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和往常一样，我和妻子平静地道别，准备出门上班。

她顾不上喝第二杯早茶，而决定先把我送到家门口。她替我摆弄着衣领上抽了丝的地方（这是女人用来表现恩爱夫妻关系的常用动作），之后，她又叮嘱我说“注意别冻着了”。其实，现在这样的天气，我并不觉得寒冷。接着，她送上了一个热吻，来宣告丈夫要出门，妻子在家等他。这个吻像往常一样，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完全习以为常了，都是些老掉牙的动作和叮嘱。最后，她还用手点点我的领带夹，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她这么一点，反而把我别得端端正正的领带夹弄歪了。

我随手关上门，随后就是她“哒哒哒”拖着拖鞋往回走的声音。

再平常不过的一天了，所以我离开家时，一点也没有想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

这病来得太突然了。

近几个月来，手上的一件铁路大案几乎弄得我头昏脑胀。我整日忙碌着，终于在几天前赢了那场官司。事实上，我这样忙碌，已经好几年了。我也知道自己需要休息了，可是案件就是一件接着一件，根本空不出时间。就连沃尔尼大夫也好心地劝我要好好休息休息。沃尔尼是我的朋友，有那么一两次，他劝我说：“贝耳福特，再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垮掉的。你这样连轴转，不是神经就是大脑肯定会出问题的。你说，没有哪一个星期，报纸上不刊登有关失忆症的事或者人？那些人不是走丢了，就是忘记了自己的姓名、身份，这都是因为用脑过度，或者总是把心事压在心底的人。”

我说：“别吓唬我了，我估计，那些记者为了自己的前途，这才杜撰了那些事情。实际上，哪有那么多失忆症患者。”

沃尔尼大夫摇摇头说：“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这种病很常见的。你需要给自己换个环境，想办法调节一下。你总是在法庭、事务所、家之间转悠，是不行的。你往常唯一的消遣方式就是看法律书，这是很危险的。你不听我的建议，当事情发生了才亡羊补牢，到那时太晚了。”

“不全是你说的那样。你看，每周四晚上，我和我太太一起玩纸牌。”我为自己辩解道，“还有，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太太还会给我念她妈妈的每周一封的来信。谁说看法律书不是消遣的方式，我看连法律条文也不敢这么规定。”

那天早上，我突然想起沃尔尼大夫的话，却没怎么往心里去，因为我与往日没有什么两样，心情平静，或许比往日还好些呢。

我突然醒来，发现自己竟然躺在普通客车的狭小座位上。我已经睡了很长时间了，我感觉浑身肌肉酸疼，仿佛不能动弹一般。我挪了挪头，好让自己靠在座位的靠背上。我摇摇脑袋，转动着思想，突然问自己，我是谁？我姓什么？叫什么？我于是赶紧摸自己的口袋，希望找到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我摸遍了全身，不但没有名片、信件、收据之类的东西，而且浑身上下没有哪一处放着印有我的姓名开头字母的物件。在上衣口袋里，我找到了几张大面额钞票，我数了一下，一共三千元。

“我不可能无名无姓呀。”我努力回忆着。

车厢里的位置基本没有什么空着的。只见这些人好像都认识似的不分彼此，而且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好。这时过来一个人，他向我点头算是打了一个招呼，示意要坐到我旁边的空位子上。他坐下后，打开一张报纸。这人个很高，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浑身散发着肉桂与芦荟的香味。读完报纸，我们俩便攀谈起来，什么都聊，这种陌生人聊天的现象，在客车上很常见。我也不是完全什么都不知道了，聊这类事情一点问题都没有。

后来，我旁边的那人说：

“我敢肯定，你和我们是同行。这时候只要是从西部来的人，大多都和我们同道。还不错，集会都安排在纽约。我从来没去过东部。对了，我叫阿·皮·博尔德，是密苏里州希科里格罗夫博尔德父子公司的。”

当一个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尽管有时会感觉束手无策，可也不是完全不能应对。

现在，我仿佛是一个新生儿，要重新接受一次洗礼，还要担负起牧师和父母的双重责任。虽然我脑子目前还有些迟钝，可感觉没有失灵。我闻那人浑身药味，于是灵机一动，为自己编了一个身份。又瞥了一眼他的报纸，上面有一条非常醒目的广告，于是信口说：“我叫爱德华·平科莫，开药房的，家住堪萨斯州科纳波里斯。”

“我早就猜到你是开药铺的，”那人很肯定地说，“你右手的食指都被药柞磨出老茧了。不用说，你也是来参加药业全国代表大会的。”

“难道这些人都是医药行业的吗？”我问。

“是。这趟车是从西部出发的。这些人可都是资格很老的药剂师了，与那些卖专利药片或药粉的人完全不同。那些卖专利药片或药粉的人只知道让顾客哗啦啦往机器里投钱，从来自己不去做配方。而我们这些老药剂师要亲自过滤药，亲自配药丸，到春天的时候还会经营一点花种，可能还卖糖果和鞋。

