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

著名作家张宝瑞的“文革”手抄本《一只绣花鞋》在2000年10月问世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震撼了文坛和民间，从而掀起了一系列文革手抄本的出版热和影视改编热。他在自己创作的文革手抄本的基础上整理的长篇，就像一株株珍贵神奇的异草纷纭展示在世人眼前。这些手抄本故事的产生和繁衍，手抄本的辗转流传，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众所周知，“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文坛萧条寂寞，但是中国人不满于在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而且鱼龙混杂。手抄本文学现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因为它诞生于“文革”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

民间传说也是文学创作的来源之一，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在山东淄博家乡的柳泉旁，设一个茶摊儿，邀请路人，从他们肚子里掏故事；某一日《聊斋志异》呱呱坠地。《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水浒传》等文学著作中的许多故事早已在民间流传了若干年。我的朋友张宝瑞是当时“老三届”的毕业生，20世纪60年代末期正在北京铁合金厂当炉前工，他的文学天赋很高，而且口才极佳，为了驱散工作的劳累与单调，调动工友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上夜班，防止大家犯困打盹儿，工余便给工人们讲这些故事，并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茫茫文坛夜，敢为天下先。这种勇气与精神是民族进步的动力，是险恶的社会环境与精神贫瘠之中的人们的精神食粮，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伟大！这些手抄本朴实、生动，真实，基本保持了原始的面貌，非常珍贵，正式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填补了中国文学史“文革”十年断代史的一些重要空白。以前翻阅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中的“文革”时期文学状况，似乎总是八个样板戏、浩然的长篇《艳阳天》、《金光大道》以及天安门诗歌等，总感到有一种擦肩而过的感觉。这世间，许多东西都可以没有，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是不朽的！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尽管发生两次废佛焚卷事件，但是隋末的有志僧人静琬在北京京西石经山毅然发起石刻佛经运动，历经隋唐辽金元明一千余年，经数万僧人的磨砺，终于完成石刻大佛经，成为世界佛教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北京石经山云居寺也被誉为“北京的敦煌”。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烟雨骊山君子仇，咸阳四百六十丘”，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司马迁忍受宫刑，著出了辉煌的《史记》。李白可以不被唐玄宗重用，但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诗人！

“文革”十年是中华文明史上空前的灾难时期，极“左”路线使优秀文化备受摧残，百花凋零，但是在民间却涌动着一汪温暖的潺潺小溪，似报春花缀满的小溪，尽管是涓涓溪流，却充溢着蓬勃的生命力！

“文革”期间出现的口头文学、手抄本现象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据初步统计，目前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有300多种，一些同样主题的手抄本又有多种版本。由于各种原因，作者匿名，传抄者或用信纸，或用日记本，或在煤油灯下，或在课堂传抄，有的辗转传抄上百万人。这些手抄本在乡村、城市、工厂、部队，在山西、陕西插队知青部落，在内蒙古大草原的蒙古包里，在北大荒的黑土地，在云南西双版纳的橡胶园，讲述、传抄；在陕北高原的窑洞里，油灯闪耀，人影晃动，讲述人绘声绘色地讲着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在东北大兴安岭的篝火旁，远处狼嚎凄厉，知青们正在听讲《林强海峡》；在首钢冶炼炉前，工人们正在听讲《梅花党案件》、《一只绣花鞋》，我特工人员龙飞与风姿绰约的梅花党女特务白薇曲折的经历。

应当说，这种“文革”手抄本熏陶了一代人，在手抄本文学的土壤里成长起一批优秀作家，如张宝瑞、刘心武、梁晓声、王朔、刘震云、史铁生、甘铁生、柯云路、叶辛、郑义、孔捷生、北岛、舒婷等。

“文革”中的手抄本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反特侦破题材，悬疑性强，有的具有一定的恐怖色彩。如张宝瑞的《梅花党》系列、《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龙飞三下江南》、《金三角之谜》、《粉红色的脚》等，还有其他作者的《林强海峡》、《一缕金黄色的头发》、《远东之花》、《302号房间的秘密》；日本《第108尊美女塑像》等。第二类是反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第三类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如北岛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张新蚕的《红卫兵日记》、其他作者的《九级浪》、《塔里的女人》等。第四类是神话、志怪、武侠等题材，如张宝瑞的《落花梦》等。第五类是不健康的作品，如《少女的心》、《曼娜回忆录》等，描写表哥表妹的初恋性体验，当时对青少年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文革”手抄本就文学表现形式而言，也有剧本、散文、日记、诗歌等，如北岛、食指、杨炼、芒克、顾城等人的朦胧诗，《白洋淀诗选》、张宝瑞的《恩来之歌》、童怀周主编的《天安门诗抄》等；剧本有《国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邹容》等。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伟大的时代同时又造就伟大的作品，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文革”手抄本出版伊始，正像21世纪曙光初露一样，但愿能给跋涉过那样一种文化沙漠的人们，带来一种难以割舍的怀旧情绪；使人们在历史的废墟之中奋起；也给当代青年一些知识，把这些有价值的作品奉献于光天化日之下，诚然是一件善事，因为只要你诚心实意地拥抱太阳，太阳就会给你光和热！

