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读这篇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评论，我激动不已：原来，被我们视为泰山北斗的冰心老人离我竟是这么近，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于是，便由周明引见，我与为政一起前去拜望她老人家。冰心老人坐在她那朴素的客厅中的书桌后面，慈眉善目，和我们谈文学，谈艺术，谈历史，甚至深情地谈到她的父亲——曾经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的谢葆璋将军，使我从中窥察到融化在冰心生命中的浓烈的爱国之情的源头，将门虎女也是一名战士啊，只不过她手中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一支笔，为了我们的祖国从积贫积弱的历史中崛起，她从“五四”一直战斗到今天。一见如故，从此，我与年龄长我一倍的冰心老人结成忘年之交，她的道德文章成为我高山仰止的楷模。

我们认识的那一年，是冰心老人的八十八岁大寿，此后每一年的十月五日前后，只要我在北京，都要前去向她表达美好的祝愿。平常，每隔一些时日，我也去看看老人，总是觉得心中有话要对她说，并且要听听老人的声音，虽只言片语也令人振聋发聩。若是间隔得时间长了，老人便会写信来，约我们去聊天，逢年过节，我和为政寄了贺卡去，老人必亲笔还贺，有时兴之所至，还题词垂赠，诸葛亮诫子书和龚定庵诗句，都是她特别喜爱书写的内容，集龚句联浑然天成，最见老人的功力和情操，非常人所能为之，乃当代文坛的奇迹绝唱，我得以珍藏墨宝，幸莫大焉。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老人在九十一岁高龄时还将我的长篇《穆斯林的葬礼》通篇读过，并且为这本书的外文版写了序，《序》中的勉励之词鞭策着我努力读书、写作，以不负老人厚望。

一九九四年，我为创作《补天裂》赴香港深入生活，虽然有时返回北京，但来去匆匆，难以经常看望冰心老人了，而这时老人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住进北京医院，年复一年，不知何日才能出院。三年后，《补天裂》出版了。我在书中刻意塑造的主人公正是北洋水师的后代，报国无门，九死未悔，最后在抗击英国殖民者展拓香港界址的战斗中为国捐躯，这一创意的最初萌生便是源于对冰心老人对她父亲的爱国情操的一脉相承。

可是，当我怀着“还愿”的心情来向老人汇报时，她却已经不能再读书了，多么令人遗憾！老人在恍惚中记起了我是谁，以微弱的声音谈起一些往事，我不忍再搅扰她，不谈创作，只说一些祝福她早日康复的话，轻轻地按摩着她的手，她的腿，问她：“舒服吗？”老人慈祥地笑了：“舒服……”我问她想吃点儿什么，她说：“猕猴桃。”我立即到外面去买猕猴桃，等我拿着猕猴桃再回到病房，老人却又认不得我了。“冰心老师，我是霍达呀，不是刚刚来过吗？”“噢，”老人的记忆又重新恢复，拉住我的手，“霍达，霍达，好久没见了，咱们是老交情啊……”于是，一切从头开始，循环往复，仿佛她沉浸在一个长长的梦中，时而醒来，时而睡去，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再也醒不来了。我的泪水忍不住涌出来，苍天为什么这样不公平，你不该剥夺一位智者的思维啊！

如此又挨过了两个年头，岁月已经临近二十一世纪的门槛，我在心中说，对老人的女儿和女婿说，对熟悉的朋友们说，冰心老师一定能闯过这道门槛，到那时，我们将在庆祝新世纪到来的同时为这位百岁老人祝寿！

可是，天不遂人愿，仅一步之差，老人停止了她的脚步，永远地长眠了。如烟往事奔来眼底，一代宗师冰心老人音容宛在，却再也不能与我们作促膝交谈！相见时难别亦难，我想为老人说几句送别的话，但在这悲痛的时刻，思绪纷乱，百感交集，却说不出……也许，当年为政给冰心老人画像时所题的一首七律，概述了老人的一生经历，并且嵌进了老人的一些重要著作书目，可以多少表达我们的心意，谨录以献祭于老人的灵前：

