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忘记一百五十多年前那场血与火的恶战，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一八四一年一月以武力强占香港。然而，曾为英国夺取香港立下汗马功劳的查尔斯？义律却并未得到表彰和晋升，当时的英国政府和相当一部分英国人仍把兴趣放在舟山群岛，认为占领香港得不偿失。他们并没有充分估计香港的价值，没有准确地预见香港未来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航运中心、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之一，因此，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对义律弃舟山而取香港颇为不满，并且认为他先斩后奏地确定清廷赔偿七百万银元的鸦片“损失”费太少了，下令将义律免职，任命亨利？璞鼎查接替义律为驻华全权使臣兼商务监督。

璞鼎查原系英属殖民地印度信德省行政长官，在那里盘踞长达三十多年，并且在入侵阿富汗时冲锋陷阵，是大英帝国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八四一年八月，璞鼎查统兵三千五百名，率战舰三十七艘，由香港北犯，攻陷厦门，十月占领定海、宁波。次年六月，璞鼎查增兵进犯吴淞口，七月打下镇江，八月直逼南京。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道光皇帝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派耆英、伊里布为全权代表，南下求和，于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停泊于长江江面的英舰“康沃利斯”号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有：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中国的海关税率由中英两国协定，英国商人在中国自由贸易，不加任何限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列强蜂拥而上，瓜分豆剖，大清帝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当时，逼迫中国接受这些蛮横条款并代表英国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便是璞鼎查。

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一艘英国军舰将耆英从虎门护送到香港，履行换约手续。这一仪式于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举行，由英国少校玛尔科姆宣读维多利亚女王的御旨，宣布香港成为英国领土，并任命璞鼎查为首任香港总督。据当时出版的文献记载，是日晚，功成名就的璞鼎查在总督官邸欢宴清使耆英，他特别兴奋，引吭高歌。而这场宴会的主宾耆英，在亲自完成将国土拱手让人这一罪恶勾当之后也显得非常“愉快”。

璞鼎查在香港任职的时间自一八四三年六月起，到一八四四年五月止，总共不到一年，而由他开创的这一块“殖民地”的历史却已经延续了一个半世纪，对于大英帝国，无疑他是“有功之臣”，维多利亚女王因此封他为“巴斯大十字最高勋爵”。在他离任之后，遥远的香港还留下了这条“砵甸乍街”，以作永久的“纪念”。然而奇怪的是，以首任港督的名字命名的这条街竟然如此小气，如此破旧，并不像他当年那么耀武扬威。

蒙蒙细雨中，我走进临街的一家小店铺，问柜台里面的老板：“请问，你知道这条街名的来历吗？”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来历？什么来历？石板街就是石板街啦！”

我说：“它还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没等我说完，老板就笑着打断了我的话：“你要买什么东西啦？”

看来，砵甸乍（璞鼎查）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位置，对于一个半世纪之前“街史”也没有什么兴趣。他甚至觉得奇怪：这个“北方仔”打听这些，要做乜嘢（粤语：干什么）？

我走出小店，撑着雨伞，踏着粗粝、泥泞、凹凸不平的路，向前走去。“砵甸乍”，一个疙疙瘩瘩的名字，就像脚下年深日久的斑驳石板。风雨之中，短短的一条小街，走得很艰难，仿佛是在走过那一个半世纪屈辱的历程。抬眼看，快走到头了！

（发表于1995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收入《你是我永远的表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

寂寥旗杆屋

旗杆屋是我在香港采访中所探寻的历史遗迹之一。这并非因为它是香港现存的最古老的西洋建筑，而是因为它在漫长的历史中的特殊用途：英国驻港三军司令部。当年，在它那高高竖立的旗杆上，飘扬着大英帝国的“米”字旗，被老香港称为“旗杆屋”。

如今，它在哪里？港岛中区摩天大楼林立，旗杆屋已经被五光十色密密麻麻的现代化高楼大厦淹没了。我向当地人打听它的所在，年轻的朋友们听到“旗杆屋”这个名字，往往不知所云。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它太古老了，已经随着逝去的历史，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然而正如历史不能被随意涂抹一样，旗杆屋和逝去的历史同在，并且至今依然还在。出于对历史的执著探究，我要一睹它的真面目。

当我找到它时，才发现它和那座高达七十二层钻石般造型的中国银行大厦近在咫尺，我来来往往中环不知多少次，却都擦肩而过。中银大厦的背后有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红棉道，和金钟道交叉，形成一个九十度的夹角，旗杆屋就在这夹角的小山坡上。现在，我已经登上了山坡，站在它的面前。这是一座坐南朝北的建筑，楼高二层，白墙黑顶，造型脱胎于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建筑师琼斯所设计的皇后别墅，那座帕拉迪奥风格建筑后来成为“样板”，从英国本土流传到它的海外殖民地，形成所谓的殖民地风格。旗杆屋和它的“样板”稍有不同的是四周增加了立柱式游廊，门窗增加了半封闭式的百叶窗帘，以适应香港远比大不列颠岛炎热的亚热带气候。

