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荣誉？光荣之名誉耳。

世上绝大多数人，出生时都是没有什么荣誉的。但极少数人是有的，如高贵的血统，古老而令人尊敬的姓氏，世袭的爵位或名分、封号。然而无论在中国抑或别国，那都是古代之事了。至近代，世人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共识——荣誉是不能世袭的。出身名门乃至皇室，除了是幸运说明不了别的。著名而卓越的政治家、科学家、文艺家和企业家们，他们所获得的任何荣誉，皆无法直接遗传给下一代。人们也许会情不自禁地羡慕他们的下一代，但却不太会因而顿起敬意。

确乎，荣誉是和敬意连在一起的。敬意是和一个人具体做了什么可敬的事连在一起的。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一个曾经广受尊敬的人物，他的下一代丝毫也分享不了他的光荣。如果谁遇到了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确凿无疑地晓得了他或她的祖父外祖父什么的是林肯，或是丘吉尔，起初多少还是会刮目相看的。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反应，敬意肯定是会有些的，但通常情况下，更多的是好奇。因为他们的先人非同寻常，我们想要了解他们的欲望更大些。但如果他们本身并不优秀，我们起初的敬意也罢，好感也罢，好奇也罢，不久便会消失殆尽。也许，还会对他们颇觉失望。

今天的英国，以及其他有王权存在的国家，依然会将贵族头衔“赐封”给在某一业界卓有成就的人——对双方，那也依然意味着是一种荣誉的授予与幸受。但贵族头衔本身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一连串的贵族头衔之总和，恐怕也抵不上一项具有权威性的专业内所授予的荣誉。故王室的赐封，一向都进行在专业荣誉授予之后。

古代的人们，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抵都是很珍惜荣誉的。又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往往视荣誉为第二生命。于男人们，倘荣誉受损，并且是被别人败坏的，那么便往往会与别人决斗。于女人们，则往往以自杀来洗刷清白，表示抗议。

但这只是古代的人们对待荣誉之态度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乃是，对于所谓荣誉，他们是看得很透，也是看得很深的。

按王安石的说法是——“古之人以名为羞，以实为慊，不务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

对于今人，王安石自是古人；对于王安石，其所言“古之人”，大约是指尧舜禹、黄帝时候的古代了。

他为什么发那样的“厚古薄今”之感慨呢？

显然是基于他那个时代沽名钓誉的人太多的原因。

在他那个时代，荣名亦分两种。一种是百姓所给的，一种是皇家出于笼络和利用之目的给的。百姓给的荣名，仅仅是荣名而已。皇家给的荣名，总是与利益实惠挂钩的。故逐名者流所“沽”所“钓”，其实也是在钩利益和实惠。

看透了这一世相，于是王安石、颜之推、骆宾王、柳永们说：“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

“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

“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

或者说得更干脆——“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最起码，要求自己“功成名遂身退”。

既然“功”有利国利民的一面，让有抱负的人士完全放弃为国为民的志向，显然也是不对的。既然“功成”而后“名遂”于是利至，那么便“身退”以避利之熏染。

此种思想，体现着一种对泛滥的逐利现象的拒绝，所以在古代的语汇中，产生了“清名”和“清流”二词。不屑仕途者，以“清流”自我要求，或曰“自标”。已入仕途者，起码还在乎其名清否。若“清”，便是获得了“清誉”。“清誉”当然也是荣誉。这一种荣誉，质地干净。估计连柳永，也还是肯要的。

放眼今天，中国也大，人口也众，荣名需求也多，故政府也授、企业也颁、各类机构也给、民间也不甘寂寞地选；报刊杂志一概传媒也乐得有热闹可以营造，可以报导，于是不遗余力推波助澜——于是，几乎年年月月地评，如同天女散花，荣名满天飞。学子也要荣名，教授也好荣名，企业家财源滚滚也觊觎名利双收，官员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忙不迭地亲抓一项项面子工程……得到的欢喜，授予的高兴，得不着的郁闷生气，于是时不时地这里那里曝出着评选丑闻……

在中国，荣名之给与受，每天要有不少人耗很多的时间，投入很大的精力；而好荣名者，遂挖空心思专执一念，走后门托关系拉选票，弄虚作假且不脸红。“潜规则”按理说应是“过街老鼠”，在中国却似乎直接就成了“规则”之一种。既然是“潜”的，应和着暗中来做就是。人人心知肚明，彼此心照不宣，乐此不疲，皆来劲也。

保自家“清名”的人是越来越少。“清名”对人有何好处？没半点好处要它作甚？

连自标“清流”的人也越来越少了。真守得住“清名”的已是凤毛麟角，根本形成不了“流”，因而就全无名节吸引力。标而后，人们必果然以“清流”要求，那将活得多么的拘谨，岂不是犯傻吗？连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往往也被当成荣誉来给，来受，并不计较是否真的有那份替人民大众鼓与呼的参政议政责任感。

不消说，中国必是世界上最大的荣名集散场。

然若按人口比例来说，中国创新型人才是少的，真有品质的创新产品也并不多。

因太多的人都宁肯荒了专业，去逐荣名了。

忙是，歌星影星们，忙得倒还实在些。因为功夫毕竟还得用在专业上，而不是专业以外的别的方面……

2009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