一片冰心在玉壶，同龄世纪等身书。

春华春水邀明月，秋雨秋风忆鉴湖；

沧海横舟忍去国，烽烟策马认归途。

橘灯光暖怜孺子，点点乳汁记事珠。

（发表于1999年3月20日《文艺报》）

荒煤，文坛守门人

荒煤老师病重的消息传来，我的心骤然一沉，立即奔赴北京医院……

病房内外走动着焦躁的人群，从楼道里就听到如雷的鼾声。我急急走进病房，荒煤老师仰卧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只是张着嘴，发出紧急而剧烈的鼾声。其实这不是熟睡的打鼾，而是昏迷中的艰难呼吸。医生、护士以及荒煤老师的女儿好林、秘书严萍、司机小陈向我述说着他的病情，他们所说的那些医学用语我听不大懂，情急之中也听不进去，但早已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他已经不行了，只有准备后事了。我不敢相信，这位被电影界、文学界奉为师长的老人真的要离开我们了吗？我走近病床，像过去那样凑近他那听力欠佳的耳朵，大声呼唤着：“荒煤老师！荒煤老师！……”

荒煤无语。我伸手抚着他的脸，也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在无知觉状态中鼾声不止，而这艰难的呼吸一旦停止，他的生命也将随之结束了。望着他那清瘦的面容，泪水蒙住了我的双眼，如烟往事像“闪回”镜头清晰地浮现在面前……

和这位长寿老人的漫漫人生路相比，我认识他的时间不算长，但也不算短了。那是在一九八○年，欧阳山尊先生把我的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和《公子扶苏》转给荒煤，征求意见，因为荒煤和夏公是中国电影界的泰山北斗，就教于他是顺理成章的。荒煤很快便读了剧本，写了信来，约我一见。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他的府上，临近大门的一间斗室，兼做他的会客室、写作间和卧室，一家之长住“门房”，像个“守门人”。他解释说：“我耳朵聋，住在门边，有人来找，好听得见。”第一印象便是这位老人的谦逊、随和。他和我谈论剧本，主要谈历史剧《公子扶苏》，说了一些肯定和勉励的话：“你在剧本结构、人物刻画上都下了工夫的，写得也很有气势……”但更多的是流露出他的疑虑重重。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政界、思想界正在“拨乱反正”，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极“左”阴霾尚未廓清，文艺创作还处于“乍暖还寒”阶段，历史剧特别是涉及“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历史剧应该怎样写，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荒煤说，前不久某电影厂要拍摄一部有关刘邦和项羽的片子（这二位也曾被纠缠进“批儒评法”的政治运动中），就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拍这种电影，为什么？想说明什么？”荒煤曾在“文革”中饱经政治磨难，又是电影界的最高领导，不能不想得多一些，既要尽量避免政治上的麻烦，又力图探索历史题材创作的正确路数，用心可谓良苦。但我当时年轻气盛，很激动地述说自己的见解，和他“争论”，此后在彼此的书信往还中仍然“争论”不休。十年之后，荒煤在为我的一本报告文学集作序时还提到我们最初的相识，说起当年对我的指导，他认为“现在看来可笑”，其实，“可笑”的应该是我，受益的也是我，正是在这种无拘无束的交往中，我在影视创作和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从青年步入中年，也越来越敬重这位忘年之交的忠厚长者。