历史是一首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

历史是一艘航船，装载着现代人神奇和美好的回忆，驶向遥远的未来。

积极健康向上的口头文学的手抄本也应载入中国文学史，著名作家张宝瑞和他的手抄本经典著作也不能例外。（完）

序二神来泼墨任翱翔——张宝瑞文革手抄本序言

柳刚

我和张宝瑞先生相识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神交已有40年。当时，我母亲和他父亲在北京汽车制造厂财务科工作。家住得很近，由于兴趣相投，逐渐从近邻成为好友。他创作的《一只绣花鞋》、《落花梦》、《咏史七律诗102首》、《墨海淘沙》等著作，我都过手稿。1974年，我把他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邹容》送给亲戚唐平铸先生修改指教。（唐平铸早年留学日本，1936年回国投身革命，建国后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和人民日报总编辑。）下面简单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谈一点感悟。

一、手抄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恩格斯曾经深刻阐明：一个历史时代离开我们越久远，我们对它的认识就越清晰。今天，八〇、九〇后的年轻人，尽情地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对于“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黑暗年代没有亲身经历，他们只能从历史书中去了解这场浩劫。但是，对于我们这批年过花甲的幸存者，那一段悲惨痛苦的噩梦，已在心灵深处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我不得不重启那扇沉重的记忆闸门……

1、建国以来日益加剧的文化专制主义，扼杀了作家的创作自由。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和哲学家胡适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55年，把作家丁玲、陈企霞打成“反党小集团”。作家胡风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判刑入狱，殃及六千多人。1957年，虽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但却实行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把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占当时五百五十万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酿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前人民共和国总理朱镕基、作家王蒙、刘绍棠、从维熙、张贤亮、高晓声等一大批民族精英被摧残，失去人身权利和创作自由，蒙受多年的冤屈。

1962年8月，长篇《刘志丹》被诬陷为“利用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作家、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被撤职，开除党籍，劳动改造多年。审稿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职，下放到洛阳工厂。殃及了6万多人，迫害至死6千多人。1978年中组部“平反决定”称之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做出错误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组织了对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怒潮》等的大批判。1965年，派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大批判，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中国人民自此进入长达十年的苦难深渊。

2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作家队伍和文学遭受灭顶之灾。

1966年4月，林彪和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同年5月发布的《五·一六通知》号召：“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号召打倒刘少奇主席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把党、国家和人民推进了史无前例的大浩劫。阴谋家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大搞现代“造神”运动，竭力鼓吹“四个伟大”。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封建迷信的愚昧的狂潮泛滥成灾。公检法被砸烂，党纪国法被践踏。一大批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元帅等被迫害致死。许多卓越的文学家、艺术家吴晗、邓拓、傅雷、田家英、老舍、田汉、孙维世、上官云珠、罗广斌（《红岩》作者）等被惨无人道的从肉体上消灭！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斥为“封资修毒草”，遭受批判禁止。全国人民只能看八个“样板戏”和《金光大道》。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传统的东方百花园，变成了满目凄凉的文化荒漠。

江青、张春桥一伙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恩来）公的恶浪，对身患癌症的周总理进行恶毒的影射攻击，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天怨！叶剑英元帅1978年底披露，“十年浩劫”殃及一亿人，非正常死亡两千多万人。

3、手抄文学的产生是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抗争和呐喊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东方古国，创造了无数的文学经典作品。在广阔无垠的文艺星海中，闪烁着永不熄灭的灿烂明星。从《诗经》、屈原《离骚》的诞生，到唐诗、宋词、元曲，《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名著流传至今，享誉世界。文坛巨匠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为世人所敬仰。“文化大革命”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使“走资派”、“反革命”、“臭老九”的帽子满天飞，亿万群众生活在恐怖窒息的气氛中。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不可能被割断和泯灭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对文学作品的精神需求和渴望，就像压在石板下的幼芽，遇到合适的气候总会萌发。一批“地下工作”的文学青年应运而生，他们采取讲故事，互相传抄的形式民间文学。在初步统计流传的三百多种手抄本文学作品中，张宝瑞创作的《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落花梦》、张扬创作的《第二次握手》、北岛的《波动》等流传较广。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不幸与世长辞，举国哀痛。清明节前后，在南京、西安等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数百万人民群众以诗歌、挽联、漫画、杂文、血书为武器，深切缅怀敬爱的周总理，向万恶的江青、张春桥之流掷出投枪匕首，借古喻今声讨和揭露他们的丑恶面目。成千上万的诗词作者是普通的工人、学生和干部，其中一首七言诗确切地反映出“地下文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

伟大的1976年四·五爱国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后，“文字狱”遍于国中，到处追查围剿“反革命诗词”。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78年春天，《天安门诗抄》这朵文学史上的奇葩终于出版问世，闪烁着永恒的光辉！天安门诗歌产生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价值，不仅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文学智慧和胆识，而且拉开了新时期文学复苏的序幕。

二、张宝瑞文革手抄本诞生的艰难历程

作家张宝瑞1952年8月23日出生在北京，童年和少年时期居住在东城区喜鹊胡同10号大院，自幼聪慧好学，天赋极高，在母亲的潜移默化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少年时代已经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名著，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还拜访过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其芳先生。宝瑞所生活的喜鹊胡同10号院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住着十几个人家。抗战期间，一对年轻日本夫妇被杀，成为凶宅。特殊的环境气氛曾经使宝瑞产生过幻觉，这也激发了创作灵感。10号大院西临一处西洋式建筑很神秘，主体是一幢二层小洋楼，有地下室；院内有花园，生长着古槐树和秋海棠，开花时飘来淡淡的幽香。这就成为他后来创作《一只绣花鞋》时，描写的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原型建筑。喜鹊胡同10号大院以及周围的一些建筑使他萌生了丰富的想象，后来都体现在创作的一系列关于梅花党的故事里。