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码头不像很多书中常写到的那样，是光溜溜青石板的，沿着河岸一排排整整齐齐逶迤而下的。这个水码头在我们大院的后门口，距离近得不肯给人一点点想像的空间，出了门槛，步下台阶，只需越过一条被菜地蚕食成裤腰带那么细的小路，再躲开一棵桑树伸过来的会勾住人头发不肯放手的顽皮枝桠，脚就站在了水码头的第一块麻石上了。

这是一块赭红色的麻石。

其实，在我十二岁之前，我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赭红”这种颜色，对于各种色彩细微分别的本领，我在成年之后才慢慢具备。我记得那时候的报纸上时不时喜欢引用毛泽东他老人家的诗词，其中的一首，开头是这么一句：“赤橙黄绿青蓝紫”。我对着报纸琢磨了很久，而后抬头，看家里的所有用具：桌子板凳、锅瓢碗筷，再把目光移向窗外，看绿树、黄花、白墙、灰瓦，最后跑出院门，看天空、大地、河流。我看来看去，不明白什么是那七种颜色中的“青色”，它跟“绿”和“蓝”又有什么区别。为此我还虚心请教了方明亮，他是我们院子里读书最多、最有学问的一个，可是他也不知道，他挠着头皮，吭哧了半天，不能肯定地回答我：“就是那种小青蛇的颜色吧？”我盘根究底地追问：“小青蛇又是什么颜色？”他翻翻眼皮，再也答不上来了。我们谁都没有见过蛇。方明亮这么回答我，依据的完全是书本知识。在我们童年的世界里，人们以朴素和简单为美，除了大自然一年四季变幻出来的原色，生活中别指望能见到五彩缤纷，所以我分不清“青色”和“绿”、“蓝”的区别情有可原。我的脑子里更不可能有“赭红”这么一个高级到了奢侈的概念。我是在成年之后的回忆中才想明白那种颜色，那种跟大地和河流明显区分开来的沉甸甸的深红，并且从汉语的辞海中小心翼翼拣出这个“赭”字。

话头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水码头上来。那块赭红色的麻石，形状像个大枕头，中间还有个凹进去的坑，就像我们早晨起床，枕头上被脑袋压出来的痕迹似的。下雨之后，凹坑里会储存着一洼水，有一天我甚至在水洼里发现了一些黑黑的蹦来蹦去的小虫子。我妈说那是蚊子的幼虫，夏天蚊虫繁衍得很快，稍不留意，一对蚊虫父母就能在人的眼皮下面生出一大堆孩子。我觉得蚊虫真够了不起的。总之，赭红色的石头是我们那个水码头的醒目标志，任何一个路人从附近走过，老远就能看见那块与众不同的色彩，他心里就会想：哦，真不错啊，水码头就在后门口，够方便的啊。他会以为我们那个大院是什么重要场所呢，其实就是个教师大院，住的都是我妈我爸这样的中学老师。

看看，又说远了。再回来。从赭红色往下，石头的大小不一，长短不齐，细想起来，颜色依次应该是灰白色，淡黄色，浅黑色，褐色中带白色条纹的，土黄色中夹着灰色麻点的……总之，它们琐琐碎碎，完全地杂乱无章，而且有的缺了角，有的一边高一边低，有的断成了两半，有的下面空着一个洞，洞里能听到细微的水流声，蛐蛐儿叫一样。人在水码头上走，很需要一点勇气和技巧，因为当你一脚踩到石头的一边时，另一边会冷不丁地翘起来，让你突然间失去平衡，站立不稳，跟着一头栽倒，顺河岸骨碌碌地滚下去，弄得头破血流，或者一身湿透，让岸上的人看笑话。所以，年纪大的人一般不到这个水码头上来洗涮东西，来的都是孩子和年轻人，他们拎着要洗的东西，踮着脚尖，蜻蜓点水般嗒嗒嗒一路冲下去，在脚下的石头来不及翘起来的时候，人已经下到了最后一阶，站在跟水面平齐的地方，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回顾岸边。