一九八六年夏，我的中篇《红尘》刚刚发表，正在青岛休假的荒煤就写了评论《霍达新作〈红尘〉读后感》。他说：“对反映十年动乱的作品，有些评论工作者总有无尽的忧虑。我倒希望有些评论家下下‘凡尘’，来认识一下这篇作品中一些极为平凡的人物，对他们演出的一场小小的悲剧作何了解。”荒煤很喜欢《红尘》，对其中的人物设置、性格刻画、情节推进作了细致的分析，并且表示“特别欣赏作者那么运用自如地用北京口语写景写人，揣摩人物、描绘人物心理，纯朴自然，清新可喜”，甚至说：“我简直有点惊奇，我觉得这不像是一般感情丰富的女作家的手笔，似乎有点老舍先生的神缘，但又与老舍那冷峻、辛辣的讽刺笔法有所不同。”老师的肯定和褒奖，使我确有诚惶诚恐之感，但更令我震动的是他那在这篇评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忧虑：“彻底否定‘文革’这句话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谈何容易。”“一场大地震之后即使轻微的余震，也会使人心魂不定，较之突然的风暴，蕴孕着更深的颤抖。”他以一位老共产党员、老作家的成熟、睿智和强烈的责任感，关注着中国的前途，关注着文坛的命运，“呼吁作家要努力创造站在历史经验总结的高度更全面概括‘文革’的史诗性的作品”。

出于长期领导电影工作的职业本能，荒煤非常希望《红尘》能搬上银幕，这与我的创作初衷不谋而合。他不厌其烦地亲自审阅了我修改多次的剧本，并且对拍摄厂家、导演和主要演员都作了具体设想，在他那间“门房”般的小屋里，我们谈得很兴奋，那时他完全不像“领导”了，而是真正的艺术家，对于创作——尽管这是别人的创作——充满了激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都没有实现，“可惜，在‘娱乐主体’论的大潮中成了梦想。”他后来曾感慨地说。荒煤在以往领导电影工作中曾经有过许多遗憾，一些想拍的片子没有拍成，一些已经拍成的片子不得不违心地做出“修改”，一些有意思的题材丧失了问世的机遇，对于《红尘》，他付出了很多心血，终于又是遗憾，从他那一声叹息，我深深理解这位老人那颗沉重的心。

一九八七年底，我的长篇《穆斯林的葬礼》发表，未等单行本出版，荒煤便捧着杂志读完了全书，这对于一位古稀老人来说已很劳神费力，但他读得很兴奋，说：“打开杂志能一口气看下来不能舍手，读得很流畅，被作品中的一些人物的遭遇和命运所吸引，为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忧患所感染，人物性格的特征与其内心世界逐渐生动鲜明的表现而终于留了一些难忘的印象，读后不能不引起许多思考……这确是我这两年来极少有的情况。”翌年夏天，出版社召开《穆斯林的葬礼》座谈会，荒煤恰恰因为一个重要会议而不能参加，特地写了信来。那封信其实是一篇评论，像以往一样，他对他这名学生的新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的鼓励，并且再一次以电影行家特有的语言，称赞这部作品“用平行蒙太奇，交叉地表现两代人的命运”，“结构使人感到新奇”。然而他又决不仅仅“捧场”，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作品的不足：“表现旧时代、旧社会的场景描写、生活气息、社会背景，甚至包括二次大战伦敦市的某些生活现象，都写得比较生动、细致。可是，对比起来，新中国六十年代的时代、生活背景的描绘都似乎太简略了一些。”“倘如加强这方面的描写，我觉得这部作品的现代意识会更强烈一些。”其实，六十年代正是我的学生时代，那段生活也是我最熟悉的，如中苏论战、“三年自然灾害”、“三面红旗”、“反右倾”、“突出政治”、个人崇拜……闭目如在眼前，但写起来难免心有余悸，有些已经写出来的段落又删去了。经荒煤指出，茅塞顿开，打消了思想上的“禁忌”，把删掉的又恢复起来，并且对全书作了一次全面的加工、修改，增加了七八万字，使得单行本不再留下“遗憾”。《穆斯林的葬礼》自问世以来，得到了同行和读者很多的赞誉，我当然非常感谢，而荒煤老师真诚的批评尤其令我铭记在心。