“平科莫先生，在这次代表会上，我会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你知道，他们是欢迎大家提建议的。对吐酒石和罗谢尔盐，你肯定不陌生，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药物，一种有毒，而另一种对人体无害，但它们的标签很相似，一个是anepoar，另一个是sodepoar。大多数药房为了不把它们拿错，就想办法将两者尽量不放在一个货架上。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你想，越隔得远，人们越容易忽视它们的不同。如果并排摆放在一起，这样，不管谁去取药，都会仔细核对标签的，生怕拿错了。你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吗？”

“建议不错。”我附和着。

“好。那么在开会的时候，你一定要支持我。那些东部的老药剂师，自以为他们资格老，经过的事情也多，所以不容易说服，现在他们一定会傻眼的。”博尔德先生高兴地说。

“当然可以，假如我能起到什么作用的话，很乐意效劳，两个瓶里装的是……”

“吐酒石和罗谢尔盐。”

“应该并排放在一起，不应该分开放。”我赶紧附和道。

“还有一件事想问问你，平科莫先生。”博尔德先生说，“做药丸时，你用的是哪种赋形剂，氧化镁、碳酸盐，还是粉末状的甘草根？”

“嗯——是——氧化镁。”我答道。因为对我来说，氧化镁比其他两种东西更容易发音。

博尔德先生用一双怀疑的眼睛看了看我，说：“我用的是碳酸镁。”

过了一会儿，他把报纸递给我，指着一篇报道说：“你看，又是一个失忆症患者。我根本不信有这类事情，十有八九是编出来骗人的。有些家伙估计是活得太累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想放松一下自己，于是偷偷溜出去，说自己失去了记忆。碰见人就说不知道自己姓谁名谁，甚至连老婆孩子也不愿意认。失忆症！狗屁！难道在家里时，他们就不会失忆吗？”

我接过报纸，仔细起他给我指出的那篇报道：

六月十二日，丹佛市一位名叫埃尔文·西·贝耳福特的律师三天前离家未归。走失原因不明，现在经多方寻找，仍然不知其所踪。贝耳福特先生是一名杰出的律师，非常敬业，在当地声望很高。他接手的所有案件，都以胜诉而结束。贝耳福特先生已婚，有一处豪华的住宅，私人藏书在全州数一数二。

失踪当天，他有从银行提取大笔现金的记录。他性格温和，极其爱家，从未出现过彻夜不归的现象。他的医生分析，他的突然失踪可能与其数月来办理的一个铁路官司有关。认为他可能是因为用脑过度致使大脑皮层受到了损伤，这才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现在各方都在努力寻找其下落。

“博尔德先生，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怀疑他们的报道。”看过报道，我说，“我认为这种事很可能是真的。你想，这个人家庭幸福，事业顺利，又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如果不是失忆，怎么可能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呢？我知道确实有这样的人，他们中有的人真的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往事什么也想不起来，所以回不了家。”

博尔德先生说：“哼，不可能！这些人是太累了，想给自己放个假。现在知识普及了，失忆症在大家中间也传开了，所以这些人就以此为借口，出去逍遥一番。女人们也已经习以为常了，等老公回来后，她们会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莫名其妙地说：‘我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和博尔德闲聊着，一起打发着乘坐火车过程中的枯燥无味的时间。不过，我不同意他对失忆症患者的理论和哲学。

夜晚十点左右，列车驶进纽约车站。下车之后，我雇了一辆马车找了一家旅店。在旅馆，我用爱德华·平科莫的名字订了一个房间。不知为什么，当我使用这个名字时，一阵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油然而生，我如释重负，心中无比的喜悦。因为我像一个刚降生到人世的婴儿，两手轻松，卸掉了原来套在手上和脚上所有的有形和无形的枷锁。我赤裸裸地站在人生的起点处，但大脑里却装满了丰富的知识和人生阅历。

服务员怔怔地看了我五秒钟，因为我这个客人太奇怪，没有带一件行李。

我说：“我是来参加医药大会的。行李箱是邮寄的，还没有收到。”

我拿出一叠钞票，要他为我预订房间。

看到钱，服务员露着一颗大金牙说：“没错，本店的很多客人都是从西部来的，也都是来参加医药界代表大会的。”之后，他摇铃叫来一名服务员。

我为了装得更像些，煞有介事地说：“我们西部代表中有一个代表要向大会提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应该将吐酒石和罗谢尔盐摆在一起。”

服务员说：“男客人在三一四。”于是我被带到了三一四房间。

第二天，我为自己买了一个箱子和一大堆衣服。我从此就要开始新生活了，爱德华·平科莫就是我的身份证。我到底是谁，住在哪里，以前是干什么的，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也懒得再去想这些东西，我要享受这座濒海大都市给我带来的诸多享受。曼哈顿1属于那些适应它的人生活的城市，如果你要对抗这座城市，你就会被赶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