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鬼子悲悯三部曲》

李敬泽《人民文学》副主编

现在是2003年12月，我重读《鬼子悲悯三部曲》。此时，上千万民工正在政府的强力介入下领回他们的血汗钱；在美国，中国总理向哈佛大学的学生们发表讲演，他说：“不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他们就有可能陷于像狄更斯、德莱塞所描写的那种痛苦境地。”

而在六年多以前，一个名叫晓雷的年轻人死去，他也曾被拖欠工钱，他在与贪婪、欺诈、腐败，与不义、不公的抗争中死去。

是的，民工们的激愤与欢呼、政府首脑的政策宣示，这些画面和言语干预着我对《鬼子悲悯三部曲》的重读，我不由自主地想象中那些人物的此时此刻，晓雷如果活着，他在想什么？那个女孩子，她漂流到了什么地方？是否找到了父亲？而那个曾经陪伴孤独老人的拾垃圾的少年，他正在干什么？

鬼子的《悲悯三部曲》由三个中篇组成，《被雨淋湿的河》发表于1997年5月，《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发表于1999年6月，《瓦城上空的麦田》发表于2002年10月。作为编辑，我可能是这三篇最早的读者，而且多次重读，它们曾经拓展了我的世界观，使我得以接近和理解“遥远”的人群对我来说，他们是遥远的，远在我的生活疆界之外理解他们的生活和心灵，并且意识到那些遥远的人隐蔽而确凿地参与了我的“现实”的构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2003年的12月不得不把《鬼子悲悯三部曲》与文学之外生活的壮阔涌动联系起来，我至今记得在1997年春节前，将《被雨淋湿的河》放在负责终审的韩作荣先生桌上时战战兢兢的心情，在那时，鬼子对“现实”的“描写”是偏僻的、刺耳的、可能“越界”的，所以当老韩断定这部很好时，我真是且喜且忧。

然而现在，当你读着《鬼子悲悯三部曲》再看看电视新闻，你发现曾经刺耳的声音已经被主流的声音所容纳，它堂正地进入了这个社会的知觉结构。

这正是文学的社会力量的例证。中国的家们大多已经丧失了对这种力量的信念，他们都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都是“个人”，“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他们难以想象写作会成为一种主动性力量，影响千百万人的生活和思想。

但是，2003年12月间的“现实”不仅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漫长、执着的讲述过程的结果，声音最初是微弱的、孤单的，渐渐变得嘈切、洪亮，某些事物从公众的意识和想象的地平线上浮现，成为公众意识和想象的重要对象，孤单微弱的讲述汇集起来，最终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意识，进而改变“现实”。

狄更斯和德莱塞直接证实了这个过程，当中国总理提到他们的名字时，那些美国青年们想必能够领会问题的含义，因为这两位作家以他们的作品参与塑造了那个社会的世界观，那种被他们说出的“痛苦”已经成为基因般的记忆。

《鬼子悲悯三部曲》同样属于这个过程，鬼子以他的敏感、道义激情和刚猛的笔力参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公共空间的拓展。

但是，一个问题也同时尖锐地凸显：当和“现实”具有如此直接的对应关系时，会不会被“现实”所遗弃？简单地说，假定所有的民工今后都能公平地获得他们的劳动报酬，那么，当我们再看《被雨淋湿的河》时，我们是否仍会被晓雷的命运所激动、所震撼？

对一个家来说，这是根本的考验，其实质就是，他有没有能力在“现实”的具体议程之中提出更为超越而持久的人生问题？

重读《鬼子悲悯三部曲》，我相信鬼子能够通过考验

2002年，我曾经谈论过《瓦城上空的麦田》：

事情的起因只是人心中一点微小的麻木：孩子们忘记了今天是父亲的生日，他们谁也没有赶回去为老爹祝寿。

当然，我们都很忙，我也经常忘记我爹的生日，但我认为这不能证明我是不孝之子。但在鬼子这儿，我们就偏偏碰上了一个较真的老爷子，他大发雷霆，兴师问罪，从乡下冲到城里。故事由此极其曲折地展开，简单地说，阴差阳错，儿女们以为老爷子死了，老爷子不得不艰苦卓绝地向孩子们证明他还活着，他是他们的爹。

读这篇，你常常会觉得很“险”，它似乎完全依靠接连不断的偶然，而在任何一个环节上按说都有完全相反的可能性，只要哪个儿子或子女脑筋稍一转弯，就会骨肉相认，皆大欢喜。但鬼子执拗地、坚决地向前推进，他为全部的“偶然”提供了一种“必然”的动力，那就是遍布于生活的壁垒森严的猜忌、疏离和冷漠，我们不会转弯，我们完全被孤独的、防御的、警觉的生活逻辑所支配，儿女们躲在战壕里，目光如炬地盯着前方出现的这个老人，就像瞄准乔装改扮、前来偷袭的敌兵。