一九九一年，我的报告文学集《万家忧乐》出版，请荒煤作序。他看了书稿，说“激发了我更多的热泪，也引起我强烈的思考”。他思考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文艺既不能只强调什么‘娱乐人生’的功能，也不能强调什么脱离时代、生活和群众的‘纯文学’。”“‘文学是人学’的确是颠扑不破的规律，作家不写人，不关心人的命运，不画‘魂’，不去发掘我们民族在振兴中华的伟大创业中一颗又一颗饱经坎坷而奋斗不息的美丽的心灵，不去满腔热情地歌颂这些可贵的中国魂，他从哪里去获得和创造真正的艺术生命？！”

一年又一年，一位又一位前辈辞世而去，当我们隆重庆祝荒煤八十寿辰之后，他也日渐衰老，头发几乎全部脱落，牙齿也残缺不全。而他的头脑却仍然非常清晰，那广阔、光洁的额头中蕴含着深沉的思想，他思考着，写作着，指导着众多的晚辈，在时风时雨的征途上赶路。

一九九四年，我赴香港为创作长篇《补天裂》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行前，我去看望荒煤，他听了我的这项创作计划，很激动，也很感慨。激动的是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知难而进，敢于不远数千里前去啃这个大题目，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尽一名作家的责任；感慨的是年龄不饶人，他已经不可能出远门了，要不然真想到香港去看一看呢！我问他有什么事要在香港办，他说：“你去那么远的地方不容易，我什么也不需要，就等着看你的书了！”

一九九五年初冬，我从香港返京，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荒煤老师病重住院，并且已确诊为癌症！尽管我对现代医学技术抱有幻想，却不能不考虑荒煤的年龄，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要闯过这一关，恐怕是很难很难了！我马上赶往医院去看他，行前匆匆地炸了些“松肉”，装了一饭盒带去，老人的牙不好，也许可以吃一些？

荒煤躺在病床上，面容比过去消瘦得多了，但情绪仍然很好，他的司机小陈告诉我，老人至今仍然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他的夫人张老师和家人、工作人员都瞒着他。这使我在见到他的时候，心情更加沉重，生怕出语不慎，流露了真实病情，刺激了老人的情绪。但荒煤对此毫无觉察，仍然像过去那样，兴致勃勃地和我谈文学创作，详细询问我《补天裂》的写作进度，并且殷切嘱咐我在长篇创作中应该注意什么什么，思路极为清晰，讲得很有条理。我用医院的病例纸详细记下他的话，心里在暗暗感叹：这位不久于人世的前辈，在他生命的尾声，心中仍然装着文学这一神圣的事业，肩上仍然担着诲人不倦的使命！我怕他太劳累，也怕他发觉我的伤感情绪，便适可而止地起身告辞，劝慰他多加保重，忍着眼泪离开了病房，因为心绪烦乱，竟然忘记了带走那几页记录纸。走到楼道里，荒煤让司机小陈追上了我：“老头儿说，‘这是她写的，拿走啊！’”我接过这几张纸，热泪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

那是荒煤最后一次和我谈文学，永远难忘的一次长谈……

又是一年过去了。一九九六年冬，我再次回到北京，《补天裂》的创作已处于完稿之前的“冲刺”阶段。我闭门谢客，日夜兼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赶在香港回归之前完成创作“任务”，还因为我的背后有众多的眼睛在看着我，关心我、支持我的人们在等着这部书的问世，其中就包括我的良师益友荒煤老人，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可是，荒煤已经等不及了，在举世翘首以望的一九九七年到来之前，他就要离去了……

当我再一次来到他的病床前，任凭我含泪呼唤，荒煤毫无反应，回答我的只有那艰难的呼吸声响若雷鸣。我不能分担他的痛苦，无计挽救他的生命，也难以承受这巨大的心理折磨，盘桓许久，凄然而去。走了好远，还听到那震慑心魄的鼾声，那是伏枥老马最后的嘶鸣。我平生写过的作品大多是悲剧，在作品中极尽悲欢离合之能事，而在现实生活中却脆弱得经不起这生离死别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