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吴启都孩子的情况，他说儿子今年八岁，他被捕后寄养在天津亲戚家。又说他妻子已经去了天津，很快就会把孩子接到农场。我说孩子已到了上学年龄，到农场来教育问题怎么解决，他说由妻子教孩子读书。我不由想起俄国沙皇时期对十二月党人的流放，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情愿跟随，而跟随吴启都不仅有妻子还有他的儿子。我所说的怪病正发生在我和吴启都说话这一刻。我突然觉得眼前的吴启都在一点一点变颜色，是变红。原本苍黄的脸皮、脖子、胳膊、手以及灰色囚衣都红起来，连头上的黑头发茬也变成红色，整个就像被涂了满身的血。

我吓坏了，大声问吴老师你怎么啦？吴启都说我怎么啦？他一说话露出的牙也是红的，成了血盆大口。我大嚷吴老师你咋成血人啦？吴启都诧异地说周文祥你这是怎么啦？我不回答，逃避似的将目光从红人吴启都身上移开。这时我看到的田野也红了，庄稼红了，干活的犯人们都红了，到处都是红彤彤的。我再抬头看看天，天空也是血红一片。这铺天盖地的红使我感到晕眩，闭上眼。耳边还响着吴启都不变样的问：周文祥你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后来我睁开眼，红色陡然消失，周围的一切又成了老样子。该绿的绿，该黄的黄，该黑的黑。可我惊魂未定，气喘吁吁的，满身都淌着汗。我说没事了吴老师，没事了。

9月25日：今天继续刨地。与吴启都交流改造心得。

——所谓继续刨地暗指继续与吴启都交谈，所谓交流改造心得是指这次交谈使我知道了劳教农场妇女队的一些情况，更坚定了我对冯俐就在其间的信念。我和吴启都的交谈大致如下：

周：吴老师可以向你提一个问题吗？

吴：你说吧。

周：你在帽儿山那边好好的，咋又被判刑了呢？

吴：犯了新罪。

周：犯了啥新罪呢？

吴：这……不好说。

周：咋不好说呢？

吴：因为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管教怕我揭发他，就……

周：是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吗？

吴：是的。

周：我听说劳教农场有个妇女队。

吴：是的。

周：你爱人对你说过妇女队的情况吗？吴：说过，妇女队有个别号叫“东宫”。

周：为什么叫“东宫”？

吴：里面有六个“妃子”，妃子住的地方自然是“宫”啦，那“宫”又在农场东面，就叫了“东宫”。

周：妃子？是清廷的遗妃？她们能活到如今也是七老八十了吧？

吴：她们很年轻，都是二十上下的年龄。

周：不可思议。

吴：她们是尼泊尔王子的遗妃。

周：尼泊尔王子？

吴：尼泊尔王子到中国访问，见中国女子比他自己国家的女子美丽动人，遂产生了在中国选妃的念头，他将在宾馆、饭店、商店等所到之处相中的六个女子一一记下名单，临走将名单递交中国政府，请求中方允他纳六女为妃。

周：后来呢？

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答应王子的无理要求，王子走后，名单上的女子就被抓起来。

周：可这些女子是无辜的呀。

吴：她们是“特嫌”，被判了劳动教养。

周：不可思议。

吴：你喜欢使用不可思议这字眼。没有不可思议，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合情合理。

周：也许……可是……

吴：也没有可是。

周：吴老师我知道你很灰心……

吴：灰心这字眼用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也不合适。

周：……吴老师，你爱人说没说过“东宫”有k大的女学生？

吴：好像有。

周：说过她的名字么？

吴：没说过。

周：吴老师拜托你和你爱人见面时候问一问。

吴：好。

周：你爱人什么时候从天津回来呢？

吴：大概得过了国庆节。

周：还有半个月。

吴：你问的女学生？

周：叫冯俐。

吴：知道了。

10月1日：国庆节放假一天。上午洗衣服理发。下午睡觉。吃饭后学习。大家畅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的巨大变化。

——这是我来到清水塘农场的头一个休息日。对于一个身体极度疲劳心理极度紧张的人来说，休息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特别是能在大白天美美地睡一觉，更是人生的头等享受。到晚上学习时，人们还没有从享受的慵懒中复苏，微闭着眼听高干念人民日报社论，思想还停留在爪哇国，轮到发言时都沉默不语。高干有些恼火，板着脸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高干取代了竹川作为班长领导学习的这部分权利，管教既没任命，竹川也没有授权，大伙更没有推举，反正他成了事实上的学习班长。就是说，高干正以颇为高超的蚕食策略向竹川夺权。竹川本人倒不在意。他对班长职务本来便不热衷，现在有人替代倒省了自己许多口舌。而大伙却看到了不妙的前景：一旦班长的权利让高干完全取代，今后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大伙以消极与高干对抗。