于是，父亲被逼死了，但儿女们是“无辜”的，正是这种“无辜”令人心惊，在这座城市、在任何一座城市，你和我，我们躲在钢铁的防盗门和防盗窗里，接送孩子上学，禁止孩子和陌生人说话，我们提议在公共汽车上为民工划出“专区”，我们甚至不敢把钱借给亲兄弟，我们有一万个理由选择这种生活，但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不得不接受鬼子的刁难，他一定要问：你们怎么了？你们的眼睛雪亮，但你们的心是不是瞎了？在这“危机四伏”的生活中，你们真的那么“无辜”？

最后那些问号无意中触及了使鬼子得以通过考验的基本因素：在《鬼子悲悯三部曲》中，鬼子不仅是向具体的社会现实发问，他更向人心发问，向我们必将长期面对的混乱的意义世界发问。

在这种追问中，作为家的鬼子尖锐、阴郁，于万军之中心无旁骛，直取中军大帐。

也就是说，鬼子有一种直接抓住“本质”的能力，他无意黏着于纷繁万象的具体质地，对他来说，无限复杂的事物中总有一个层次或环节是坚实的，是可以简明扼要地把握的，站在这个层次上，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发问。

这非常“险”。所谓“险”，就是命悬一线，让人提心吊胆。任何一个对当下中国人的意义世界有充分敏感的人都会意识到，像鬼子这样单刀赴会，最大的可能倒是身陷重围。

在我看来，有两种家，一种是宽的、谨慎的，这种家的本事在于化简为繁，他呈现人类生活的广博多姿、暧昧难明，他游于世界，像一个好奇的鉴赏者，目光细密，角度多端；另一种家是猛的、严苛的，他们倾向于化繁为简，他们心中横着一把刀，他们坚信这把刀将劈开一切，因此他们比前者更富判断的自信和批判的勇气。

在中国，前一种作家是珍稀动物，后一种作家为数众多，但是，我的印象是，大多数情况下，后一类人常常是虚张声势、色厉内荏，他们的刀其实斩不断我们眼前这团乱麻，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端着刀高声吆喝的姿态。

这就是鬼子的“险”处：当他掏出利刃时，当他攫取本质时，他是否能一刀致命？在众说纷纭、人头攒动的一派嘈杂中，他如何捕捉那单纯、简明、无可置疑的“真实”的声音？

鬼子的对策是在两个方向上后退：

一是，他把他的方向定在最基本的人类情感和人类价值上，定在人之为人的底线上，这是相对最少争议、相对令人信服的角度。

二是，他退回到个人，退回到个人具体的命运和境遇，他不会虚张声势地打出旗号，直接征伐庞大、无名的社会，他只是紧紧盯住“这个人”。

这种“后退”的结果就是，世界沉静下来，震惊地注视着悲剧发生。

我觉得，这两点中，前一点反映了鬼子的机敏，他在我们层层叠叠、各自言之凿凿的意义世界里寻求普遍的、不设防的薄弱环节；后一点则体现了鬼子真正的艺术本能，他知道，家无法言说万物，他只能说“此物”，这就是“艺术”，也是“诚实”。

从一个普遍的价值立场出发，又能有力地追问和擒获“此物”，广大的世界受到了真正的威胁。

但鬼子依然是“险”的，这种“险”源于一个根本困境：任何一种普遍性立场都会伤害人类生活的具体、个别、殊异，都可能删减和忽略我们意义世界里的精细复杂之处。很多具有“社会情怀”的作品，很多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家正是因此丧失了文学信誉。

意识到这种“险”，鬼子的总是充满内在的紧张和难度，他一直在绷紧神经维持平衡，他必须把普遍贯彻为具体，他得想象手里这把刀是人物命中注定的那把刀，他要让整个过程简洁、酷烈、干燥，具有本质性的力量。

所以，在鬼子的一系列中，有一个因素暗自起着根本的结构性作用，那就是宿命。在宿命或命运这个古老框架中，鬼子维持了普遍和个别的艰难平衡。

到目前为止，鬼子在他的中不断舍弃很多东西，由于舍弃，他获得了他独有的力量，也由于舍弃，他总是让人心生忧虑，到了《瓦城上空的麦田》，那几乎是孤身间行，夜探敌营，这是险象环生的行动，令人惊叹的是，他居然成功。

那么，且看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