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人才教育和培养的话题，绕不开大社会背景。倘一个社会到处可见拜官主义、拜金主义、拜计谋主义、拜不择手段的目的主义现象；一言以蔽之，倘一个社会的文化倾向是极其浮躁的，卑污的价值观腐蚀人心，而人才教育和培养的方向，却只不过是急一时之所需的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打造百依百顺的“活的工具”的教育方法，那么我很怀疑最终会收获良好的人才成果。如果“播的是跳蚤”，收获的也只能是“跳蚤”……

对技术人才也不能放弃文化要求

在国人看来，技术人才似乎可以离“人文”远一些，甚至无须人文主义熏陶。而中国的事实，也大致如此。但是，若从另一种更高的要求来说，即使爱因斯坦，在“二战”期间也要明确自己的人文立场。“二战”时候站在纳粹文化一边的科学家，在战争结束后是必须要给全世界一个说法的。因此，技术人才同样要对社会时事恪守最基本的人文判断和态度。所谓人文理念，其实说到底，是与动物界之弱肉强食法则相对立的一种理念。在动物界，大蛇吞小蛇，强壮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没有不忍一说的。而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乃因人性中会生出种种不忍来。这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为人比动物还低级的方面。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生存法则移用到人类的社会中来，叫“泛达尔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神似之处。

“人文”其实就是以更文明的文化来“化人”——化成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人，科技人才自然不能排除在外。如果允许成批的科技人才可以不恪守符合社会良知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人就会沦为一批“科技动物”。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

技术人才可以放弃文化要求吗？西方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千万不能忽视技术人才的人文教育。美国的医学院、法学院都是修完通识的本科之后，才允许申请就读。他们的本科中，特别重要的内容是人文教育。而我们的高中生可以直接学习医学、法学，绕开了必要的人文教育。实际上，医生和律师是最富人文色彩的职业。在课堂上，学生们往往不只是在讨论技术问题。举个例子说，一个病人送来了，可他的家属不在旁边，无法签字，而医生冒险抢救的成功几率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选择救还是不救？如果抢救失败，病人的家属来后，会引起很麻烦的医患纠纷。抢救或不抢救，考验并证明一个国家“人文”社会水平的高下。我们当然不应该要求每一位中国医护从业者都真的接近是天使，估计别国的医护从业者也做不到人人都接近是天使。区别也许仅仅在于：

1既有院方的明文规定，见死不救亦心安理得，并习惯成自然。

2见死不救是绝难心安理得的事，于是共同商讨实施抢救的两全之策。

而有时两难之事，正是由于人性由于良知的不麻木和能动性，得以化解，呈现了两全的希望。

所谓“人文”，无非如此“化”人而已。

在人文主义文化厚实的国度，以上希望就多。

反之，则少。甚而几近于无。

在我们中国，唯上级指示和所谓“规定”为大的现象比比皆是。往往，其大大于人命。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我是中学生的年代，哈尔滨市出现过一位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大面积烧伤的英雄人物，但是他在医院走廊躺了一个多星期得不到治疗，因为他是农民，生产队替他交不起押金。后来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下达了抢救的指示，但为时已晚。当年我们全班还集体朗颂了一首哈尔滨诗人满锐的诗来歌颂他，开头两句我至今仍记得：

少年朋友们，请看——

高高的山上有青松，

青松的枝头有雄鹰，

雄鹰展翅高飞腾，

声声鸣！

如果中国的少年们都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相比于一条人命，不论英雄人物的还是普通人的，在不至于危害另外一些人的生命的前提之下，一切似乎不可违反的规定都可视为狗屁规律；那么，往后的中国人的人心，便算是被“人文”所“化”了。

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某沿海省份某小市港口管理部门接获海上频频发至的求救电讯，三十余条渔船在仅仅三十里外遭遇台风袭击，恳求出动大船营救。而港口内，也确乎停泊着大船数只，完成营救不在话下。但，小官吏要向上级请示，得到上级批准才敢派船。因为有规定，先交钱，后出船。遇险渔民们的家属一时凑不齐那么多钱，虽冒大雨集体跪于码头也还是无济于事。因为上级的指示是——严格执行规定。其结果是，二十几名渔民遇难……