这座殖民地风格的旗杆屋，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与那不堪回首的历史连在一起……

当年，英国的鸦片快船游弋于香港一带的洋面时，向中国倾销毒品的商人们早就梦想着在这方得天独厚的水土建立他们的永久基地，一八三六年四月，英商所办的报纸《广东纪事》公开声称：“如果英国人想在中国南部扩充势力，最理想的地方就应该是香港。”一八三九年林则徐虎门销烟沉重打击了殖民主义者的嚣张气焰，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决意实施武力报复。一八四〇年六月，英国远征军十六艘战舰在总司令乔治？懿律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中国领海，进犯广州，打响了鸦片战争。侵略者在广州受到激烈的抵抗，又转攻厦门，占据定海，由此一路北犯，一直打到天津大沽口，逼迫清政府谈判议和。次年，英军攻占广州，新任驻华公使、海军少将璞鼎查又率炮艇从香港北上，攻占厦门，再陷定海，继而占领镇海、宁波，攻破长江门户吴淞口，一路西进，激战镇江，直逼南京。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强大攻势下，道光皇帝屈膝投降，派耆英、伊里布于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下关江面英舰“康沃利斯”号上签订城下之盟，将香港全岛割让给了英国，并做出巨额“赔款”，开放五口通商，而早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前，英军测量舰“琉璜号”就已经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登上香港岛西北部的水坑口，并命名该地为“占领角”；次日，英国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率领他的部下登陆，在海军和陆战队枪炮齐鸣声中升起“米”字旗，宣布正式占领这座中国岛屿，为他们的女王陛下夺得了一块崭新的远东殖民地。

殖民者的足迹刚刚踏上这片土地时，港岛北部还是一派峰峦苍翠的自然风光，港英政府凿山开路，拍卖土地，那时所谓的“维多利亚城”还没有一座永久性的建筑，靠贩卖鸦片发迹的商人捷足先登，抢在拍卖土地之前就已在中环海滨筑起石砌货仓。港英政府却突然猛省：此地与对岸九龙半岛尖端清朝官府巡检司遥遥相对，具有远远超过商业价值的军事价值，于是赶快收回这块地皮，拆除货仓，兴建了美梨兵房和三军司令部。“旗杆屋”依山傍水，占尽地利，这座仅仅两层高的楼房在当时已经十分威武煊赫。再加上紧挨在东边的金钟兵房和随后在中环与湾仔之间兴建的海军船坞“铎也”，这片居于港岛北部中心区域的土地便成为举足轻重的军事要地。

旗杆屋的建造动工于一八四四年，一八四六年落成，由当时的驻港英军司令德忌立少将首先入住。而香港总督府直至一八五五年才在上亚厘毕道落成，比三军司令部晚了九年。这个时间表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在炮舰开路的时代大英皇家军队所具有的显赫地位。早于总督府先行落成的三军司令部使占领者有了稳定的“大本营”，对于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更是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总督府和三军司令部仅一箭之遥，因而这一带又被称为“政府山”，形象地揭示了大英皇家军队作为海外扩张政策的支柱的重大意义，真正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三军司令部落成不久，它的近旁便于一八四九年建成了圣约翰大教堂，港英军人在屠杀中国人之余，还可以在此装模作样地祈祷上苍！

对香港岛的武装占领，旗杆屋这座远东三军司令部的建立，是英军由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得到的丰硕收获，也为以后的武力扩张提供了军事准备。一八五六年十月，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兼港督宝灵和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借“亚罗号事件”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领舰队突然闯入珠江，夺取炮台，进攻广州，掳走两广总督叶名琛；并纠结法军，联合北犯，次年六月攻陷大沽炮台，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一八五九年九月，英国政府又从本土增派海军，并在印度集结陆军一万人，大举侵华。一八六○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惊得魂飞魄散，仓皇逃窜，由恭亲王奕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其中一个重要条款就是将九龙半岛南端割让给英国，殖民主义者蚕食维多利亚海峡对岸土地的阴谋初步得逞。到了一八九八年，英国又以“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为理由，逼迫清政府签订拓界《专条》，强行租借九龙界限街以北的广大地区和附近众多岛屿以及深圳、大鹏两湾水域，使香港面积扩大了十倍以上，于次年以武力接管。一次次的挑战，一次次的进攻，一次次的掠夺，一次次屠杀，中国的边界步步后退，大片土地纳入了英国版图，中国人的鲜血流成了河！而这些，都化作了金光灿灿的勋章，挂在杀人、略地、夺权、劫利的英国皇家军队将士们的胸前。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香港一直是他们的作战基地，向各地派遣军队、提供给养、补充兵员，这座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旗杆屋实在“功”不可没！