有段时间我们学校里提倡学雷锋做好事，我对水码头动了脑子，花两天功夫削了一根木棍，用砂纸打得溜滑，拴截绳子挂在河边桑树上，旁边还附张纸条：给老奶奶们下河走码头用。结果我在后窗口趴了一整天，眼睁睁地看着老奶奶们挎着洗衣篮，拐着小脚板，视而不见地从赭红色石头边走过去，不辞劳苦地赶到一百米之外的圆拱桥下，去踩那个水泥砌成的码头了。她们不理我这个碴儿，好像我的木棍是一个阴谋，木棍下面藏着害人的陷井似的。

于是我倍感失落。我一生气，从床底下掏出我弟弟小山和小水的两双脏鞋子，一路飞奔，出了院门，冲下码头，把那些七零八落的石头踩出咚咚的响声，而后在水边蹲下来，用劲地涮洗鞋底，哗哗地搅动水花，把码头附近的水面弄得一片浑黄。结果那天晚上阴差阳错得到我妈的表扬，她说我变得勤快了，眼睛里有活儿了，知道主动为她分担家务了。

挂在桑树上的木棍，当天晚上就被豁嘴婶婶毫不客气地摘走，成了她家门口菜地上的一根篱笆桩。我不服气，跟林家的小妹商量要把它偷回来，哪怕用来撑我们家的鸡窝门也好。小妹却息事宁人，劝我不要跟豁嘴婶婶对着干，她说，那人要是被惹火了，双手一拍骂起街来，妈呀，你能听得下去？那些脏话村话，羞也要把人羞死。我想了想，承认小妹是对的。真被豁嘴婶婶骂了，我可以装聋作哑，我妈可受不了，她会气得头疼，她一头疼，就要找由头骂我，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最后倒霉的还是我。

小妹跟我住一个大院，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总是全心全意为我着想。

这里既然说到了豁嘴婶婶，我想还是顺便用一点篇幅对她作个介绍。

豁嘴婶婶的家紧挨着我们的院子，我们院子是后门对着码头，豁嘴婶婶家是大门对着码头。这样说起来，她家距水码头其实比我们更近。我们院子从前是一个地主家的祠堂，高墙深屋的那种格局，门板上有斑驳的黑漆，中间一对铸铁的门环，台阶也高，一层层地走上去，就觉得很气派很轩昂。豁嘴婶婶的房子跟我们一比，就矮得够呛也小得可怜了，个头稍微大一点的男人，比如我爸爸吧，进她家的房门肯定要低头，光低头还不行，还得缩起肩膀，稍稍地侧过身子，才能勉强让身体通过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在我跟豁嘴婶婶做邻居的那些年里，我没有看见男人们从她的房门里进出过。一次也没有。豁嘴婶婶自己大概也不喜欢她的屋子，一年四季，除了睡觉和洗澡，其余的时间她都是呆在家门外，烧饭，煮菜，缝衣纳被，伺弄菜园子，骂街。下雨下雪的天，她就打一把油纸伞在河边小路上走来走去，串门或者赖在人家的房檐下望呆，活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猫。

豁嘴婶婶的个头很小，不是那种娇小玲珑的小，是精瘦干瘪的小，整个的身子都在往骨头里面缩，并且越缩越紧的那种趋势。她的头发稀稀落落，前后左右都能看见脆薄发红的头皮，在她生气骂街的时候，一根一根的筋络就在头皮下突突地跳着，盘缠在一起的小蛇似的，看上去让人心惊肉跳。她的脸盘更是小得像一张菠菜叶子，皮肤腊黄，颧骨高高地耸出来，脸颊处又干巴巴地缩进去，衬得她那张豁嘴无比巨大，瞥一眼有触目惊心之感。那嘴巴是从鼻孔处一路豁下来的，豁到下唇处，刚好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左右十分对称。嘴唇豁着也罢了，偏偏她门牙掉得也早，闭不拢的嘴巴终日敞成一个黑洞，走过她身边的时候，你几乎可以听到风从她嘴巴里呼呼灌进去的声音。有时候我就想，豁嘴婶婶其实生在北方更好，北方人天天吃面条，豁嘴婶婶的嘴巴吃面条再合适不过，嘴巴都不用张，稀溜溜地就吸进去了，就像抽水机的泵头吸水那样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