又比如，首长出行，马路戒严，提前十几分钟，延后十几分钟，每三四十分钟。若有人急于回家大小便，而家就在马路对面，让不让过？若有老人在天桥上被晒得头晕，请求下天桥到树荫下凉快一会儿，行不行？送急症病人去医院抢救的私家车允许通行一下不……

若有武警战士居然放行了，他的做法应该被理解还是应该严厉批评、处分。

若其遭遇是后种，以后谁还敢“人性化”一下。

若人人都成了不管面对什么情况，我都要做执行命令坚定不移的战士，人民大众又将作何想法？

政治是不太说这些的。

正是政治不太说的这些，人文文化要大说特说，虽会引起从政的某些人士的不满，也要在所不惜。

人文文化“化”人，正是要如此这般也往社会细节处无怨无悔地“化”去。

诚然，近十余年来，各级政府官员，对关乎人命之事，也确乎的不敢懈怠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及其它许多灾情发生后，从党中央到国务院到各级政府官员，以人民大众的生命财产为重的意识，越来越明确了。

而这正是人文文化“化”一个国家的可喜的思想成果。

但以上那种反面例子的“上级”还大有人在，“下级”也大有人在，“规定”仍将“人文”二字“规”在其外，故“人文”化人的使命，远没完成。

在大学普及人文的无奈之举

大学应是人文气氛最厚重的地方，但是，我们做得也并不好。大学课程的安排太细致了，专业分科也太繁琐，而一旦要精简课程，首先拿下的就是人文课。大学生的学业压力很重，学外语要耗尽很多时间，计算机考级也很辛苦。总之，大学生们的头脑在一天24小时内，考虑更多的是专业成绩，关心更多的是证书。若稍微再有余暇，他们只会选择放松和休息。

大学也满腹怨言：凭什么非得进了大学才开始进行普及性的人文教育？这实际上已经有点晚了。这些进入大学之前的青年，按理说应该完成了初级的普世价值观的教育，他们进入大学后，更应该提升、巩固、刷新已经接受的人文意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在高中能不能完成人文普及教育呢？不能，因为高考的压力太大。再退回到中学说，还是不能，中考压力也不小。那索性就退到小学吧，可小学里又不能胜任此项任务——小学生的心智还未成熟。

但也不能据此就推卸掉人文教育的责任。事实上，一个孩子一出生就会成长在一种文化背景中，无论是在家里、幼儿园，还是小学，他们都会迅速形成作为现代人的最初的那些普世价值观，这包括对生命的尊重。譬如说，虐待小动物也是丑恶的行为。但若仔细想一想，多少中国人小的时候，会抓蜻蜓或蝴蝶，尤其是男孩子，会把它们的脚撕扯下来，想看看没有脚的蜻蜓和没有脚的蝴蝶是怎样的。捉到一只蜜蜂，每在它的脊背刺上细细的枝条，拿在手里玩弄。那些昆虫在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种种无生命的玩具。这固然是好奇心驱使，但在西方，很少会有此类现象。当然，现在我们的国家，公园里的这种情形也已经少多了。当小孩子刚刚懵懂懂事的时候，人文教育实际上就应该开始了。西方的人文教育与我们截然不同，更是与我们的官二代、富二代的家庭截然不同。杜鲁门的外孙一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才从课本上知道他的外祖父曾经是美国总统。他回家质问他的妈妈，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讲过外祖父是总统？妈妈跟他解释，这没什么可讲的，每一个美国人，只要他对美国有一份责任感都可以去竞选总统。——权力的本质是责任，这是我们最缺乏的人文意识的解读。

