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已告诉我们，这是内容关于良心的书。所谓良心，无非便指良好的心地。

与“心”结构而成的词颇多，然我尤对“心地”二字一向肃然。“心地”是特别中国化的词，较有文学意味。在民间，每说“心肠”。民间评论某人心地善良，道是“心肠软”。反之，曰“心肠歹毒”。

善与不善，归究于心，我们早已习惯这一古老逻辑；但是与肠扯到一起，细思忖之，似乎总觉勉强。

然民间话语，其恰当必有独到之处；一个“软”字，极贴切。“心一软”，无非指人性之恻隐耳。

地生百千万物，“心地”一词，表意宏大。善、美之物，由地生之。丑、恶之物，亦由地匿。大地的一种现象是，凡那美、善之物，往往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活动隐蔽，也断不至出没于阴暗、潮湿、腐败、肮脏之隅。几乎只有丑恶之物才那样；如蛇、鼠、蚊、蟑螂、蛆、毒蘑及一切对生命有害的菌……

“心地”诚如大地；美善的与丑恶的两类心态并存。故古今中外之文化、宗教，发挥一切积极的影响作用，为使人类总体上是有良心的。人类有无良心，决定每一个活得像人还是像兽。有无良心的前提是有无良知。良知其实便是一些人作为人应该秉持的良好的道理、道德。于是，有良知者有良心，有良心者，“心地”充满阳光，美好似花园。这样的一个人，即使平凡，也是可敬的。即使贫穷，也有愉快。文化和宗教对人“心地”的积极影响，体现着人类对自身的关爱，也可以说是救赎。宗教之原罪思想并不是将原罪强加于人的思想，而是提醒人“心地”是需要清扫的。正如病理学家告诉我们；人体内天生潜伏着各种癌细胞，但只要我们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癌症的发作是可以被避免的。

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无论这一派或那一派，也都是关注良心问题的。甚至，将良心问题上升得很高，曰“天良”。对于恶人的最概括的指斥，便是“丧尽天良”。良知在古代，又被归纳为我们都知道的仁、义、礼、智、信。而这五个字，其实便是“厚德载物”之“德”的基本内容。

然而到了近代，一辈辈的中国人看分明了——天下只不过是皇家的天下；“德”在统治阶级那里，只不过成了“礼”的代词。而“礼”，又只不过是他们延续统治的一种术。他们对百姓，不讲仁，不讲义，也不讲信；而只讲“智”，企图以他们的“智”永远地愚民。于是良知被疑，本应成为社会共识的良心，反之变成某些不甘良心泯灭的人士的自我要求。当一个社会这样了，讲良心的声音似乎便是不合时宜的声音了，讲良心的人就孤独了。

“五四”运动，无非要达成两件事——一曰改革国体；二曰开启民智。前者为使国家成为公民的国家，后者为使社会重构起新一种“德”取向。然条件不成熟，志士流血，文人失望，事倍功半。

军阀割据，狼烟四起，“城头变换大王旗”。哀鸿遍野不是宣讲良心的时候，生存是第一位的。

至“九·一八”，日寇猖獗，国将不国，抗战遂成国人第一良心。勇者御敌，才不至于全中国人都沦为亡国奴。其它良心，不得不往后摆摆。故当时宣传抗日的学生，振臂高呼之语中每有这么一句——“有良心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们要……”

到了1949年以后，似乎终于可以讲讲良心问题。发展到后来也不能，为了巩固和维护阶级的专政，于是批判文化中的人性论，将人道主义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连人性也不许讲了，连人道主义也视为有害无益的主义了，那么“良知”、“良心”这一类词，便只有从中国人的词典中被剔除了……

“文革”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无须赘述。

八十年代，文化和文学，显然也又要重构社会的良知价值取向。然知识者们伤痕犹疼，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并未完成那一初衷。

九十年代中国迈入了商业的时代，于是大讲“优胜劣汰”，信奉起金钱万能，胜者通吃来。我认为，将商场规律泛化向全社会，实际上是“泛达尔文主义”至上，这才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现在，我面对的这一本书，开宗明义地讲良知问题，我觉得，无论讲得怎样，终究是有些必要的。故我愿为这样的一本书作序。

这书中举了一桩桩违背良知之事，有些事当初我便从报上读到过。然今日读来，心灵仍受冲击。

我在此讲两件有良知的事吧，算是对此书内容的补充：

许多人都知道的，费孝通先生是潘光旦先生的学生，费先生一向极为尊敬潘先生。“文革”期间，潘先生一家被逐出原址，居一小屋，摆不下床，全家铺席睡在水泥地上，潘先生由而关节病愈重，何况他自幼还残疾了一腿。那时费先生也早已成为“右派”，与潘先生为邻。他心痛他的老师，亲手为老师织毛袜子。某夜潘先生腹痛难忍，费先生家中又没有任何药，只得将老师拥抱怀中。而潘先生，就在学生的怀中咽了最后一口气……

费孝通先生，即使在疯狂的暴力盛行的年代，内心良知之烛不灭也。

傅雷先生夫妇不堪***，双双吸煤气死后，无人认领的骨灰，三日后将被处理，也就是当垃圾扔掉。有位上海的江姓女士，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市民，然读过傅先生的书，心存敬意。是以前往火葬场，极力争取，要得傅雷夫妇的骨灰，冒险予以保藏。她因为同情傅雷夫妇的言论，自己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文革”结束，傅雷二子自国外归，从江女士处得父母骨灰，极欲给予物质报答。江女士坚拒之，最后仅答应接受一张傅聪专场音乐会的门票。甫一结束，悄然而去，从此遁出傅氏兄弟的视域。

良知几重？它像灵魂一样，无秤可称……

然而，若人世间全无了良知，那样的人世，又究竟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我想，本书两位作者的意图，也正是要表达这么一种意思吧？

2009年6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