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睡得迷迷糊糊，但是我渐渐感觉到有人正在呼喊着我的名字。“约翰，约翰，快起来。”是詹妮的声音，她正在摇晃着我的身体，“约翰，我想孩子可能就要出生了。”

我用一个胳膊肘支撑起了身体，揉着眼睛。詹妮躺在床上她的那一侧，膝盖弯曲着抵到了胸部。“孩子怎么了？”

“我腹部痛得厉害，”她说道，“我躺在这儿数着阵痛的频率。我们需要给谢尔曼医生打电话。”

现在我已经完全清醒了。“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我狂热地期待着我们第二个孩子的降生——我们已经从超声波上得知，这一胎又是一个男孩。不过，这个孩子到来的时机却非常糟糕。詹妮怀孕不过才二十一周的时间，距离四十周的足月分娩差不多还剩一半的时间。在她那些孕妇书籍当中，印有一些非常清楚地显示每一周胎儿成长情况的图片。就在几天之前，我们还坐在那儿看这些书籍，仔细地研究着二十一周时胎儿的图片，对于我们的小宝宝的生长情况感到十分惊异。一个二十一周大的胎儿，只有一个手掌那么大，体重还不到一磅，它的眼睛紧闭着，手指头就像是脆弱的、小小的嫩树枝，肺部也还没有发育完全，无法从空气里吸取氧气。在二十一周的时候，一个婴儿刚刚才能够存活。在子宫外生存的可能性还很小，即便生存下来，也很有可能患上严重的长期的健康疾病。这便是为什么自然界要让一个婴儿在子宫里待上九个月之久的原因了。

“或许并没有什么的。”我说道。可是，当我快速地拨完电话号码并且听到话筒里传来“嘟嘟”的等待音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自己那“怦怦”作响的心跳声。两分钟之后，谢尔曼医生拿起了话筒，他的声音表明他显然还没有完全清醒。“这或许只是胃肠气胀，”他说道，“不过我们最好还是看一看。”他告诉我立即将詹妮带到医院里去。于是我便在房子里面手忙脚乱地收拾起来，将一些物品扔进了为她准备的旅行袋里，拿上了奶瓶和尿布袋。詹妮给她的好朋友桑迪打了电话，她刚刚做了母亲，住在距离这儿几个街区远的地方，詹妮问她我们是否可以把帕特里克寄放在那儿。现在，马利也醒了过来，他伸展着腿脚，打着呵欠，摇晃着身子。“深夜的道路旅行！”“很抱歉，马利，”当我将他带到车库里时，我告诉他说，他的脸上流露出了巨大的失望之情，“你要听话。”我将帕特里克抱出了他的婴儿床，安放进了他的婴儿车里，并没有将他弄醒，然后我们便走进了夜色之中。

在圣玛丽医院新生儿重点护理区里，护士们迅速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她们为詹妮换上了一套医院的睡衣，然后给她连接了一台监测器，以检测她宫缩的情形以及婴儿的心跳。结果发现，詹妮的宫缩频率是每六分钟一次。这绝对不是胃部气胀的症状。“你的小宝宝想出来了，”一位护士说道，“我们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孩子不要现在就急着出来。”

谢尔曼医生通过电话让护士们去检查詹妮的子宫颈是否已经开了。一位护士将一个戴有手套的手指探进了詹妮的下体，然后报告说詹妮的子宫颈只开了一公分。即使连我也知道，这种情况并不乐观。在一个正常的分娩中，子宫颈完全开到十公分的时候，母亲才可以开始用力。伴随着每一次腹部的剧痛，詹妮的身体似乎越来越接近忍受疼痛的极限了。

谢尔曼医生命令她们给詹妮静脉注射盐水点滴，并注射止痛剂。宫缩的情况好转了一些，可是，还没到两个小时，詹妮的宫缩又加剧了，于是需要第二次注射，然后是第三次。

在接下来的十二天里，詹妮只能够待在医院里接受治疗，被一排围产医师们在身上摸来捅去，并且同许多台监视仪器和静脉注射的点滴连接在一起，因此动弹不得。我向报社请了长假，扮演起了帕特里克的单亲爸爸的角色，尽我最大努力保持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正常地运作——洗衣服、喂食、做饭、清理账单、做家务、料理后院。哦，是的，还有我们家中的另一个生物。可怜的马利，他的地位甚至已经从交响乐队中的第二小提琴部陡然降得都不在乐队中了。连我也把他忽略了。他竭力维持着自己与家庭的最后联系，从来没有让我从他的视野中消失过。当我用一只胳膊搂着帕特里克在房子里面忙前忙后，用真空吸尘器打扫房间，或者在洗衣间里清洗衣物，或者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他都会忠心耿耿地跟在我的身后。我会待在厨房里，将一些脏盘子投进洗碗机里面，而马利则会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跟在我的身后，他会在厨房里转上六次圈，以便确定一个最佳位置，然后便在地板上趴下来。可是，还没等他在厨房里“定居”下来，我便又会冲向洗衣间把衣服从洗衣机里面拿出来，再投进干衣机中去。于是，他只能再次跟随着“迁居”到洗衣间里，转着圈，用爪子抓着地毯，直到将其摆弄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然后“扑通”一声倒在地板上。可是没过多久，他又得再次起身，跟着我来到客厅收拾报纸。然后，他便会再一次转圈、确定位置、趴下。如果他幸运的话，我会在这如同陀螺一般的疯狂运转中暂停一会儿，在他屁股或者背上轻快地拍打一下。