人文教育更包括责任、信任、承诺等基本的价值判断。电影《闻香识女人》里面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名男高中生出身于清贫之家，就读一所重点中学，那里富家子弟很多。这个高中生在学校目睹了几位同学侮辱校长。事后，他被校方要求作为证人交代犯纪者的名字。若不说将会被开除，若说了将会被保送到耶鲁大学。这个高中生与这些同学又都有着一种友好关系，他答应过他们，那件事情对谁也不说，既不能告诉校方、老师，也不能告诉家长。他值得出卖同学以此换取自己的前途吗？这位高中生把苦恼讲述给了一位中校。后来，校方让几名同学坐在一起对质，所有的学生都坐在台下。正在这时，那位中校赶来了，他说：为什么校方不能启发犯错的同学自己承认呢？没人承认，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中学教育的失败。确实有人做了不对的事，而且不只一人，但就是没有一个学生有勇气站出来，这样的学校算什么美国一流的学校？对于校方而言，以极大的好处诱惑一个学生，无论他如何选择，要么会毁掉他的前途，要么会毁掉他的人格。以毁掉这样出色的青年作为手段，这样的教育何其失败！

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前苏联的一部电影《丑八怪》里：有两个小学生是很好的一对好朋友，其中一个是班干部，老师交给他一个任务，要密切关注他的好朋友在校外做了什么事。这位班干部发现，他的好朋友在校外吸烟，于是，立即汇报给了老师。他必须去汇报，只有去汇报，才能让那些师长认可他是好学生。汇报后，他的好朋友受到了友谊的伤害，而汇报者长大后心灵的煎熬也远不能结束。

羞辱校长、吸烟都是不好的，但即使这些明显的错误，当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承诺等恒定信念发生“力”冲击的时候，人们都要面对一个如何对待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恐怕这些全都是可以简化的，也许根本就没必要讨论，因为答案非常明确：当然要汇报！向阿姨汇报，向老师汇报，向校方汇报。因为汇报了，肯定受到表扬，而受表扬永远是值得不考虑其他的。这种思想在大学，以及大学以外的地方潜移默化地让他们接受，而这，最应该得到的是全社会的人文反思。

社会问题太多，人文不可能很快完成

信仰、承诺、友谊，这些很基本的人文价值，到底应该在哪个阶段完成？如何加强大学里的人文教育？这种问题本身就意味着一个非常功利的想法：希望找出一种方法普及人文，最好极快，最长也别超过三年五年就能见成效。事实是，人文教育肯定不能这么快地完成，这不是盖楼，也不是修路。

在西方，人文价值的普及用了200多年，我们今天即使要尽快普及的话，也至少要再用和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一样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讨论的只不过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缩短原来需要那么长时间来做的事情。当然，只能是尽量地缩短。人文教育不仅仅是学校里的事情，更是全社会的责任。当社会问题积累得太多的时候，人文教育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实施。构建和谐社会，前提是这个社会必须是一个良知社会。社会必须有一些最基本的，像铸石一样的价值观和原则来支撑住它。我们用人文的思想从小教育一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使他成为良好的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如果社会环境不配合，这个目标也是很难能实现的。“水门事件”后的尼克松最后向全体美国人道歉。他辞去总统第二次访问中国，又见到了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问尼克松，那么点儿事就把你搞下来了？由此我们会发现两个国家的价值观形成极大差别：在我们这儿是“那么点儿事”，而在美国那里——全美国的公民，从大人到孩子都感觉受到了伤害。是的，他们之所以不能原谅他们的总统，乃因总统极大地运用权力伤害了他们。

技术主义、商业主义、官僚主义——人文教育的三个敌人人文教育在当今中国，面临着技术主义、商业主义、官僚主义三个敌人。技术主义什么都要搞量化，可人文元素毕竟是最不能量化的思想元素。商业主义什么都要利益第一，而且要利益最大化，可“人文”偏偏不是以赚钱为首要目的之文化。官僚主义最瞧不起“人文”，可它们最有权力决定“人文”的文化地位。这些人文教育的敌人，哪个都很厉害，哪个都很强势。与它们比起来，“人文”是很温软、很柔弱的文化品种。尽管如此，人文思想却是人类全部文化总和中最有价值、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少了这一部分的文化，轻言是次品质的文化，重言是垃圾文化。