自从一八四一年英国强占香港，至今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历史烟云变幻，人间世事沧桑。今日香港，历史陈迹大多已荡然无存。而藏在大厦森林夹缝之中的这座几乎伴随了香港整个“开埠”历程的三军司令部，经过多次修缮，仍留存至今，犹如插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的一把战刀，记载着侵略者的罪恶，记载着中华民族的耻辱。

一九七九年之后，中区海旁的“添马舰大厦”取代旗杆屋，成为驻港英军海军、陆军总部，空军总部则设在新界石岗空军基地，这座旗杆屋交还港府，挪作他用。被淘汰的故三军司令部门前已经没有了“米”字旗，只留下楼顶前沿一根空空的旗杆，恰应了“旗杆屋”之名，不胜寂寥落寞。

一九八三年，旗杆屋被港府辟为“茶具博物馆”。由穷兵黩武到悠然品茗，这一角色的转换，心态的转换似乎匪夷所思。但我们只要翻检一下历史的日程表，便可心领神会：正是在那一年，中、英两国开始就香港的前途进行谈判，第二年便签订了《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从此永远结束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这是时代的必然走向，殖民主义的最后归宿。自一九八八年以来，驻港英军已在逐年撤退，原在当地招聘的军人、文员、雇员陆续遣散，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为止，驻港英军将一个不剩地全部撤出香港。往日的煊赫将不复再现，勾留香港的时日已屈指可数，那么，在打道回府之前，以一杯清茶的馨香来冲淡昔日坚船利炮的硝烟，也许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

我伫立在旗杆屋前，一个半世纪的悠悠往事在眼前重现，那早已消逝了的炮舰兵马喧嚣之声又仿佛在耳畔回响，隐隐刺痛着一个远方寻访者、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我丝毫没有兴致去欣赏旗杆屋所收藏所展示的什么茶具，而要目睹的是它的本来面目，要记住的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掉的历史。

（发表于1996年6月29日《光明日报》）

水淹英勇祠

我应邓圣时老人之邀，从港岛跨海，往访屏山。

屏山只是新界的一片村庄，在香港却颇有名气，那里有整个香港行政区仅存的一座古塔聚星楼，以及上璋围、侯王庙、五桂堂、邓氏宗祠、愈乔二公祠、若虚书室、觐廷书室、洪圣宫、述卿书室等古典建筑，迤逦一公里的“屏山文物径”移步换景，吸引着中外大量游客，终年络绎不绝。一九九三年，这条文物径正式定名、向游人开放之时，港督彭定康从港岛中环总督府远道驱车而来，亲自主持开幕仪式并剪彩，为这一民间活动增添了政治色彩，似乎要给人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港英政府是如何珍视香港的文物古迹，如何尊重华人传统文化，如何热心公益，与民同乐……

然而，表面的热热闹闹却难以掩盖残酷的事实。

就在这条文物径的尽头，六百年古塔聚星楼的近旁，有一座硬山式老屋，已经十分破旧了，粉墙斑斑驳驳，门前堆满垃圾杂物，长着齐腰深的荒草，与修葺一新的聚星楼极不协调。它显然不在供人参观的“文物径”之内。出于寻访历史的好奇，我走近了这座已经废弃的三开间老屋，端详着檐下残存的木雕、壁画和花岗岩琢成的门框，门楣上浮雕着“达德公所”四个楷书大字。这房子比我脚下的地面要低很多，像是“入土半截”，显然是出于某种原因，房前的地面垫高了，老屋不能随之拔高，仍然屈居于原来的地基，便如同陷进了深坑。我探头往门内看去，不觉又吃了一惊，原来这老屋不但“入土半截”，而且还存着半截水，黑黝黝微波不起，那是一潭死水，仿佛是一座水牢，令人毛骨悚然。

紧靠“达德公所”的右侧，相连又是一座同样风格的老屋，但山墙比它低了尺许，并且幅宽也小得多，仅仅一开间。门框也是以花岗岩琢成，门楣上浮雕着三个大字：“英勇祠”。与“达德公所”一样，它里面也积了半截死水。

这两座老屋使我大惑不解：此“所”是个什么机构？此“祠”又是祭祀何人？又为什么废弃破败如此呢？

邓圣时老人以徐缓低沉的声调，回答了我的疑问，揭开了那尘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