每晚的学习就成了这样一种模式：先是高干抢先拿起报纸读，读毕又紧接着发言。接下去就是沉默。一个个像和尚打坐，屏息合眼。其实是在等待，等待真正的权威竹川发话。竹川见沉默久了，就说句：大伙说说。于是大伙就开始“说说”。一直说到散会。上述学习会的过程就像一出久演不衰的折子戏，戏中的丑角是高干。高干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国庆之夜的学习会他以为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不等竹川那句“大伙说说”出口便自己“说说”，开始了对沉默者的批判，态度和声调十分尖刻：我不理解，在今天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你们竟然无话可说。这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举国欢腾的日子，你们却沉默了，这是为什么？回答是肯定的：是立场问题，是思想问题，是世界观问题。

你们去年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你们口若悬河，振振有词，大字报满天飞，攻击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是为什么？你们是身在社会主义，心在资本主义；身在劳改农场，感情在反革命营垒，可悲啊，可悲啊！高干这一番话把大伙的眼皮都支开了，特别是那些被他指为“攻击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右派劳改犯，竟有些懵了。真的是“身在劳改农场”，心却飞到另处，飞到了一度“大字报满天飞”的地方。我回到了k大，高干的腔调一下子变成反右积极分子们的腔调。“可悲啊，可悲啊！”真的不错，知识分子可真够可悲的了，为说话进了劳改农场，进了劳改农场仍不许你沉默。你横竖都得说话。而更可悲的是一个和你一样的劳改犯站在党的立场上向你大加鞭笞而你又不能不向他屈服。于是人们开始“说说”了，众口一词地大谈建国九周年祖国的伟大变化，并举出许多例子来印证这些伟大变化。其实从个人方面举例是更有说服力的。从一介书生变成一个阶下囚，这变化能说不巨大么？我不知道别人在冠冕堂皇说着的时候心里想没想到这个问题，反正我想到了，而且记得很清楚。

10月11日：今天割豆子，又犯了怪病。

——自上次犯怪病后我一直惴惴不安，我相信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病因是不难找到的，是杀牛事件（对我而言这桩事称得上事件）给我造成的刺激。问题是犯病需有个诱因，只有找到诱因才可以避免发病。我一遍一遍回想那天和吴启都并肩刨地时自己看见了什么，我怀疑看见了田野上的一头牛。或许我的眼睛没有看到，但牛却存在着。是我的第六感观“看见”了它，因此突发怪病。割豆子快割到了地头，身旁的高冲说句操他妈说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咱种豆连豆腐都吃不到口。高冲发这样的牢骚是经常的，不足怪。却也常常发得没道理。他不该忘了自己的劳改犯身份。就像当初忘了自己的邮差身份而妄自拆他人信件那样。

我想和他说一句对应的话（要说什么忘记了），抬起头就看见他变了颜色，整个一个红人。我吓坏了，再看看四周，一切都像在一瞬间被涂上了血。一定是我的惊恐被高冲注意到，他呼到老周你咋啦？！我没回答，赶紧闭上了眼。耳边还听得高冲的声音：你是虚脱了，快找郝管教交交心吧。这时我睁开眼，见红潮褪去，一切又恢复正常了。高冲还在念咕找郝管教谈心，我不理会，只凝神望着前方田野。我试图寻觅到发病的触发物，由近而远看到的是：豆子（长在地里的及割倒在地的）、割豆子的同类、管教、持枪的警卫战士、刚长出绿芽的麦地、排着杨树的河堤、浑然一体的小村、灰色的劳教农场建筑、山坡上的点点绿丛、马鞍状的山头、蓝天……以上就是我看到的一切，也就是我所寄身的世界。这“一切”中究竟是哪一样冲击了我的神经？我百思不得其解。

10月22日：出公差为伙房收萝卜，同去的周从民违反纪律，被佟管教“绳之以法”。——出公差是美差，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到伙房干活这差就是美上加美。因为伙房是食物的集散地，总能找到可吃的东西，有时是犯人伙夫见你看见食物那副馋相于心不忍，偷着给你。有时是趁人不注意偷。当然别人偷了给你和你自己偷不一样，而自己偷了送进口中咽下肚和偷了藏起来也不一样。后者被揭发出来就要受到处罚。周从民“违反纪律”就因为犯了这个忌。萝卜地在伙房的后面，大约有一百多米距离，我们十几个公差的任务是拔萝卜运萝卜。萝卜个头长得很大，青青的很诱人。伙夫班长默许我们吃。我大吃一顿，过足了瘾。