商业文化是什么赚钱搞什么，不惜腐蚀人的心灵。前不久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相关批评已经有了。电视台是国家公器，国家公器不体现人文文化思想是不对的。连娱乐节目也存在价值传播的问题。“我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其实是某些女孩子们真实的想法，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不是讨论而仅仅是表现，就会事与愿违。美国的商业文化也是无孔不入的。举个例子，有两个美国未成年的女孩境外贩毒，在国外被引渡回国。结果，刚一下飞机，所有的记者全都去了。许多文化公司跟她们签合同：出书的合同、拍电影的合同、专访的合同等等，这两个贩毒的女孩还没出机场，她们的身价都已经千万以上了。面对唯利是图的文化的骄横，知识分子首先会发出声音，特别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时候，知识分子就会站出来。美国的知识分子当时就纷纷站出来予以谴责了——而那些合同虽不违法，但等于作废了。西方有诸如《关于健全人格的24不》等图书，其中几条包括怎样看待金钱、怎样看待权力，而我们这里，这样的书是无人问津的，人人都觉得自己的人格很健全了。这些所谓“人格很健全”的人一听说有本书教人怎么变富，大家全都去买了，一听说有本书教人在官场上“厚黑”，也买之唯恐不及。这如何是“健全的人格”？

官僚主义更多的现象是对“人文”文化的一种不以为然。或者口头上认可，但心性漠然，或者不愿支持，不愿付出。偶然有时候也觉得那是不能或缺的，但转而一想，这还是让别人去做吧。强势的官僚主义本能地嫌恶人文文化，从政治功利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官员，人文文化往往不能成为政绩。相比而言，修了一条路，建了一处广场是那么清晰可见。娱乐文化至少还花钱营造了热闹，而人文文化却无热闹可言，故他们认为才不投入那“打水漂”的钱。原来的提法是“文艺搭台、经济唱戏”，就是这样一种非常功利的思维。文艺成了工具、台面，是种衬托，活脱脱一个打工者形象。我们还常说，下一步的社会和谐工作要把文化当做“抓手”，“抓手”是什么？就是门把手之类，随便抓一下做支撑。最近的提法是“文化软实力”，“软实力”也非常功利，去国外办一些孔子学院普及汉语，就体现实力了么？姑且认为文化是一种“力”，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体现这种“力”，如何使用这种“力”？是用这个“力”影响公民，让公民提高自己的意识，进一步监督政府把事情做好，还是用这个力来影响公民，使他们更加承认——百分之百的承认官员的权威？官僚阶层对民主的人文思想能压制就压制，恨不得再搞一次“反右”，这种文化还正常吗？现在某些人对文化知识分子还是分派别，从前是分成左派和右派，右派的命运很不好。我们现在又有了新左派和新右派。在有些人看来，新左派不可怕，毕竟他还继续崇拜着毛泽东，所以还属于“咱们”的人。而现在的被视为“新右派”的知识分子依然差不多还是当年的“右派”，只是没人能够轻易剥夺你的工作或把你发配到某个地方去。假如有人想让社会更透明一点，良知一点，民主一点，他就成了“新右派”的话；假如面对这么多分明由于不够民主而积累的社会问题还羞于谈西方的民主的话；假如大家都学聪明了，谁都不做“新右派”的话，这个国家不就没有民主的声音了吗？

全部人文文化的第一要务就是推动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民主进度，绕开这个话题来谈人文文化，来谈人才教育和培养，就是绕开了人文文化对社会的最根本的责任。顾左右而言其他。

我们所面临的情况通常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具有某一方面专长，并且极其善于封闭内心真实思想，尤其是不谈现代人文思想见解的话（非常“不幸”，现代人文思想确确实实形成于西方），又尤其是，他还总是不失时机地一再地表示对现代人文思想之不屑的话，那么他被当成人才来培养和“造就”的几率就很大很大。特别是，他还多少有些文化，善于用中国古代封建思想家们的古代人文思想的絮片为盾，批判和抵制现代人文思想的话，那么“人才”简直非他莫属了。这样的人士我是很接触过一些的，他们骨子里其实也都是相当认可现代人文文化人文思想所传承的某些最基本的价值观的，他们的表现往往是作假，但是假装所获得的好处又确实是不言而喻的。

反之，如果一个人不讳言自己是现代人文思想的信徒，那么他的“进步”命运亦相反，他很可能被视为“异类”，受到能力限制。

这是“中国人文文化恐惧症”。“化”之难也，唯其难，故当持久“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