一天晚上，终于将帕特里克哄睡着之后，我一头倒在了沙发上，筋疲力尽。马利欢快地用后腿站立起来，将他的绳子拖拉玩具放在了我的膝盖上，然后仰起头，用他那双大大的褐色眼眸看着我。“哇，马利，”我说道，“我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将自己的口鼻放在了绳子玩具的下面，将其轻弹到了空中，等着我去抓住玩具，准备与我打个平局。“对不起，老伙伴，”我说道，“今晚不行。”他皱起了眉毛，竖起了脑袋。就这样突然地，他那舒服自在的每日固定的节目被撕成了碎片。他的女主人神秘地缺席了，而他的男主人则变得丧失了任何的趣味，与以往大不一样了。他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哀鸣，我能够看出他正在努力地猜想着其中的缘故。“为什么约翰不再想同我一起玩耍了呢？那天早上的散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不再有地板上的摔跤游戏了呢？而且，詹妮到底在哪里呢？她还没有让我与下一个街区的达尔马提亚狗进行跑步比赛呢，不是吗？”

对于马利来说，生活并没有彻底黯淡、凄凉。从光明的一面来说，我已经迅速地退回到了婚前那种懒散的、不修边幅的生活方式之中了。作为房子里面惟一的成年人，我被授予了诸多的权力，我暂停了已婚夫妇的家庭生活行为，并且宣布已被取缔的单身规则重新成为了这块土地上的法律。当詹妮待在医院的这段期间，我的衬衣会一连穿两次，甚至三次，衣服上粘着明显的芥菜污点；直接从硬纸盒里面倒牛奶喝；马桶座垫一直保持着竖立的状态，只有坐在上面的时候才会放下来。令马利感到分外高兴的是，我制定了一项浴室门完全打开的政策。毕竟，他和我一样也是雄性，没有什么可避讳的。这给了马利一个能够在狭窄的空间中与我亲密无间的机会。他在那儿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因为他可以从浴缸的水龙头下面饮水喝。詹妮或许会对他的这种行为惊骇不已，可是，我看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这总比他从抽水马桶里面找水喝要好得多。既然在我的单身生活里已经取消了必须将抽水马桶上的座盖盖上的政策，所以，为了避免他将口鼻潜入那具有吸引力的盛有水的瓷器池子里面，我就应该给马利提供另一个可行的选择对象。

当我在浴室里的时候，我养成了把浴缸里的水龙头稍稍拧开一点儿的习惯，这样，马利便可以舔一些清冷的淡水喝。他陶醉得浑身颤抖。他拧着脑袋，凑在水龙头下面，舔着滴落下来的水流，身后的尾巴砰砰地击在水槽上。他的口渴好像完全没有满足的限度，于是我开始相信，他前世一定是沙漠中的一头骆驼。很快我便意识到，我创造出了一个浴缸怪物；而马利也很快开始在没有我在场的情况下单独进入浴室，他站在那儿，可怜兮兮地凝视着水龙头，为了任何一滴迟迟不愿落下的水滴而舔着水龙头，用他的鼻子轻打着排水旋钮，一直到我对他的这种凄惨和饥渴的境况无法再忍受下去了，然后，我便会走进浴室，替他将水龙头拧开。突然间，他碗里的水对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吸引力。

当我正在洗澡的时候，我们沦为粗鄙状态的下一步来临了。马利猜想自己可以将脑袋钻过浴帘，这样一来，他便可以得到一股瀑布，而不再是细小的水流或者只是一连串的水滴了。我浑身涂满了肥皂泡，完全没有警惕到他那颗硕大的茶色的脑袋会突然钻进来，也没有料到他会舔冲澡的巨大水柱。“千万别告诉妈妈。”我说道。

我尽力蒙骗詹妮，让她认为我不费吹灰之力便让一切都井井有条。“哦，我们一切都好，”我告诉她说，然后转向帕特里克，我会补上一句，“是不是，小伙伴？”对于我的这句问话，他会给出自己的标准回答：“爸爸！”然后，指着天花板上的电扇喊：“扇扇！”可是，詹妮是非常有头脑的，不会轻易上当。有一天，当我带着帕特里克进行我们的每日探望时，詹妮开始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盯着我们，然后问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你都对他干了些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都对他干了些什么？”我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他很好。你看上去也不错，不是吗？”

“爸爸！扇扇！”

“他的衣服，”她说道，“究竟——”

我这时候才明白过来。帕特里克的连身衣裤出了些差错。现在我意识到，他那两条圆胖的大腿被挤压进了袖孔里，袖子太紧，所以这两条腿的血液循环肯定被切断了；衣领就像一个***一样垂挂在他的两条腿之间；往上看去，帕特里克的脑袋从分开的胯部里伸了出来，而他的胳膊则不知道迷失在这身衣裤里的什么地方了。这幅景象真是异常壮观。

“你这个呆瓜，”她说道，“你把他给上下颠倒了。”

“这只是你的看法。”我说道。

可是游戏终于结束了。詹妮开始从她的病床上通过电话对我展开了遥控指挥。几天之后，我那位甜美的、亲爱的姨妈安尼塔，一位十几岁时便从爱尔兰来到美国，现在居住在南佛罗里达州另一端的退休护士，神奇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她手里拿着行李箱，愉快地开始着手进行重建的工作。单身规则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