我甚至真诚地认为错在自己。即使自己做不到像吕浩明这样向领导请求开自己的批判会，但逃避既定的批判会也是对党组织严重的对抗行为，破坏了领导人的威信，他们仇恨我是理所当然的。基于对问题的这种认识我决定在询问冯俐的事之前首先承认自己的错误，让领导消消气。可我刚要张嘴孟广琦便下了逐客令，他说周文祥你先回去吧，总支马上要开碰头会。我问什么时候能开完呢？他说这可难说，你也没必要知道。我点点头，十分沮丧，只好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