而周从民不仅吃还想到以后也有得吃，他在拔萝卜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往地里埋。要是有所节制埋几个拉倒，也许能够得逞，可他很贪婪，一个接一个往地里埋。他这样做就走到了头，终被一个同类揭发出来。周被遣送回队。周的行为给二中队抹了黑，这是管教干部不能容忍的。佟管教怒喝一声：给我把他绳起来，先关一周禁闭。把某某“绳”起来这是佟管教独特的一种说法，按说不符合语法规范。正确无误的说法应是“用绳子把某某捆（绑、拴、吊、勒）起来”，在这里绳子是名词，捆、绑、拴、吊、勒是动词。佟管教却将名词当成动词用，对不对且不必说，反正他一句“绳起来”果真能将人“绳”之以法，不晓绳字在此处是做名词还是动词用。这次公差的结果是美差不美，周从民被关了小号，我吃多了萝卜辣得胃痛。

10月23日：吴启都的妻子和儿子来农场探视，妻子和儿子都要求他好好改造。

——我没有看见吴启都一家人相见时的场面，因此只能凭借想象。我的想象有三种情况：一是一家人相抱痛哭，泣不成声；二是夫妻相视落泪，惟有儿子扑到父亲怀里大哭，边哭边喊爸爸；三是像我记叙的那样，一家人相聚十分冷静，妻子告诫丈夫要好好改造，儿子要求父亲要重新做人，而为人父夫的则保证将老婆孩子的忠告记在心里。尽管我无从猜度实际情况究竟是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但我发现接见家人后的吴启都情绪很低沉。脸上隐约可见有泪痕（但又无法确定是相见时流的还是分手时流的）。我关注吴启都一家人的相见，不仅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之心，也是为我自己。我寄希望吴启都给我带来渴望已久的消息，冯俐的消息。直到吃晚饭时才有机会与吴启都接近。我先是询问一下探视的情况，这仅是一个过渡，紧接着我便询问“东宫”究竟有没有一个……吴启都先怔了一下，接着狠拍一下自己的脑瓜，连连道歉说：对不起，我把这件事忘了，真的对不起！我没说什么。我能够理解他的遗忘，但心里却充满着无限的惆怅与失望。

11月4日：李戍孟书写反动被揭发，又以自杀相对抗。

——刚到清水塘我就知道李戍孟不断地在书写，其状态可以用公开写作秘密收藏来概括。前者是没法子的事，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囚室里不想公开也得公开。至于所说秘密收藏其实也是猫盖屎罢了。犯人将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称为一碗一筷一铺一盖。而铺盖所占的七八十厘米面积便属于自己的领地，于是铺盖底下便是犯人暂存或藏匿东西的地方，如书籍、记事本、书信等。场方如果要对犯人进行检查，只要把褥子扯翻过来就成。李戍孟写作是公开的秘密，只要得空便写，想起他我眼前便会出现他盘腿坐铺埋头书写的一成不变的模样。写毕便将纸塞进褥子底下。对他写的内容说法不一，有的说他在写一本爱情，有的说写的是个人传记。这情况管教是掌握的，并未在意。

不知什么原因又突然警觉，趁出工时搜出手稿。收工后李戍孟发现书稿丢失，立刻向班长竹川报告，竹川又向管教报告，管教说有人检举李戍孟在写黄色，以资解闷，队部拿去正组织人检读，等有了结论再说。就在这天晚上李戍孟上吊自杀，幸被上厕所的人发现救下。从第二天开始，场部便派专人将李戍孟看管起来，等候处理。出了这件事不仅李戍孟倒霉遭殃，弄得其他人也惶惶紧张。赶紧清理自己的铺下收藏，将有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偷偷处理掉。竹川出于对我的关心劝我以后不要再写了，一不留心哪句话就犯了忌。我对他说我写的符合思想改造原则，不会有问题。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还是犯嘀咕：“大事记”要不要继续写？已写的要不要处理掉？经一番思想斗争，最后的裁定是已写成的暂时保留。不再写下去，避避风头。

11月19日：李戍孟从小号放回。书稿业已归还本人。但须从此事接受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